闫桂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协调发展水平直接关乎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塑造。协调发展并非要素的简单堆砌，而是各子系统在动态平衡中形成的有机整体，必须聚焦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产业互动的枢纽性、区域均衡的战略性三大维度，实现数字经济的高质量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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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要素高效协同配置

优化要素配置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其关键是技术、人才、新型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的深度协同与高效适配。然而，当前要素配置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芯片、核心工业软件、基础算法对外依存度高，前沿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薄弱；二是人才供需结构性错配，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高校培养体系滞后于产业需求；三是基础设施统筹不足，5G、工业互联网等存在重复建设与资源闲置，国家级规划与统一标准缺位，传统设施智能化改造滞后。

解决上述问题，亟须构建高效适配的要素保障体系。一是深化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围绕高端制造、智能装备、先进材料、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的创新联合体，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开展协同攻关，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二是加强高端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储备。推动高校学科重构，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学科，推广新工科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实施数字英才集聚工程，优化引才育才用才机制。三是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强国家级统筹规划，加大对落后地区投入，提升覆盖广度深度，建立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促进互联互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交通、能源等传统设施智能化改造，增强数字经济基础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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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数实融合互动

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动能在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形成的强大正反馈循环。数字产业化为产业数字化提供技术支撑与普惠服务，产业数字化则为数字产业化开辟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唯有“两化”深度融合、协同并进，方能释放最大乘数效应。

当前，数实融合仍面临一些突出梗阻：一是供需结构性错配。技术方通用方案难以匹配传统产业个性化场景化需求，需求方认知、能力、意愿参差不齐，有效需求不足。二是跨界协同机制匮乏。缺乏高效、权威、常态化的沟通对接平台，技术方与产业方信息不对称严重，共性技术服务供给不足，尤其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撑薄弱。三是支撑生态体系薄弱。关键领域标准不健全不统一，阻碍互联互通与数据价值释放，产业链融合创新关键环节存在短板。

推动数实深度融合，必须着力打造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一是深化场景驱动与技术适配。建立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图谱与技术供给目录并动态更新，实施赋能示范计划，鼓励组建由数字科技企业、实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构成的联合体，开展定制化方案攻关。二是构建多层次协同平台网络。升级国家工业互联网平台枢纽体系，在重点产业集群建设区域性、行业级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三是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关键标准，推动数据互通。依托工业互联网、供应链大数据等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信息互联、技术共享和智能协同，鼓励龙头企业构建开放式数字化平台，带动中小企业融入智能制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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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区域均衡是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体现。东部先进地区要充分发挥创新策源与高端引领辐射功能，中西部后发地区要主动开放应用市场，借力借势谋求跨越发展。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关键在于打破行政壁垒，畅通区域循环，实现要素赋能与市场反哺的良性互动。

当前，区域协调面临严峻挑战。一是要素虹吸效应加剧分化，东部持续吸引中西部优质人才、资本、数据，导致欠发达地区陷入要素流失与发展滞后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二是地方本位主义导致碎片化发展，部分规划侧重本地短期政绩，引发重复建设与同质竞争，地方保护主义设置隐性壁垒，阻碍要素跨区域流动，缺乏统一标准规范，使区域间基础设施和系统互联互通困难。三是区域协作机制效能不强，东西部协作多停留在项目资金援助层面，技术转移、知识共享、产业协同、市场共建等深层次合作不足，缺乏可持续利益联结与分享机制，导致发达地区内生动力欠缺。

构建高效协同的数字经济区域发展新机制势在必行。一是强化国家统筹与区域协作。实施差异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完善跨区域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区域间数字GDP核算与利益分享机制。二是深化区域协作模式创新。鼓励先进城市、领军企业到后发地区建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试验区，共建高水平数字产业承接地，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人才交流、技术转移、平台共建。三是激发后发地区数字经济内生动力。支持后发地区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打造特色数字产业集群。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和重大数字基建项目、重点技术应用推广倾斜力度，引导国家重大数字基建项目、试点示范工程向中西部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