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钱、开公司、挂名领薪？官员家属涉受贿的高危行为与罪名分析

在近年来职务犯罪（尤其是行受贿案件）的查办实践中，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不仅聚焦于公职人员本身的违纪违法事实，其家庭成员的行为也常被纳入调查视野。许多家属在面对亲人被留置的突发状况时，往往因焦虑、侥幸心理或法律认知不足，无意中实施了可能触犯刑法的行为，最终从案件 “关联人” 变为 “涉案人”，面临刑事追责。本文结合司法实践，系统梳理家属需警惕的高危行为及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为相关风险防范提供参考。

一、受贿罪共犯：切勿成为受贿行为的 “协同者”

受贿罪共犯的认定核心在于 “共同故意” 与 “共同行为”，即家属需对受贿行为存在主观认知，并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此类情形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且常因 “家庭关联” 被忽视风险。

典型风险行为

1. 参与共谋与分工：与公职人员明确商议收受他人财物的方式、时间或金额，甚至主动承担 “出面收钱”“保管赃款赃物” 等角色，形成 “一人用权、家属收钱” 的配合模式。例如，家属在家中接收行贿人送予的现金、购物卡，事后告知公职人员并共同规划资金用途。

2. 主动教唆或怂恿：通过言语劝说、利益诱惑甚至情感胁迫等方式，促使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并收受财物。比如，家属以 “改善家庭经济”“为子女储备资源” 为由，反复劝说公职人员接受请托人的好处。

3. 促成受贿交易：在行贿人与公职人员之间充当 “桥梁”，传递请托事项、沟通利益条件，甚至主动向行贿人暗示 “可通过家属联系公职人员”，直接推动受贿行为达成。

4. 以公职人员名义索贿：未经公职人员明确同意，但以 “领导配偶 / 子女” 身份向请托人索要财物，承诺 “能让领导帮忙办事”，事后将财物据为己有或与公职人员共享，且公职人员知晓后未及时退还或上交。

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受贿罪的构成需满足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的要件。而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家属若与公职人员形成共同故意、实施共同行为，即符合受贿罪共犯的认定标准，需承担与公职人员同等的刑事责任。

二、洗钱罪：警惕 “清洗” 赃款的刑事风险

洗钱罪的核心是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且行为人需明知资金来源于贪污、受贿等上游犯罪。部分家属误以为 “只要不直接收钱，用自己账户走账没关系”，实则已触碰刑事红线。

典型风险行为

1. 提供账户转移赃款：明知资金是公职人员受贿所得，仍将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宝或微信账户提供给公职人员，用于接收、中转赃款，或协助将资金拆分至多个账户，规避监管。例如，将单笔 50 万元赃款分多次转入父母、子女的账户，再逐步提取现金。

2. 通过资产交易 “洗白” 赃款：以受贿资金购买房产、车辆、奢侈品、股票或理财产品，并将资产登记在自己或他人名下，掩盖资金的非法来源。比如，用赃款全款购买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谎称 “是父母赠与的购房款”。

3. 虚构交易掩盖真相：与公职人员或行贿人串通，签订虚假的 “借款协议”“买卖合同”“劳务合同” 等，将赃款伪装成 “借款”“货款” 或 “劳务报酬”。例如，家属与行贿人签订虚假的 “装修合同”，实则未提供任何装修服务，仅通过合同走账收受赃款。

4. 长期使用赃款且不申报：明知家庭日常开支（如子女留学费用、高档消费）来源于受贿资金，仍长期使用且未向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主动说明，情节严重的可被认定为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明确规定，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等行为的，构成洗钱罪，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避免成为赃款赃物的 “隐匿者”

此罪与洗钱罪的核心区别在于 “上游犯罪范围” 和 “行为方式侧重”——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包括特定重罪，且更侧重 “通过金融手段掩盖资金性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上游犯罪涵盖所有犯罪，行为方式更侧重 “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等直接处置赃款赃物的行为。家属常因 “帮亲人‘藏东西’是家务事” 的误区触犯此罪。

典型风险行为

1. 窝藏或隐瞒赃款赃物：明知是公职人员受贿所得的现金、金条、珠宝等财物，仍将其藏匿于亲戚家中、出租屋或隐秘场所，甚至编造 “是祖传物品”“朋友寄存” 等理由掩盖真实来源。

2. 协助转移赃物至境外：受公职人员指使，将赃款兑换成外币，或通过 “蚂蚁搬家” 式携带、地下钱庄等方式转移至境外账户，或购买境外房产、奢侈品，将赃物转移至境外亲属名下。

3. 变卖或使用赃物：未经司法机关允许，擅自将受贿所得的车辆、房产、字画等赃物出售给他人，或自行使用、挥霍，导致赃物无法追回。例如，将受贿所得的豪车低价转卖给朋友，所得款项用于个人消费。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包庇罪：切勿阻碍司法调查的 “帮凶”

包庇罪的核心是 “帮助犯罪的人逃避刑事追究”，家属常因 “护短” 心理，实施销毁证据、提供虚假证言等行为，殊不知已从 “情感支持” 变为 “违法包庇”。

典型风险行为

1. 提供虚假证言：在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调查时，故意隐瞒公职人员的受贿事实，或编造虚假情节掩盖真相。例如，明明知道公职人员曾收受某行贿人的财物，却谎称 “从未见过此人”“不清楚相关情况”。

2. 协助逃匿：在公职人员察觉可能被调查后，为其提供藏匿场所（如亲戚家、民宿）、资金或交通工具，帮助其逃避抓捕。例如，为公职人员购买长途汽车票、火车票，让其暂避至外地朋友家中。

3. 销毁或伪造证据：明知是与受贿案件相关的证据（如银行流水、聊天记录、收礼清单），仍擅自删除、撕毁、烧毁，或伪造虚假证据（如补签 “借款协议”）误导调查方向。例如，删除公职人员与行贿人之间讨论 “好处费” 的微信聊天记录，或烧毁记载受贿金额的笔记本。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构成包庇罪，最高可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五、其他关联罪名：警惕 “单独作案” 或 “利用影响力” 的风险

除上述常见罪名外，家属还可能因 “利用公职人员影响力谋利”“为亲友非法牟利” 等行为触犯其他罪名，此类情形常因 “未直接参与受贿” 被忽视，但仍需承担刑事责任。

1.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此罪的核心是 “利用公职人员的职务影响力单独谋利”，即家属无需与公职人员形成共谋，只要利用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财物，即可构成犯罪。

典型风险行为

• 以 “领导配偶 / 子女” 身份主动向请托人索要财物，承诺 “能通过领导的关系帮你办事”，但未告知公职人员，事后自行收受财物。

• 公职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请托人的财物，通过公职人员的同事、下属等 “间接关系”，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项目审批、职务晋升）。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最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此罪需满足 “利用公职人员职务便利”“为亲友经营活动提供非法便利”“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三个要件，家属常作为 “亲友利益的直接受益者” 卷入案件。

典型风险行为

• 利用公职人员的职务便利，将其所在单位的盈利业务（如工程承包、物资采购）优先交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友经营，从中获取利益。

• 协助亲友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公职人员所在单位销售商品，或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从单位采购商品，导致国家财产损失。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友非法牟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此罪，最高可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六、职务犯罪案件家属的风险防范建议

面对亲人被留置的情况，家属的首要原则是 “保持理性、遵守法律”，避免因不当行为扩大风险。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 审慎对待经济行为：不使用、不处置来源不明的资金或财物，不提供个人账户协助转移资金，不通过虚构交易、购买资产等方式 “处理” 可疑财产。若发现家庭财产存在异常，应及时向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说明情况。

2. 配合调查但不隐瞒：接到调查通知时，应如实陈述所知事实，不编造虚假证言、不隐瞒关键信息。若对某些情况记忆不清，可如实说明 “记不清”，切勿为 “帮亲人” 而刻意隐瞒或撒谎。

3.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一旦察觉自身可能涉及案件，或对行为的合法性存疑，应第一时间咨询专业刑事律师，在律师指导下配合调查，避免因法律认知不足而触犯刑法。

结语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家属的行为不仅关系到自身的法律安全，也可能影响案件的调查方向与最终处理结果。从司法实践来看，家属最易触犯的罪名依次为受贿罪共犯、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包庇罪，其核心诱因多为 “主观明知 + 主动参与 / 协助”。因此，家属需明确：法律不因 “家庭关系” 而豁免责任，唯有坚守法律底线、主动规避风险，才能避免从 “案件关联人” 沦为 “刑事被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