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病重期间，医院遭福贵人批判，结果如何？福贵人凭什么得善终

1966年，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历史动荡时期，李玉琴因曾经做过“末代皇帝”溥仪的福贵人，也受到了影响。

李玉琴当时已与溥仪离婚近十年，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新家庭，还生了一个儿子。可因为溥仪之前写的一部书《我的前半生》被拿出来做“大毒草”毒打，李玉琴也受到了牵连。李玉琴在这本书里出现的篇幅并不多，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她被戴上“皇亲”帽子终是必然。

李玉琴

拿《我的前半生》作文章者，是当时宫里的一个孤儿，他有个堂弟在“勤务班”被打死了，因此一直记恨溥仪等。文革时期，他自然要设法报仇。

李玉琴想不到自己也会因此受牵连，她迫切想要摘掉“皇亲”帽子，怎么摘？读过书的她善于思考，她很快想到了策略：上北京找溥仪，让他写材料把自己和她的关系撇清。

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李玉琴的这种想法一出来，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便表示不支持。爱新觉罗家族的人，绝大多数都对溥仪很恭顺，有什么事，自然也是为他考虑更多。站在溥仪的角度，他们甚至都不能理解李玉琴为何在溥仪坐牢时，狠心抛弃了他，还是以法院起诉的方式与他离婚。

如此，他们自然并不支持李玉琴要赴京找溥仪的想法。他们发现，李玉琴居然还赞同对这本书的批判，这让他们无法理解。

赴京前，李玉琴找到了溥仪的弟弟溥杰，他和哥哥一样，都比较温润。可一听说李玉琴要赴京找哥哥，溥杰就比较坚决，他说：

“大哥病得很重，希望能够得到体谅。大哥自己现在也在批判自己的书，几千块的稿费都上缴了，他仅靠自己的工资过着很朴素的生活。”

李玉琴似乎并不关心溥仪病没病，她坚决要求赴京，并表示：

“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让溥仪写个证明，省得我家背着‘皇亲’的包袱，抬不起头来。”

溥杰听这话，觉得李玉琴也不会太为难大哥，于是便态度缓和了些道：“这应该，这应该。”

见溥杰态度缓和，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也赶紧热情的拉住她的手。过去在伪满洲的皇宫里，她与身为福贵人的李玉琴关系一直不错，如今再见面，自然也是有些高兴的。嵯峨浩提出留她在家里吃饭，并问她有何困难。

溥杰夫妇

李玉琴是个实在人，听到这儿，忙说：想借一个临时装东西的家伙。嵯峨浩慷慨地送了一只旧人造革旅行袋给她，见她穿得太少，又赶忙送了她一件薄毛衣。嵯峨浩见她会抽烟，又送了烟卷等等。

这之后，李玉琴又多次来到了溥杰家中，每次两口子都热情待她，并送些东西。

李玉琴心里明镜一样：他们当然不仅仅是顾及往日情分，更多的，是希望她对他们的大哥溥仪能手下留情。

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说到底也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荣辱靠的是溥仪，他们对溥仪极其尊崇，不管他在外面如何，只要回到爱新觉罗家族，他仍是最受尊崇的那一个，绝对的中心。

如今，溥仪有难，就是他们有难，他们如何能不上心。

溥杰认为如今病重的哥哥经不起任何折腾，所以希望李玉琴此次赴京，能看在他们的面子上，对哥哥手下留情。

1967年1月下旬，李玉琴正式提出找溥仪面谈。而此时，溥仪已经由肾癌引发尿毒症，正住在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里。

李玉琴赴京前，特地和溥杰说了一声，并请他去传话。这里，李玉琴是手下留情了：她不想让自己去找溥仪成为“突然袭击”，有人通传，不至于刺激太大。

李玉琴走时，带上了自己的大嫂杜晓娟一起。进入溥仪的高干病房后，李玉琴看到了病床上的溥仪，他明显衰老了很多，脸也浮肿了。一见到这样的溥仪，李玉琴的心就软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当溥仪勉强从病床上下来，并试图和李玉琴握手时，却遭到了拒绝。溥仪此时意识到：如今的李玉琴，早已不是昔日的李玉琴。

他们的对话颇有点像是记者去做采访，李玉琴迫切想要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皇亲”。溥仪笑着给她解释了皇亲的概念，并明确表示：“只有皇后婉容才算是皇亲，一来人是皇后，二来娘家地位够。”

溥仪晚年

随着对话的深入，双方的语气都开始变得强硬起来，李玉琴显然开始进入角色了。一直陪在溥仪身边的妻子李淑贤站出来帮衬了，她甚至从源头质问李玉琴“你是谁”，李玉琴的回答是：“我是代表东北人民来同溥仪算账的。”

李玉琴情绪越来越大，期间，还呵斥不愿意回答自己问题的李淑贤：“请你出去。”李淑贤也不是吃素的，她打定了心思要护着溥仪，结果却是将李玉琴激怒。杜晓娟也参与进来，场面开始变得混乱。

溥仪很为难，这时护士也来劝解，他们劝李淑贤暂时回避。李淑贤走后，溥仪先是代妻子向李玉琴道歉，气氛缓和后，李玉琴说明了要他写材料的来意。溥仪有犹豫，他扶了扶眼镜，说想“考虑考虑。”

李玉琴还要求溥仪将自己以前寄给他的信和孩子照片还她，理由是“以免别人造谣”。

李玉琴一家三口

杜晓娟提醒溥仪“材料非写不可”，因为这段历史使很多人都受到了牵连 。溥仪讲到了实际困难，说：“我有病啊，握笔都困难。”

见溥仪的确没有办法握笔，她们才决定离开。

当晚，溥仪难过极了，他没想到曾经与他恩爱有加，且为他守节7年的贵人，如今竟为了摘帽子来批判他，逼着他写材料。虽然握笔困难，但他也禁不住提笔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他写道：

“为让我写一文件，替她澄清问题，说明她入伪官后如何受压迫，如强迫她在‘二十一条’上签名，表示服从并在佛前焚烧，又对他父母家属规定“六条”限制办法，等等。”

离开溥仪病房的李玉琴和杜晓娟也不痛快，不过她们的不痛快，更多来源于“问题能否解决”。赴京前，因为“皇亲”帽子，杜晓娟属于停薪离岗，没有收入，李玉琴一人负担他们的开销，这太重了。

李玉琴还惦记家里的孩子，想来想去，李玉琴觉得，还是必须自己再次出面找溥仪“算账”，以解决问题。

1967年2月7日，李玉琴和杜晓娟再次来到了溥仪的医院。这一次，李玉琴做了充分的准备，她给溥仪罗列了14个问题，包括“你给李育勤（李玉琴）订‘二十一条’出于什么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他们再度前往溥仪的医院时，溥仪在医院的医疗待遇已经降格，他被安排进了大病房，和其他患者、随员混住。

李玉琴一行五人赶到溥仪病房时，溥杰也在。没错，这次，李玉琴还是事先通知了溥杰。

因为是大病房，李玉琴一出现，立马来了一堆观众。李玉琴这次也比前一次更加来势汹汹，她一面把准备好的书面材料交给溥杰，一面对溥仪说：“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你回答，要书面回答，写不写随你便！”接着杜晓娟高声宣读“最高指示”，然后以会议主持人的架势说：“现在开始批判，控诉溥仪！”

这一下，本病房和外病房的人都过来旁听了。

李玉琴控诉了自己从入宫到如今的种种遭遇，也提到了溥仪在东北犯下的罪行等。当然，也讲到了那顶“皇亲”帽子给自己一家带来的歧视和迫害。说到辛酸事，她还忍不住要流泪。特别激动时，她竟指着溥仪说：“你如果不老实，就把你带到东北人民面前说说去！”

李玉琴说完，杜晓娟又跟着控诉。

批判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溥仪全程低着头，心情非常沉重。批斗会开完，李玉琴心里也难过，自己那么一通批判下去，心里多少对溥仪是有愧的，人一有愧就容易想起对方的好来。她想起，自己曾和他在宫中的恩爱生活，想起自己为他守节的种种，想起他坐牢自己去探望他的种种，想起即便离了婚，两人也经常有书信往来……

李玉琴没有恨过溥仪，说实话，绝大多数与溥仪共处过的人，都对他很不起来，他真的改过了，而且，他以前毕竟是皇帝啊……

李玉琴中年

批判会后的第二天，溥杰打电话给相关部门汇报了溥仪受批判的情况，请求指示。得到的指示是：让他帮助哥哥执笔写出关于李玉琴和家属的历史情况材料。

当天下午，溥杰得知相关部门不再支持李玉琴，溥杰顿时就不想写材料了。然而，溥仪却站出来说：不论外界如何变化，“仍照既定方针”实事求是地为李玉琴写证明材料。显然，溥仪念旧情。或许，溥仪也理解李玉琴，知道情势所迫，她也是无计可施。

溥仪病中手写，表明“仍照既定方针”实事求是地为李玉琴写证明材料

2月9日到11日，溥杰在家中起草证明材料。2月12日，溥仪、溥杰和李淑贤一起在病房逐句修改证明材料，改好后，又交给溥杰缮写。

李玉琴终究拿到了那份证明材料，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份证明并不是护身符，有了它之后，她在政治上仍然没改变受歧视和挨整的处境。因为，她的丈夫被打成了“反革命”。

好在，与丈夫关了一段时间的牛棚，并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后，仅仅一个多月，丈夫的“反革命”帽子就被摘了，他们的生活恢复如常。

那场批判仅仅8个月后，即1967年10月17日，溥仪就病逝了，享年62岁。

对于溥仪之死，李玉琴很淡然，她认为：自己和溥仪的那段恩怨，早已随着那张证明材料扯清了。溥仪死后，她更加全身心投入了自己的生活。

李玉琴一家三口

晚年的李玉琴写了回忆宫中往事的书，包括《我的宫中生活》《坎坷三十年》等，她的经历还被改编为多部影视作品。80年代，她将自己手中的文物捐赠给了国家。

2001年，年73岁的李玉琴病逝。她去世后，长春息园名人苑为她设立黑色主体纪念墓雕，象征其曲折人生。

李玉琴是溥仪众多妃嫔里头（除李淑贤外），唯一得了善终者。若要问为何仅仅她能得善终，答案可能是因为：她太过拎得清。她在最合适的时机坚决与溥仪离婚，并去追寻自己的新生活，又合时宜地随大势批判溥仪，接着又将文物捐赠给了相关部门……

李玉琴将“审时度势”诠释到了极致，如此，她又怎会不得善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