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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心
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
本章接续前章,继续讲述“诚”之美德。正如二十章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中庸》将“诚”奉为“天之道”,而人对“诚”的不懈追求则是“人之道”。也就是说,“诚”是上天(造物者)的属性,被赋予了造物者形象和样式的人,理所当然地要反映出造物者“诚”之属性,将其作为人生标杆。
“唯天下至诚”是一个理想人格所当具备的,因其是上天所赋予人的。然而,在现实中因着私欲、罪愆的污染,人们难以活出这一美满生命。因先天的善端被现实的罪愆所掩盖,需要后天的努力才能恢复起初所被赋予的“至诚”本性。“其次致曲”,就是人们朝着这一标杆前进的行动,是被罪愆污染之人重获圣洁的过程。朱熹注曰:“致,推致也。曲,一偏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致曲”就是专注于某一具体方面,如一事、一德,从细微处践行善道。从另一角度而言,“致曲”也可以理解为笃信某一信仰,藉以达成(恢复)起初天命之性。
“曲能有诚”,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致曲”所获得的结果。而“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则是这一结果的检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是否有“诚”,并非自我感觉,乃是“凭果子认树”,需要活出与其相称的生命,即具体的善之行动。
儒家反对“空谈心性”,主张道德实践需落地于具体事功。孔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从“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等具体场景切入,在反复自省中巩固诚意,便是“致曲”的生动体现。明代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亦与“曲能有诚”一脉相承,知善不行,非真“知”;行而无诚,非真“行”。雅各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至诚”非空谈的口号,理论知识必须实践在行动中,从细微处入手,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重新获得“至诚”之天性,即使不用刻意伪装,也能够自然地流露出美善的品德,这就是“诚则形”。这种从生命本真中自然流露的美德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或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或淡化,反而会愈加成熟、明显,让人清晰感知其真诚本质,此为“形则著”。显著的诚德进一步升华,会焕发出光明磊落的精神气象,就如放在灯台上的灯,不仅照亮自身,更能感召他人,这就是“著则明”。
这种光明的气象具有感染力,能触动他人的内心,引发他人对“诚”的向往与共鸣,“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即“明则动”。内心被触动后,他人会主动修正自身行为,发生向善的改变,实现品德的提升,也就是“动则变”。持续的改变最终达成彻底的转化,使人融入善道,实现人格的完善,甚至影响社会风气,此为“变则化”。
从“诚则形”到“动则变”,展现了“诚”的传导性与影响力。诚意的外化并非孤立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套“内心—行为—品德—气象—他人”的传导链条。东汉名臣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传》)的言行,正是“诚则形”的体现;这种真诚磊落的品德,化作“慎独”的精神气象,千百年来触动无数士人,促使他们在利益诱惑前坚守节操。可见,“诚”的力量并非来自外在强制,而是源于内心真诚的自然流露,其感染力远胜于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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