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种孤独》：我们都是“战斗中的小人物”

《十一种孤独》是短篇小说集，十一个故事讲述“孤独”。

孤独，莫过于作者理查德•耶茨（Richard Yates，1926—1992），他被《泰晤士报》称为“被遗忘的最优秀的美国作家”。“酗酒、抽烟、疾病、贫穷、潦倒、怀才不遇，生前未曾大红大紫，死后迅速被人遗忘，他的一生正合了文人常有的命运。”

▲ 书本封面。

耶茨忠实记录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主流生活，首部长篇小说《革命之路》1962年出版，一炮而红，2008年还被改编成电影（电影很好看，推荐一下）。借电影东风，他的作品再次引起关注，但已经与他无关了。

▲ 《革命之路》电影阵容强大，莱昂纳多与凯特再度合作。

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耶茨的文字简朴直白，写普通人的生活、失落、绝望。他认为小说与“思想”无关，在采访中提到：“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

也许因为他的书总是认真“揭伤疤”，太过写实，他的书从来不是畅销书，没有一本书的精装本销量超过12000册。

他生前倍受褒扬，但作品从不畅销，他没因写作而富裕，生命的最后光阴在极其简陋的小房间里凄清写作，穷困潦倒。

耶茨的童年生活激荡，三岁父母离婚，他经历大萧条时代，没有读大学，“二战”参军不幸染上肺炎，退役后回到纽约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醉心于写作。写作没干出大成就，婚姻也破灭了，1959年他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妻子。

耶茨在媒体工作过，去好莱坞写过剧本、在大学教过课，为了生存替人代笔……他孤独过着简陋的生活，从未停止写作，但酗酒、抽烟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由于肺结核，他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也没戒烟、戒酒，还因精神崩溃进过几次精神病院，仿佛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他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有人形容耶茨的小说就像“冰冷的旅行”，他近乎白描，展示人物的失意和失算。你可以从他的故事里认出他的影子，但他不愿为人物增添喜剧色彩和圆满结局。他知道屈辱很可怕，但无奈生活还在继续，面对最坏的结局也绝不逃避。

十一个故事之中，我最喜欢其中两个都和写作有关，挑出来说说。

▲ 年轻时的理查德•耶茨（1926—1992）

钣金工的“新闻理想”

在《与鲨鱼搏斗》里，大家在报刊《劳工领袖》工作，谁也没当一回事。

形式上，它是本厚厚的双周刊小报，印刷质量低劣，页张很容易从你手中散落，却很难再按顺序把它们理好；方针上，它自称为“忠于工会运动精神的独立报纸”，可它真正的定位却是为工会头头们办的一种行业期刊，反正头头们从工会经费中出钱订阅，他们肯定是倾向于去容忍而并非真想或是需要这份报纸给予他们任何些许的支持。

编辑部人员流动十分频繁，很多人想找份更好的工作而来，但索贝尔不是。他原来是钣金工，放弃了一份几乎是《劳工领袖》的两倍薪金的工作来应聘。

▲ 钣金工（网图，图文无关）。

“人们觉得你只能在以下二者中居其一：要么你是条鲨鱼，要么你只得躺在那里，任鲨鱼活生生地把你吃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我，我是那种会走出去，与鲨鱼搏斗的人。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不是疯了？好吧。”
“等等，”我说。我试着解释，我压根不反对他为社会正义斗争，如果他脑子里有这种想法的话；只是我觉得《劳工领袖》可能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他的事业之处。

索贝尔自称写过九本书，但从未出版，因为他的书“说的全是真相”。在报社里，他用心追求“理想”，努力学习写作。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
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

索贝尔热爱他的工作，和其他同事的状态完全不同。

▲ 《革命之路》电影剧照（2008年）

二月，执行主编芬尼要他写专栏，主要负责收集信息、简单组织一下，写这个专栏没有署名也没有加钱。

索贝尔认为机会来了，他直接和老板叫板，要开他署名的专栏，“努力洞察人性本质之谜”。

他们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老板直接炒了索贝尔。

芬尼等不及要告诉我们里面发生的故事，他急切而小声地说：“那家伙疯了！他对克拉姆说，‘要么你接受这个专栏，要么我辞职’——就是那样说的。克拉姆只是看着他，说道，‘辞职？给我滚出去，你给炒掉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说别的吗？”

▲ 《革命之路》电影剧照（2008年）

出租车司机的“小说梦”

在《建筑工人》里，耶茨写了作家代笔的故事。

作家也要吃饭，代笔多是生活所迫。故事开头他还调侃：“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

一天，鲍勃看到报纸上的一则广告，伯纳德找“枪手”代笔写故事。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呢，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
“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他从壁橱里拿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它们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
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能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伯纳德告诉鲍勃他的计划。

这是他的建议：他用这些卡片给我提供思路；我则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当然，除了每篇故事付钱之外，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

伯纳德展示了他的二十五美元支票，鲍勃答应了。

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了，有些作家混得比这差多了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

▲ 《革命之路》电影剧照（2008年）

伯纳德对鲍勃的测试是先写一篇他在出租车挽救一个婚姻的故事，卡片是这样写的：

（在帕克大道）有钱人和妻子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女士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鲍勃就像建房子一样，把故事编出来。

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个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大的、方正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是那种老是说“伙计们”的人。

果然，伯纳德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他给了鲍勃五元现金，还说之前说好是五篇二十五美元。鲍勃不禁自嘲，怎么可能一个出租车司机给得起一篇二十五美元的价格呢？

之后，他们合作了一段时间，经历过一些不愉快就没联系了。

▲ 《革命之路》电影剧照（2008年）

鲍勃换了几份工作后生活逐渐好转，又蠢蠢欲动了，他雄心勃勃想写一部小说。

一天，他忽然接到伯纳德的电话。伯纳德说找到一个“连环漫画艺术家”，那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但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鲍勃拒绝了伯纳德。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压根就不是让我帮他写东西。他只是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漫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 老年的理查德•耶茨（1926—1992）

《卫报》评论：“耶茨是一位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自然地继承了海明威朴实无华的风格以及卡佛的极简约主义。然而，耶茨给我们的不只是这些，他的作品有一种透明感。这种透明源于菲茨杰拉德，这位他心目中伟大的文学英雄。”

《十一种孤独》写的都是美国五六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主角都是生活不如意的“局外人”，都有想进入却总是被拒绝的世界。他们屡屡受创，内心充满迷惘和苦闷。他们的处境令人沮丧，和成功总是失之交臂，但是，他们都是“战斗中的小人物”。命运不曾改变，他们朝着既定路轨来到绝路，停在那里。

耶茨的笔下没有奇思妙想，没有诡异离奇，有的只是如实描写、不嘲讽、不粉饰，没有幸运，没有巧合，没有“理解万岁”、“合作愉快”，人生充满宿命，失败本来就远比成功普遍。

耶茨曾说：“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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