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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民国大师:他抢救古籍于战火,还撑起台北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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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文脉,比它的命脉还要重要。”这句话放在今天,听起来像是一句充满仪式感的口号,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是某些人拼上性命去践行的信仰。1937年,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危在旦夕,许多人忙着逃难,而有一个人却逆行而上,带着一批珍贵的古籍,硬是从战火中抢了出来。
这批书,后来成了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根基,也成了中国文化命脉的一部分。
这个人叫蒋复璁,一个在历史书里少有人提起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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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呢?
要说蒋复璁的故事,得从他出生的那个书香门第说起。1898年,他出生在浙江海宁,家里不是普通的富裕,而是那种“既有钱又有文化”的名门望族。
从小就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儒家经典不离手,后来考进北大哲学系,学的也是最顶尖的学问。
但真正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是1920年,他的堂叔蒋百里给他介绍了一份图书馆的兼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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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只是想挣点零花钱,没想到一头扎进图书馆的世界,就再也没出来。
他从北平图书馆的编纂做起,天天和成千上万本书打交道,整理分类,研究目录,硬是把中国传统书籍的分类体系摸了个透。1929年,他写了一篇论文,专门研究中文图书的分类问题,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图书馆学研究。
后来,他去了德国柏林大学深造,顺便在普鲁士邦立图书馆实习,见识到了真正现代化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
回国后,他就赶上了一件大事——国民政府要在南京重建国立中央图书馆,而他,成了这个图书馆的总负责人。
图书馆这东西,在今天看起来是件很普通的事,但在当时的中国,可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传统的藏书,多半是私人收藏,或者皇家秘藏,普通人根本没机会接触。
蒋复璁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宣布:中央图书馆向公众开放,让书籍真正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
但这只是个开始。
真正的挑战在于,中国的图书馆体系几乎是从零开始,既没有成型的管理制度,也没有现代化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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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复璁一边筹建馆舍,一边整理古籍,还想尽办法出版珍贵书籍。
他盯上了《四库全书》,决定挑选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出版。
这不仅是学术界的一大壮举,更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但就在这时,战争爆发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成了日军的进攻目标。
眼看中央图书馆的馆藏随时可能毁于战火,蒋复璁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些书抢救出去。
于是,他带着一队人马,把能搬的书全都装上船,沿着长江一路向西撤离。
一路上日军轰炸不断,船只几次险些被击中,但他们仍然坚持前行,最终抵达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并不好过,战时物资紧缺,图书馆的经费更是少得可怜,但蒋复璁依然坚持整理书籍,并在后方建立了多个地方图书馆,让文化的火种在战火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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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还想办法从海外收购中国古籍,把那些流落异乡的文化遗产带回国内。
等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成了中国图书馆界的传奇人物。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台湾,蒋复璁随之去了台北。
他不只是个人过去了,还带走了一批珍贵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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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书成了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基础,也成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延续。
但这还不是他的最后一项事业。
随着故宫文物随国民政府迁台,如何安置这些国宝成了一个大问题。1965年,以北京故宫为蓝本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落成,而蒋复璁成为了第一任院长。
他深知,博物馆不只是展览的地方,更是研究的中心。
因此,他推动台北故宫建立学术体系,整理馆藏,出版研究成果,还创办了学术期刊,让这里成为真正的文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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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和书打交道。
无论是战火中的抢救,还是台湾的重建,他都把文化的延续视为自己的使命。
但讽刺的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图书馆学和博物馆学上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今天却很少有人记得。
有人说,历史是不公平的,它会遗忘那些没有站在聚光灯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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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说,真正的贡献,不在于被多少人记住,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改变了世界。
蒋复璁的名字或许被遗忘了,但他守护的那些书,那些文物,那些文化的根,却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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