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后，民国吉林地方政府要员分为反日和亲日两派

人生漫漫，所有的人难免遇到个人与集体之间利益权衡。而此时，民族大义恐怕是最高准则和终极标尺。个人理想、利益若与民族命运相悖，便如无源之水。唯有以民族大义为先，将个人选择融入民族复兴洪流，生命才具厚重价值，个人理想方能真正实现。反之即便留名，也无非遭人唾弃的反面丑类。一如九一八事变前，民国吉林地方政府中的一众要员，在选择投降附逆与否之际，因信仰追求不同，即产生了泾渭分明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前，民国吉林地方政府为“两套班子”：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和吉林省政府，即所谓军、省两府，当时，张作相担任副司令兼省政府主席。副司令长官公署的参谋长是熙洽，秘书长王宝善，两个秘书是张燕卿和荣孟枚，吉林军械厂厂长是毛锐阶。省政府主要官员包括顾问魁升；秘书长潘鹗年；委员诚允；民政厅长章启槐；财政厅长荣厚；建设厅长孙其昌；农矿厅长马德恩；教育厅长王世选；省警务处长王之佑；永衡官银钱号总办刘钧；驻哈特派员钟毓等。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作相因其父过世，赴锦州办丧，当时吉林省军政事务主要由熙洽代理。根据抗日将领冯占海回忆：9月21日，熙洽召集省城各厅、处、科主要负责人开会，声称不日约多门师团长到吉林市，和平交涉吉省的中日事件。虽未明确表态投降，但其降敌心思已显而易见。熙洽的提议当即遭到与会的省府委员诚允反驳：“约日军到吉林市交涉，那是引狼入室，非常危险。”

非但诚允，抗日派人物潘鹗年也不同意熙洽的提议（吉林伪组织成立后，潘曾送熙菊花两盆，并写诗两首，讽劝其不要变节，熙颇为不满）。王世选、章启槐、马德恩、王之佑等人也认为日本人狼子野心，此次进犯长春有更大的图谋（王世选《我与张作相的接触》记载这次会议发生在9月22日，应有误），苦劝熙洽多加考虑。面对众人的反对，熙洽置之不理。建设厅长孙其昌、吉海铁路总办李铭书、前第十五师参谋长郭恩霖等10余名亲日派更是积极附和熙洽“日军打不得，和平交涉为上策”的谬论。由于两派人物意见相左，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在这次会后，随着熙洽投降日寇的想法已图穷匕见，与会吉林省要员们在民族大义前，各自取舍，随之分为抗日和亲日两派。诚允在会后即前往哈尔滨，后辗转流亡关内。其余反对熙洽意见的政府要员或离开吉林，或辞官赋闲，当然也有一些人最终堕落为助纣为虐的汉奸走卒。

回望九十四年前的这段历史，与会者在会前和会后的命运选择，以及这些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位置，对行进在人生道路的现代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镜鉴。

在此选择当时参加会议者的照片，分享给爱好地方历史的朋友们。很遗憾没能查找到潘鹗年（字曙声 江苏武进人，别号杨秋）、章启槐、王世选的照片。

其中反对熙洽一方：

诚允（?—1946年），号折中，瓜尔佳氏，辽阳满族正黄旗人（一说正红旗），曾任吉林省民政厅长、吉林省政府主席之职。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

马德恩（1876—1958），字纶阁，吉林省双阳县人，曾任吉林省实业厅长、农矿厅长。九一八事变后，拒绝接受伪职，以变卖家产维持生计。

魁升（1862—1932），字星阶，吉林永吉人，满洲镶红旗他塔喇氏，汉姓唐。清末民初官员，历任黑龙江财政厅厅长、奉天省代省长、吉林省省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拒绝日伪拉拢。

王之佑(1893—?) ，字立三，奉天府宁远(今辽宁省兴城)人。九一八事变后附逆。

熙洽及支持他的与会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均入职伪政权，成为日寇的帮凶。部分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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