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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21岁的他,是如何考证出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
作者:小季

一百多年前,一个年轻人,时年二十一岁,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读《红楼梦》。
书是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但关于秦可卿的死讯,寥寥几笔,却总让他觉得不太对头。
因为书中写到,合家上下听闻噩耗:“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
一个病了很久的女人死了,有什么可“纳罕”的?为什么会让全家人都起了疑心?
而且细节也对不上:
名医张友士明明断言“过了春分便可望痊愈”,怎地人却偏偏死在冬底?
贾珍哭得如丧考妣,尤氏却推说生病不肯出面;
两个年轻轻的丫鬟,一个殉死,一个又坚决要出家……
这一连串堆在一起,总归不太像寻常病亡。
年轻人开始一条条梳理。
先是“医嘱与死因”的矛盾:张友士既然断言可愈,为何却猝然夭折?
其次是“人物反应”的异常:贾珍的哀痛近乎癫狂,而尤氏的回避,则像是在刻意躲闪。
最后是“丫鬟去留”的蹊跷:瑞珠触柱而死,宝珠坚持留下,都暗示她们卷入了某种不堪言说的秘密。
细节一个比一个古怪,直觉告诉他:这不是普通的病亡,而是一个小说里没有明说的故事。
这份近乎侦探的嗅觉是很难得的,而拥有敏锐,恰恰是“破案”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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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俞平伯。
俞平伯和他好友顾颉刚,当时都不过二十出头,是中国最早一代现代大学生。
俞平伯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1年毕业,精通诗词,因与周作人、胡适往来而早早进入学界视野。
而顾颉刚,则是胡适、钱玄同的得意门生,历史学科的青年俊才,不久后便因“古史辨”而名动学界。
他们是新学风潮里成长起来的天之骄子,真正的青年才俊。天然具备“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勇敢和底气。
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他们的怀疑和推理才不仅仅是书斋里的琐碎议论,而是带着强烈的时代气质。
年轻,却已具备相当高的学术自觉:以证据说话,以逻辑立论,不迷信前说,不畏惧传统。
而这,正是胡适“整理国故”理想的体现。
这两位年轻学人未来都成长为学界大家:俞平伯成了“红学宗师”,顾颉刚则开创了中国历史学的新范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的俞平伯还沉浸在疑点的苦思里,只能与顾颉刚写写信。
但这封信,却让他从顾颉刚那里意外得到了关键情报。
顾颉刚告诉他,上海《晶报》副刊上刊有一则署名“臞蝯”的《红楼佚话》,其中直言:秦可卿与贾珍私通,被丫鬟撞破,羞愤自缢,而瑞珠、宝珠的行为正是这一丑事败露后的连锁反应。
这则佚话不过是民间传闻,性质近似笔记小说,但在当时,它却像一把钥匙,把俞平伯心里零散的疑点拼合在一起。
丫鬟的去留、尤氏的回避、贾珍的失态……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推论——秦可卿并非病死,而是因不伦败露羞愧自缢而亡。
其实,依据书中第五回的判词,可卿悬梁的结局并不意外,但这与现行文本的矛盾才是关键。
俞平伯真正关注的,是隐藏在叙事空白里的‘死因’。
而这个最早见于《晶报》的传闻,以及俞平伯本人的推论,在 1927年终于被证实了。
新发现的“甲戌本”中明白写道:“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因命芹溪删去。”
从民间佚话到早期批本批本的发现,终于使俞平伯的猜测成为铁案和定论,进而变为红学史上最石破天惊的学术成果,。
1923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
他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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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
今天,俞平伯的这一学术成果已经是红学界常识。
但这个“常识”,完全是俞平伯凭一己之力,细研文本,经过逻辑推理,加上一则佚话做参照,才大胆提出的。
而当这一假说后来直接得到版本学的印证时,正说明他的研究路径是正确而有效的。
发现疑点,提出假设,寻找参照,等待印证。
在当时,这并不是一套国人所熟悉的考据方法。
这里不能不再提胡适。
1921年,他的《红楼梦考证》刚刚出版,提出“曹雪芹为作者”,以实证方法研究小说,开创了红学的新纪元。在这本书里,胡适主张“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又强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这一整套方法论,恰恰为俞平伯提供了思想武器。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学人,敢于推论秦可卿死因的不合理,敢于挑战旧有解释,背后正是胡适的方法论在起作用。
当然,这里还有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在场。
顾颉刚强调“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提出凡是有疑点的叙述,都必须追问其来历。
他不相信“圣贤无疑”,更不相信传统解释不可挑战。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俞平伯天然保持了批判的怀疑和警觉。他对秦可卿之死的推理,既是胡适“实证主义”的产物,也是顾颉刚“疑古精神”的延伸。
这些天之骄子,意气纵横,朝气蓬勃,怎不羡煞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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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心
可以说,秦可卿之谜不仅是文学谜案,更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缩影。
俞平伯的结论固然影响深远,在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直接呈现了“淫丧天香楼”的情节,使之成为大众心目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案例成为新红学的经典范式:不是靠附会影射,而是靠细读文本、提出假设、结合传闻,再等待版本材料来证伪。
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逻辑。
回过头看,俞平伯的故事显然并不只是关于一个人物的死因,而是关于学术方法如何在中国生根的故事。
他用自己的敏锐和勇气,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实验:把文学研究变成一门讲求证据与逻辑的学科。
秦可卿的秘密只是小说里的情节,或许并不重要。
但俞平伯的发现,却成为一个标杆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现代文科自此展开了一页新章。
而这个21岁青年推理出的真相,最终成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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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来源网络
文字 | 小季
微信 | dongzhu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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