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同钦：忆郑先生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重视

朱凤瀚、郑克晟、王敦书、史树青、冯承柏、傅同钦、黄春雨及南开学生

郑天挺先生不幸因病逝世，这不仅使史学界失去一位道德高尚、诲人不倦的师长，同时也使我们的家庭中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和蔼慈祥的父亲。自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思绪万千，不时潸然泪下。回忆起他多年对我们的教诲，深感有负他对我们的企望，每思及此，真是惭愧万分。在这里，我们仅就他对博物馆事业及档案工作的关怀中的几个片段写在下面，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一、关怀博物馆事业

早在四十年代后期郑先生任北大史学系主任时期，他就对博物馆学科的设置有着浓厚的兴趣。当时恰值韩寿萱教授由美归来，在北大史学系任教。韩在美十七年，专门从事博物馆学的研究。当时北大曾设置博物馆筹备委员会，由韩寿萱主持，成员有胡适、汤用彤、向达等人。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史学系学生曾组织一次“五四史料展览”,并由当时《平明日报》出版特刊，广泛宣传。郑先生对此展览非常支持，并为特刊书写题签。

一九五○年春，在郑先生主持下，北大曾举办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公布了校内所藏之有关明清档案的文献。当时前来参观的人很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同年夏，史学系设立博物馆学专修科，由韩寿萱主持其事，此外尚有胡先晋、阴法鲁、裴文中(兼任)、启功(兼任)诸位先生。暑假开始招收第一班学生，次年继续招生，直至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专科撤销为止。

一九五二年郑先生来南开后，就特别强调历史系的学生，除课堂学习外，应到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处多见识见识文物，看看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丰富多彩的物质财富，以及为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不仅可以获得很多知识，同时还可以激发学生的自豪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于是在一九五三年以后，南开历史系的师生每年都要利用暑假或其他时间，到北京各博物馆参观一周，以广见闻。开始几次，总是郑先生亲自带队，并向博物院中的著名学者沈从文等教授虚心请教。一九八二年沈先生还念及过此事。他说，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不断呼吁全国各大学历史系中学文物的学生”,应该到北京的历博及故宫等处“实地学习”。当时“赞赏我这一呼吁的”,有南开郑天挺、吴廷璆等教授。沈先生并自谦地说，南开师生每次来，我都是“说明员”。

一九六○年春，历史系决定先成立博物馆专门化，然后逐步再发展成为博物馆专业。为了做好这一工作，他特地向全体同学作了动员报告，阐述其重要性。

他首先强调了设立博物馆专门化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继而又列举世界各国对博物馆事业的重视。接着他谈到我们祖先对文物的重视。他说：“博者即多闻，博物即是博识，即多闻于物。”《左传》:“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就是说子产知道的东西多。晋时张华著有《博物志》。《晋书·张华传》说，“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画地成图，左右属目。”晋惠帝元康五年(二九五年),“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可见当时“武库”不仅收藏武器，同时还包括文物。武库之役，始自汉高帝。《汉书》说，萧何治未央宫，立武库太仓。想来武库本藏新兵器，后来将古兵器也藏其中，如斩蛇剑等。再后又把古物纪念物也收藏其中，如孔子履、王莽头等。当然，这些仅仅是收藏，表明古代对文物的重视，而并非陈列。这与博物馆还不同。

他还谈到了国家对文物的保护和重视。如一九四二年，八路军在山西赵城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抢救出“金藏”(金朝时刻的佛经)四千三百多卷，移至山洞，得以保存。解放以后，又修缮了“赵州桥”、“景州塔”、“云岗石佛”、“龙门”、“麦积山”、“故宫”、苏州“留园”等等。而博物馆的事业亦在迅速发展。“鲁迅故居”、“孙中山故居”都设了纪念馆。其中尤以定陵地下博物馆及天安门广场东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更是宏伟、壮观，世界仰慕。目前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如此之多，为历年所未见，但多不能整理、展出。而各方面的人才却如此之少，这是一个多么急迫的问题!因此，培养博物馆的人才，已成为当前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他最后说，博物馆学包括陈列、保管、考古三方面。这些我都不懂。但我觉得博物馆专门化应当开设博物馆学、古器物学(包括石器、青铜器、甲骨、磁器、书画、艺术、钱币、印铢)、古文字学(包括殷墟书契、篆、隶、六书、音义)、古文献学(包括史讳学、谱系学、版本学、校勘学、度量衡学)、历史档案学、目录学、中国艺术史、世界博物馆介绍，等等。这些课程，或设系统讲座，或开正式课程，视情况而定。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博物馆学专门化没有维持多久就下马了。

一九八○年，南开历史系又成立了博物馆学专业，八四年暑假有了第一批毕业生，他们已经走向不同地区的工作岗位。目前这个专业已拥有四个年级学生，并与国家文物局合办了一个文博专修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纷纷为这里的同学讲课、作学术报告，全国各省市的博物馆，也对这个专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如果说，这个专业有着一点点成绩的话，那我们更应当怀念这个专业的倡议者——郑天挺教授。

二、热爱明清档案工作

郑老一贯关心档案工作，尤其是对明清档案有着深厚的感情。

早在一九二二年夏天他做北大国学门研究生时，就首先参加了整理明清档案的工作。记得一九五○年暑假，克晟拿到了家中有一本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印的日记本，其中所记不多，不过一两页。他看到了其中的一页，感到十分珍贵，就对克晟说：“这页日记要好好保存下来。”克晟答应了。日记是这一年(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阴历壬戌年六月初三)星期三所写。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上牛至北京大学整理档案也。

民国成立，前清内阁档案移至教育部历史博物馆，近复移至大学整理。大学因设专员司之，余与其列。今日余整者为雍正题本，即奏摺也。有可记者数事：

一、题本皆白摺无格，前汉文(多小楷或宋体字)后满文。本至内阁，摘由粘于后，而后进呈。皇上则朱批或兰墨批于首。

二、朱批诸字字体整齐，近赵孟频，亦有甚劣者。

三、满洲诸臣题本亦皆称臣(如刑部尚书德明等),与旧闻概称奴才者不同。

四、京中各部均方印，总兵亦方印，而巡抚反长方印。

更有一事最有趣者：今日见一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云南提督蔡成贵，奏贺雍正即位表文中云：“近奉到即位恩诏”云云。按雍正在位止十三年，此表到日恐帝崩久矣。但不知贺表何竟迟至是时方发，而即位诏何至是而至也。

这确实是有关整理明清档案的较早记录。今天我们读到它，还会感到郑老对明清档案感情之淳朴而深厚。真是，时间已经整整过去六十个年头了。

郑老所整理的这部分明清档案，就是他老人家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已载入《探微集》)中所说的，即“几经交涉，七月(引者按：指一九二二年)这批档案才由历史博物馆陆续移运到校，共计六十二箱又一千五百零二麻袋”。从这以后，因为郑老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明清史，又兼任过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负责人，因此这部分档案总是和他的教学、研究工作分不开。

解放以后，郑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继续对档案进行整理。五十年代初期，北大文科研究所先后整理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都是利用当时在北大存放的明清档案，在他的带领下，与其他年轻同志一起，经过精心整理编纂而成的。他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中又写道：“北京解放以后，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所长深深感到，我们所藏这些已整理出来的宝贵档案必须赶快公开，没有整理出来的档案必须加紧整理，以供大家利用，要使它从满足少数人的研究愿望，进入公开的随意广泛利用。”又说：“一九五○年五月四日，我们将所中收存的档案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展览，承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宝贵意见和鼓励，并且建议我们将展览的史料全部印行。”这些话，充分表达了郑老愿意把档案尽快整理出来，以供研究者充分利用的迫切心情。这种大公无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精神，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他奉调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档案也全部移交。由于繁忙的教学任务及工作地点的变迁，郑老对明清档案不可能再如以前那样关心了，但他仍对这些档案怀有依恋之情。他对明清档案集中拨归故宫档案部保管的办法，非常赞成，认为得到了“更适当的处置”。

一九六一年以后，郑老参加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长期住京。

尽管当时明清档案保存在西郊，查阅不太方便，但他仍在不断地关心这部分档案的整理和应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他应邀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给该部的同志作《清史研究和档案》的报告。这个报告经过整理，发表在《历史档案》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文中内容异常丰富，联系广泛。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要以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的研究。他认为，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薄弱的一环，“专著最少，研究最少”,因此“必须重新来搞，必须加强”,“这与整理历史档案分不开”。如果“把历史档案与历史研究结合，一起推动，就可以用整理历史档案带动清史研究”。接着他还谈到了清史的分期、特点和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认为，整理清史档案的人，只有结合这些特点、分期和值得研究的问题来进行整理，才能使清史档案和研究结合得更加紧密。这次报告在上午和下午共进行了五个小时。讲完了，他又在馆内参观。他在参观后异常兴奋，认为“馆中设备极新，工作成绩亦甚大，见之狂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他又一次到中央档案馆作有关乾隆皇帝的报告。那天他起得很早，乘坐六点左右的火车由津去京。下车后他本可以先到中华书局招待所休息，但他不肯，乘车径往城外。那次报告是专门为中央民族学院六一级满文班同学听的，因为该班同学正要参加乾隆朝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是日下午二时，中央档案馆裴桐同志和中央民院马学良教授都来了。郑老的报告题目是《清代史上的乾隆时期》。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九十年代的国际大事；二、乾隆时期的分期；三、乾隆时期的特点。在谈到第一个问题时，他提到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这是出现在乾隆时期的事，也提到了英国出现的产业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最后则谈到欧洲在文化上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封建主义残余。他把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年)作为中线，加以分期，认为乾隆的前二十五年中国国势达到了顶峰，后三十五年则微微有下降趋势，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以后则走向下坡路。他把重点放在第三个问题。他认为，乾隆时期中国的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对外关系更趋频繁，国内阶级矛盾更趋尖锐。接着，他用大量丰富的史实，详尽地阐述了乾隆这一时期的诸多问题。这次报告，给与会者及民院同学以深刻的印象，反映甚好。

最近几年，他虽然年迈，但精神矍铄，劲头十足。他对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历史档案》刊物非常支持，不仅自己写稿，而且也劝其他同志写稿。他每每与我们谈及明清档案，并说他愿意晚年在档案馆得一居室，以便就近更好查阅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工作；同时还可向一些年轻同志传授整理档案的捷径，进行具体指导，以便与清史研究工作更好配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当他改任南开大学顾问后仅仅两个月，就病逝了。

在他逝世前不久，他收到曾三同志和张中同志的来信，约请他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的顾问。他收到信后极为高兴，当即复信，表示赞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他接到北京的电话，询问定在二十三日下午召开中国档案学会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他能否参加。他一方面极想参加，但手头又有一些事未了，因而不能参加。二十六日，他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由于事情较多，居地又远，又因十一月三十日正是人代会开幕的日子，所以中国档案学会的闭幕式也未能参加。不过他在这次会上，还同其他代表一起，对清史的编写和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利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有关建议。然而他老人家哪会想到这已是他对档案工作的最后一次关心了。这时离他的逝世时间已不及十天。

郑先生一心热爱教育事业，对与教育有关的任何工作一贯热心负责。因此他的逝世，对我国教育界及史学界，及至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都是极大的损失。但我们相信，他长期以来所关怀的博物馆事业以及明清档案工作，一定会随着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