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社论｜“布伦丹·卡尔式的民主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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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他们还谋求赋予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更多权力来规制政治言论。

对于FCC主席布伦丹·卡尔动用监管权力让唐纳德·特朗普的批评者噤声，民主党人群起而攻之，这一点他们说得没错。但若他们也承认，自己近年同样曾试图扩大联邦对媒体、互联网与政治言论的管控之权，其立场会更有说服力。

按照上世纪通过的法律，FCC对使用公共频谱的广播机构拥有广泛监管权。牌照持有者依法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准经营，而“公共利益”的定义由监管者界定；FCC也必须认定牌照转移符合公共利益。卡尔正是利用这一杠杆，施压广播机构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并撤下像吉米·坎摩尔这样的批评者。

卡尔周四在福克斯新闻上说：“我们要让这些广播机构就公共利益承担责任。要是他们不喜欢这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可以把牌照交回FCC。”十一名参议院民主党人谴责卡尔，指其试图“充当言论警察，强迫广播机构采纳你所偏好的政治观点”。

人们健忘得真快。白宫由民主党掌控时，他们主张通过将FCC的职权扩展至有线电视网络与宽带服务商，从而赋予其更多“管言论”的权力。他们称此举意在防止歧视与所谓“错误信息”。后者正是右派“审查者”给坎摩尔言论贴上的标签。

新墨西哥州参议员本·雷·卢扬（Ben Ray Luján）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采访中表示，他认为FCC可以监管广播机构的言论：“既然广播端的附属台必须取得牌照，而牌照并不允许\[扭曲新闻]，那为什么同一公司旗下的另一端却能这么做，还在伤害美国民众？”换成卡尔来回答，也不过如此。

别忘了，在巴拉克·奥巴马与乔·拜登任内，掌控FCC的民主党人力推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按1934年《通信法》第II编（Title II）归类为“公共运营商”。第II编授权FCC以“公共利益”为准监管公共运营商。进步派声称，此类监管是为确保“网络中立”。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让联邦通信委员会对互联网与言论拥有更强的政治控制力。时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布雷特·卡瓦诺在一份反对意见中写道，奥巴马时期依据《通信法》第II编制定的规则，“强迫私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一切潜在的网络发声者提供一个开放平台”，目的在于“强化某些声音，并改变公民所能接触到的内容”。

一些民主党参议员还想更进一步，在网上更严厉地“管言论”。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班尼特与佛蒙特州参议员彼得·韦尔奇在2023年提出立法，拟设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联邦数字平台委员会”，用以监管在线平台的内容审核政策与算法，确保其公允且不致造成伤害。

罗希特·乔普拉是伊丽莎白·沃伦的追随者，后来在拜登政府出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早在 2018 年，他便提议设立一个“公共廉正保护机构”。该机构的监管人员将被赋予权力，“审查并调查那些试图影响联邦官员的个人与公司”，其中包括智库与非营利组织。

所有这些主张都对言论自由构成危险，因此我们反对。想象一下，特朗普会如何利用这些权力与机构去骚扰并让对手噤声。没有哪家企业能免于其“言论警察”的触及，报纸也不例外。

如果民主党人真心关切来自监管者与一位意志强烈的总统对第一修正案与民主构成的威胁，他们就不该继续谋求扩大这些权力，而应当限制FCC当前所拥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