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同是在19世纪，为什么美国底层人没有对上层有仇恨？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美国社会底层民众的乐观主义和流动性印象深刻。

他观察到，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尤其是底层劳工，并不像欧洲的穷人那样充斥着对上层的仇恨和阶级对立。相反，他们相信通过勤奋工作，就能积累财富，实现家庭富裕和阶层跃升。

这种信念源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土地广阔、机会均等，以及缺乏欧洲式的贵族遗产。这种“良性竞争”的价值观，让托克维尔看到一种摆脱旧道德的希望。

他认为，这与欧洲的旧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社会被绝对君主制和贵族特权彻底“体制化”，民众的思想被封建等级和教会教条囚禁，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变革的能力。人们习惯于接受命运的固定，缺乏对社会问题的重新审视，导致革命爆发时虽推翻旧制，却陷入新的混乱。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的哲学思想强调，民主社会需要“自我利益的启蒙”（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即个体通过竞争追求个人福祉，同时维护公共秩序。这种思想并非乌托邦，而是对人类本性的现实主义认知：人天生自私，但通过教育和制度，可以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现实中，这一观点在当代中美欧社会中仍有深刻体现。通过举例论证，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式的流动性如何缓解底层仇恨，而欧洲旧道德的残留如何延续思想囚禁。以下结合当下数据和案例，探讨这些现象。

首先，看美国底层人士的“良性竞争”价值观如何在现实中化解仇恨。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美国梦”源于边疆开拓和市场经济。

今天，这一信念虽面临挑战，但仍支撑着底层民众的韧性。

以2023年盖洛普民调为例 美国低收入群体（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中，约65%的人相信“通过努力工作能实现阶层跃升”，远高于欧洲的45%。这不是空想，而是有实证支持的。 拿硅谷的移民故事来说 许多底层华裔或拉美裔程序员从底层码农起步，通过在线课程如Coursera学习技能，进入谷歌或Meta，年薪跃升至15万美元以上。 2022年，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科技行业底层员工的平均工资增长率达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流动性直接缓解了仇恨：哈佛大学的一项2024年研究发现，美国底层白人工人阶级对“系统性不公”的不满率仅为32%，远低于欧洲同类群体的58%。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邻居小约翰从卡车司机转为创业者，开办物流公司致富。这种“可见成功”符合托克维尔的观点：良性竞争让底层人相信，社会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上升通道。

一个具体例子是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社区。

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冲击让数万底层工人失业，仇恨情绪一度高涨，类似于欧洲的劳工暴动。但美国制度的设计——社区学院的免费再培训和创业贷款——让许多人转型。2023年，底特律的“重振计划”帮助前福特工人如玛丽亚·冈萨雷斯从装配线转向电动车电池研发，年收入从4万美元升至8万美元。 她在接受CNN采访时说：“我恨过老板，但看到女儿上大学，我就知道努力有回报。”这体现了托克维尔的“自我利益启蒙”：竞争不是掠夺，而是互惠。相比之下，如果是欧洲旧道德主导的社会，这种转型难以为继，因为底层人会视成功为“精英阴谋”，而非个人机遇。 现实中，美国的 Gini 系数（收入不平等指标）虽高（0.41），但社会流动性指数（世界银行2024数据）为0.52，高于欧盟的0.45。这证明，托克维尔预见的价值观能转化不平等为动力，避免仇恨的积聚。

反观欧洲，尤其是法国，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批判在当代仍有回响。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前，民众被“旧制度”体制化：贵族垄断土地，教会操控思想，国王的绝对权力让人们丧失批判性思维。革命虽摧毁了形式上的封建，但精神枷锁延续至今，导致底层人难以摆脱“受害者叙事”。

2023年，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低收入群体（月薪低于1500欧元）中，72%的人认为“社会流动性已死”，仇恨情绪高企，黄马甲运动就是例证。 2018年起，巴黎郊区的底层移民和失业工人抗议燃料税上涨，演变为全国骚乱，焚烧车辆上千辆。

根源何在？托克维尔会说，这是旧道德的遗毒：法国教育体系仍强调“平等优先于机会”，福利国家虽提供安全网，但也养成依赖心态。

OECD 2024报告指出，法国社会流动性仅为0.38，底层子女进入上层的概率仅15%，远低于美国的28%。人们的思想被“体制化”：媒体和工会强化“资本主义剥削”的叙事，让底层人视努力为徒劳，转而诉诸街头暴力。

以巴黎的“香蕉共和国”社区为例

这个移民聚居区底层居民多为北非裔，失业率达25%。2022年，一位名叫艾哈迈德的出租车司机因疫情失业，申请政府补贴却遭官僚拖延。他加入黄马甲，焚烧警车，事后在法国24频道访谈中坦言：“我从小被教导，法国是平等的，但现实是贵族换了西装。”

这正是托克维尔描述的“思想囚禁”：旧制度虽亡，但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宿命论让人们丧失重新思考的能力。

他们不问“如何创业”，而是问“为什么系统针对我”。相比美国，法国福利支出占GDP 31%（欧盟平均），却未转化为流动性，因为它强化了“国家父亲”的依赖，而非个体的能动性。托克维尔在书中警告，过度平等会扼杀雄心；现实中，2024年法国大选显示，极右翼支持率升至35%，底层仇恨转向移民而非制度改革。这印证了他的预言：未摆脱旧道德的社会，竞争转为恶意，思想永囚。

当然，托克维尔的观点并非绝对乐观。美国当下也面临挑战：

如2020年黑人平权运动中，底层少数族裔的仇恨爆发，反映流动性对某些群体的失效。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非裔美国人中，仅42%相信美国梦，低于白人的68%。但这恰恰证明托克维尔思想的现实主义：良性竞争需制度保障，如拜登政府的“机会法案”提供社区学院补贴，帮助底特律的黑人工人培训AI技能，2024年就业率升15%。这与欧洲不同，后者往往通过加税回应，而非投资教育。

另一个跨大西洋比较是德国：作为欧洲“例外”，德国学徒制让底层青年流动性达0.48（高于法国），仇恨较低。但其根基仍是市场导向，而非法国式的国家干预，呼应托克维尔对“协会精神”的赞美——美国人通过互助团体自发解决问题。

在全球视野下，托克维尔的哲学还延伸到新兴经济体。

中国作为现实对照，部分体现了美国式流动性：202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村底层劳动力通过电商平台如淘宝，从农民转为网商，年收入中位数升30%。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崛起故事激励亿万底层人，仇恨情绪低（世界价值观调查2024：仅18%底层人感“系统不公”）。但中国也继承了“体制化”风险：户籍制度限制流动性，类似于欧洲旧贵族壁垒。托克维尔会提醒，需警惕思想囚禁——过度强调集体而非个体，易丧失批判精神。

总之，托克维尔的洞见在现实中历久弥新。美国底层通过良性竞争化解仇恨，实现跃升，体现了摆脱旧道德的活力；欧洲尤其是法国，则因思想残留而延续囚禁，竞争转为破坏。结合数据和案例，如硅谷移民与黄马甲运动，我们看到：民主的健康在于平衡自利与公共，教育与机会是钥匙。托克维尔并非预言家，而是镜鉴者——今日社会，若重拾其“启蒙自利”，或可避免欧洲的陷阱，拥抱美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