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喜欢模仿古诗来创作,不管是专门模仿古诗写作的,还是在小说或剧本中插入一些模仿的诗歌,都算是蹩脚之作,根本不是古诗。
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喜欢写古诗,而且要模仿著名诗人的古诗来写,显得豪气纵横,却偏偏不是古诗,只是徒具古诗的形式,讲究五言或七言,工整对仗,却没有诗的内容。但这样的诗歌偏偏能够发表,有的还能在著名的报刊上发表,说白了还是老干部有人脉。倘若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写了几句诗,就不会被报刊看中,也不会发表出来。老干部写的古诗基本上乏善可陈,但他们自认为写的好,要吟咏过去的青春岁月,尤其要吟咏过去所谓革命的经历,当然就具有一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似乎是权力系统赋予的,就应该大书特书。倘若从诗歌的角度来评析,那么老干部们写的古诗大多都不是古诗,只是打油诗或者只是凑字,却不具备诗的意境。说大话谁也会,用诗的形式说大话,就只有老干部们会那样写了。人们把老干部们写的诗称为“老干体”,只有诗的形式,而没有诗的内容,还自认为写的非常好。这样的古诗居然能够占据报刊的一些版面,还能够让很多人读到,怎么说都是孤芳自赏的东西。并不是当代人写不出古诗,或者说并非当代人写的古诗和古代的诗无法媲美,而是当代人大多不写古诗,而古诗中的好风景、好意境都被唐宋的人写尽了。当代人即便选取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意象,也不一定写的比唐代人好。即便真的写的比唐人好,也不一定获得人们的认可。
很多当代人不再写古诗,即便是现代诗,也不再写了。生活中似乎缺少诗意,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很多人都被资本诱惑,被权力限制,要多挣钱养活自己,眼里只有权和钱,缺少了太多浪漫的想象,当然也就不会发现生活中的失意了。一些作家或剧作家要在小说或剧本中插入一些古诗,要模仿古代人写作,却成了蹩脚之作,贻笑大方。作家写小说写到了古人,就模仿古人来写古诗。看着像那么回事,却成了大白话,让当代人一看就懂,却缺少诗歌的优美意境,连同优美的意象都缺少,就更别提打动人了。只是注重古诗的通俗易懂,就往往流于庸俗。剧作家也是如此,要写关于唐代人的剧本,写宋代人的剧本,融入了一些唐宋的名人,还要模仿他们来写诗,有的还写楚国的屈原,写秦始皇,都要模仿他们来写诗,还有的写女娲,写精卫,都模仿他们的口吻来写诗,却弄得驴唇不对马嘴。女娲和精卫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那时候到底有没有诗,还是一个未知数。剧作家直接模仿他们的口吻来写诗,模仿部落首领的口吻来写诗,模仿巫师的口吻来写诗,看似通俗易懂,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连同当时祷告的词都不是,失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当然也就只能是凭空杜撰,让人笑话了。
当代已经失去了古诗的意境,或者说不具备产生古诗的土壤,尤其是文化环境,早已经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无论是人们穿的、住的还是吃的、用的,都走上了西方文化的道路。快餐文化大行其道,短视频风靡全球,社交媒体异常火爆,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玩自媒体,那么还有人去安安心心的写诗吗?还有人去品味诗歌吗?即便有一些诗人存在,也大多写现代诗,而不会写古诗,喜欢读诗的人不多了,而喜欢刷短视频的人却到处都是。人们对于古诗的认识也仅限于学校时期学到的古诗,却没有读到更多的古诗,不管是对李白还是对杜甫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知识理解,而不是读过李白和杜甫的全集,更对他们生活的环境没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写小说的或写剧本的,也不一定能了解某一个诗人,就更别提上古时期的女娲或精卫这些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了,根本无法理解,就要凭空杜撰。倘若说郭沫若生活的时期可以写出剧本《屈原》,里面的一些诗都是郭沫若的杜撰,而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完全可以被这些剧本中的诗感染,认为写的颇具才气,非常好。而到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鉴赏水平也提高了,倘若还用郭沫若生活时期的那种杜撰手法,在剧本中插入了很多通俗化的诗歌,而且模仿古诗,徒具古诗的形式,而不具备古诗的内容和意境,就无法欺骗读者了。
模仿古诗写作一般都会弄成蹩脚之作,精品并不多,主要还是写古诗的人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便是作家或剧作家,也仍然没有太多的文化底蕴。现在发表和出版比较简单,尤其是自媒体上的发表,非常容易,没有太多的门槛,而报刊的文学编辑大多是学中文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没有太多创作的经历,只是凭借文学理论来审核,当然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却往往忽略了这些模仿古诗的蹩脚之作。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带头写作白话诗,虽然现在看来写的比较蹩脚,但当时已经开了写白话诗的先河,有着白话文革命的意义。文学史往往是这样,有革命意义的作品出现,即便写得通俗易懂,没有太多的新意,也仍然被认可,后代人即便写了更加优美的作品,也不一定能超过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品,而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品会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鲁迅写古体诗,写得意义深广,不管是《自嘲》、《自题小像》,还是《惯于长夜过春时》,都写得不错。当然他也有模仿古诗的游戏制作,有点“老干体”的意思。他写过《剥崔颢黄鹤楼诗吊大学生》:“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批判国民党政府重文物而轻人命的政策,最终直指山海关危机时局,揭露官僚醉生梦死的腐败行径,矛头指向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以及漠视学生生存权的现实。郁达夫也写过一些古体诗,插入到小说中,却被公认为当时写的最好的。不管是鲁迅还是郁达夫,都有深厚的文化以及文学根基,模仿古诗来写总是写的不错,即便游戏之作,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游戏之作就没必要细看了,写的好的古体诗还是要看一看的,而大多数当代人模仿古诗来写,写成了蹩脚之作,不得不让人唏嘘感叹。
并不是不能模仿古体诗,而是产生古体诗的环境似乎已经消失不见了,尤其是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都不是那个意思了,当然也就没必要模仿古体诗来写了,以免产生很多蹩脚之作,增添太多的文字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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