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论及颜真卿,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大抵是 “颜体” 楷书那筋骨分明的轮廓 —— 横如砥柱扛山,竖若劲松立崖,落笔处似有千钧之力,收锋时又藏着几分沉静。可这纸墨间的文人气象,不过是他一生传奇的冰山一角。那字里行间的刚劲,从不是笔墨技巧的堆砌,而是一位忠臣以热血为墨、以风骨为笔,在历史长卷上刻下的生命印记。若只识其字、不识其人,便永远读不透 “颜体” 为何能穿越千年,仍让人见之动容。
日本学者吉川忠夫曾说,读懂颜真卿的字,必先读懂他这个人。唯有见过那个在安史之乱中振臂而起的文臣,见过那个古稀之年以身殉国的老者,才能明白:“颜体” 的雄浑不是练出来的,是用一生的刚直、悲壮与坚韧,一点点淬出来的。
一、琅琊颜氏:千年家风养出的 “书生风骨”
颜真卿的底气,藏在他的家族血脉里。他所属的琅琊颜氏,往上能追溯到孔子弟子颜回,自魏晋起便是天下闻名的文化望族。与那些追名逐利的门阀不同,颜家世代守着一个规矩:不贪权势,只传学问。
这份家风,最鲜明的印记是五世祖颜之推写的《颜氏家训》。这部书不是空喊口号的教条,是颜之推历经南北朝乱世、见过太多家族兴衰后,写给子孙的 “生存指南”—— 他教后代 “勤学立身”,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守住读书人的人格;教 “恭俭持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不被富贵迷了眼。书中那句祖训,颜家人记了几百年:“咱们家是书香门户,从来不是追名逐利的人家;往后做官,俸禄绝不能超二千石,婚嫁也别攀附权贵门第。”
在这样的家里长大,颜真卿从小就懂:学问不是死读书,是要读出 “顶天立地” 的骨气。这股气,后来成了他做人的根,也成了他写字的魂。
二、少年苦读与书道初成:还缺 “一点魂” 的《多宝塔》
公元 709 年,颜真卿出生,可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幸而颜、殷两大家族都是书香门第,叔伯、舅父把他护在羽翼下,教他读书、习字、明礼。他晚年写过一首《劝学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字句里全是少年时的影子 —— 不是文人的风雅想象,是他真真切切熬过的寒窗: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深夜还在油灯下练字,纸用了一叠又一叠,墨磨了一罐又一罐。
二十六岁那年,颜真卿一举考中进士。在唐代,“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能这么年轻中进士,足见他的才华。两年后,他又通过吏部铨选,得了 “秘书省校书郎” 的官职 —— 这是当时文人最羡慕的 “清贵” 差事,管皇家藏书,能接触到最珍贵的典籍,前途一片光明。
仕途刚起步,他没丢了家学里的书法。为了求艺,他专程去拜 “草圣” 张旭为师。一开始张旭不愿教,只说 “写字靠悟,不是靠教”。颜真卿没放弃,揣着自己的习作,一趟趟往张旭府上跑,有时在门外等大半天,见了面也不纠缠,只请教 “字里的气韵怎么来”。张旭被他的诚心打动,终于倾囊相授,把 “笔法十二意” 的精髓讲给他听。其中 “如锥画沙” 一说,让他豁然开朗:笔锋要像锥子在沙里刻痕,力道沉下去,藏在笔画里头,不能浮在表面 —— 后来这股 “沉劲”,成了 “颜体” 最独特的美学。
四十四岁时,颜真卿写下了早年楷书代表作《多宝塔感应碑》。碑上的字规规矩矩,横平竖直,是盛唐楷书的典范,连初学者都能照着学。可若细细品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 那是属于颜真卿自己的魂,是能让人看了心头一震的东西。那时的他,虽有刚直的性子(做监察御史时,敢弹劾权贵、为同僚辩护,也因此得罪了权相杨国忠),但人生还没经受过能把人 “打碎了再重塑” 的风浪,字里自然少了那份悲壮与厚重。
三、安史之乱:义旗高举,血泪写就《祭侄文稿》
《多宝塔碑》写完的第二年,杨国忠找了个 “提拔” 的由头,把四十五岁的颜真卿派到了平原郡(今山东德州)当太守。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把他踢出权力中心 —— 平原郡是安禄山的地盘,杨国忠是想借安禄山的手,让他 “消失”。
颜真卿心里清楚,却没抱怨。一到平原,他就演起了 “文人戏”:天天和当地名士喝酒作诗,聊些风花雪月,让安禄山觉得 “这就是个没野心的书生”;暗地里,他借着 “防备水患” 的名头,悄悄把城墙加高三丈,把粮仓填得满满当当,还招募壮丁,教他们骑马射箭。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的马蹄踏遍河北,多数城池不战而破,唯有平原郡严阵以待。颜真卿立刻竖起反抗的大旗,不过十天,就聚起了一万多义军。河北各地的人见有人带头,纷纷起来反抗,还一致推颜真卿做盟主 ——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排挤出京的文官,竟成了整个河北抗敌的主心骨。他的堂兄颜杲卿是常山郡太守,也马上起兵响应,义军最多时到了二十多万人,硬生生切断了安禄山前线与后方的联系。
可叛军势大,两年后,颜真卿被迫撤离河北,辗转到蒲州做刺史。就在这时,有人把他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送了过来 —— 颜季明跟着颜杲卿抗敌,城破后被叛军杀害,头颅被挂在城墙上示众,后来才被好心人偷偷取下来。
颜真卿抱着那冰冷的头颅,手都在抖。他没哭,只是拿起笔,凭着一股悲愤写下祭文,连草稿都没打。笔在纸上走,眼泪在眼眶里转,写到 “父陷子死,巢倾卵覆” 时,他再也忍不住了 —— 笔锋乱了,墨色一会儿浓一会儿淡,到处都是涂改的痕迹:“贼臣不救,孤城围逼” 这几个字,写得又重又急,像在捶胸顿足;“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里,墨汁晕开一片,分不清是墨还是泪。
这篇草稿,就是后来被称作 “天下第二行书” 的《祭侄文稿》。它没有《多宝塔碑》的工整,也没有后世 “颜体” 的雄浑,却成了颜真卿最动人的作品 —— 因为那不是字,是他的心血,是他的悲愤,是他的人格。
四、宦海沉浮:贬谪路上,“颜体” 终成
安史之乱让大唐伤了元气,朝廷的权威大不如前,藩镇像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宦官也开始把持朝政。颜真卿心里装的是儒家的 “道义”,看不得那些钻营取巧、排挤异己的事。当时掌权的宰相元载,就是个只会为自己牟利的人,颜真卿不跟他同流合污,还在朝堂上一次次跟他对着干:元载要 “禁言”,不让百官提意见,颜真卿就写《论百官论事疏》,说 “百官不敢说话,朝廷就完了”;元载要打压异己,颜真卿就当庭反驳,说 “你这是在毁了大唐”。
元载记恨在心,一次次把他外放到地方 —— 从中央的要职,贬到江西抚州、浙江湖州当刺史。可颜真卿没消沉:在抚州,他修水利、办学校,让百姓安居乐业;在湖州,他除了处理公务,就和当地文人一起写诗喝酒,还花了好几年时间,编了一部字书《韵海镜源》,把古今文字的音韵、意义都梳理得清清楚楚。
最让他高兴的是,在湖州时,失散了二十年的长子颜颇找回来了。安史之乱时,颜颇才十岁,为了保护他,家人把他送到亲戚家,后来战乱中走散,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被掳走了。颜真卿找了他二十年,几乎不抱希望了,却没想到能在湖州重逢。父子俩抱着哭的时候,颜真卿觉得,半辈子的漂泊,总算有了点暖心事。
公元 771 年,颜真卿要离开抚州时,当地道士请他写篇《麻姑山仙坛记》。他拿起笔,多年的贬谪、思念、坚守,都凝在笔尖 —— 写出来的字,不再是《多宝塔碑》的拘谨,也不是《祭侄文稿》的悲愤,而是多了几分苍劲与古朴:横画厚重,像老松的枝干;竖画挺拔,像高山的脊梁;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却又透着一股雍容的气度。这时的 “颜体”,才算有了自己的模样。
后来元载倒台,快七十岁的颜真卿被召回京城,重新当起了要职。他拿出毕生的功力,给曾祖父刻了《颜勤礼碑》,给父亲刻了《颜氏家庙碑》。这两块碑上的字,比以前更雄浑了:“颜勤礼碑” 里的字,骨力十足,像老将军披甲上阵;“颜氏家庙碑” 里的字,端庄大气,像文人站在朝堂上,不卑不亢。到这时,颜真卿的书法才算真正到了 “化境”—— 人老了,字也跟着老了,可老得有味道,有风骨,这就是人们说的 “人书俱老”。
五、以身殉国:七十七岁,活成一座不朽的碑
颜真卿的名声太大了,大到新宰相卢杞容不下他。卢杞深得唐德宗信任,可他心眼小,总觉得颜真卿的威望压过了自己,一心想除掉这个 “眼中钉”。
没过多久,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军队都快打到东都洛阳了。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跟唐德宗说:“颜真卿是天下有名的老臣,德高望重,让他去劝降李希烈,说不定不用打仗就能平定叛乱。” 满朝文武都知道,这是卢杞想借刀杀人 —— 李希烈是叛贼,怎么可能听劝?可唐德宗急着平定叛乱,竟然同意了。
家里人跟朋友都劝颜真卿别去:“你都七十七岁了,何必去冒这个险?” 可颜真卿只是平静地说:“君命难违,我是大唐的臣子,怎么能躲呢?” 说完,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带着几个随从,就往李希烈的军营去了。
一进叛军军营,李希烈就派手下拿着刀围着他,想吓住他。可颜真卿一点都不慌,拿出诏书就念,声音洪亮,字字清晰。李希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说:“只要你归顺我,我封你当宰相。” 颜真卿听了,冷笑一声:“我是大唐的臣子,岂能跟叛贼同流合污?” 李希烈又用活埋、火烧来威胁他,颜真卿还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要杀就杀,别废话!”
被囚禁的那些日子,颜真卿一点都不慌乱。他该写家书就写家书,告诉家人 “别为我担心”;该写奏表就写奏表,告诉皇帝 “要小心卢杞,要守住大唐”;他还给自己写了墓志和祭文,里面有一句 “人心无路见,时事只天知”—— 这话里,有对卢杞这种小人的失望,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感慨,可没有一点后悔。
公元 785 年 8 月,李希烈看劝降不成,反而被颜真卿骂得恼火,就派人假传圣旨,说要赐颜真卿自尽。颜真卿看着来使,眼神里满是轻蔑,问道:“老臣要是有失礼的地方,罪该万死,可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从长安来的?” 来使支支吾吾地答:“我从大梁来。” 颜真卿一下子就火了,指着他骂道:“你分明是叛贼的人,也敢假传圣旨!”
当天,颜真卿在蔡州龙兴寺被人缢杀。消息传到长安,唐德宗哭了,为他罢朝五天,还追赠他谥号 “文忠”—— 这两个字,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评价:有文才,更有忠心。
后来的人看颜真卿的字,总说 “颜体” 雄浑、大气、有骨气。可很少有人知道,那字里的骨气,不是笔墨练出来的,是他用一生的坚守、悲壮与忠诚换来的。他先是忠臣,是统帅,然后才是书法家 ——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碑,比他写过的任何一块碑都更不朽。千年后再读他的字,读的不是书法,是一个中国人最该有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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