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珍尔 尔雅珍言
历史就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莎士比亚
1937年,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右一)、政委关向应(左二)、参谋长周士第(左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在晋西北战场前线视察。
(接上期) 十三 寻找革命队伍
1937年冬,我打听到有太原县抗日县政府工作人员下山来在附近活动,就想去找队伍。
听说西山公路上有人烧毁了敌人的汽车,就猜想西山上一定有咱们的队伍在活动。于是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我冒着危险独自一人悄悄过了汾河草桥,走了三四十里到了南张村找到朱振亚。
我想他们村靠近西山,山上的消息他一定会知道些。朱正亚领着我连夜沿汽车路到了西山脚下的村子里,不料这时西山上的队伍又转移到后方去了,前方没有工作人员。他们说等过几天有了消息再来吧。就这样我空跑了一趟,在朱振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回了家。假如那次我能找到队伍,我也就早早参加革命了,这些都是后悔不及的事。
这样度过了1937年灾难的冬天。第2年,1938年正月,日军大部南下了,地方上驻扎的少数日军与汉奸的警备队配合,在各个城镇都筑了据点。我方的队伍和工作人员只能在夜间下来活动,到各村筹粮筹款买布买武器。
我听说抗日县政府有人下来在三贤村开会,我就带着我写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找了去。我在这个方案中提出要“救救孩子”,是以德国兴登堡的一句名言“大战中,我们宁肯丢掉一切,绝不丢掉我们的儿童”为指导思想。
虽然我们的地方被敌人统治了,但总不愿我们的儿童永远做亡国奴,要让他们思想上永远记着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有一颗恢复祖国大好河山的决心。我以几何方式在敌占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教育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以点线面体,去做宣传工作。先培养抗日据点,再连成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团结全国人民结成为大的抗日战线,终究要战胜敌人,恢复我们的河山。
我将我写的这个计划,沿村捧送给抗日县政府。过了几天,接到了县政府的通知,让我去三贤村参加会议。见了县政府工作人员,他们动员我上山。
同我那次一起上山的还有南格村的张振业(字巨庭),三贤村的杨守谦(字益三),代家堡的高振福(字范九)。我们连夜出发,先到了黄楼沟的黄楼村,在姓陈的家中休息了一会儿,就进了山,经过枣沟,杏坪到了杜里坪村县政府所在地。
原来这个县政府是在统一战线下二战区八专区领导的抗日县政府,是属于阎锡山管辖的八专区,在河口镇,专员叫陈兴邦,副专员叫薛文教(是阎锡山主张公道团的人)。管辖阳曲、太原、清源、徐沟、交城、文水、祁县、太谷、榆次九个县。
这个太原县的县长叫秦中兴,是晋南夏县人,和薛文教关系密切。县政府的组成人员,一科是民政科,科长李生瑞,孝义人;二科是财政科,科长姓张,是晋南人;三科是教育科,科长高振福(即高范九)是代家堡人,他是我们太原县的一个绅士,以前当过联合校长,又当过县财政局长等,在地方上有一股势力;四科是司法科,科长牛伯绂是律师出身。
我到了这里,被安排在教育科当科员。还有一个办事员侯杰是代家堡人,其他两科的办事员,一个是张绳武(字承先),辛村人。还有一个事务员王庆福(锡五),王家堡人,这就是我认识的人。
这个县政府有两个营的武装叫七支队,一营营长孟惠(西里解人,是村保卫团员出身)。二营营长韩谦(益斋),南格村人,是当兵的出身。
在这个部队中我只认识四连连长王庆龄(子素),王家堡人,他是省立一中毕业的。六连连长庞再兴(勉斋),南格村人,是阳兴中学毕业的。他们都是村小学教师,来参加队伍的。和我一同上山的张振业(巨庭)也是南格村人,管了税收工作。他是国民师范毕业的。
我当时不了解这个县政府的性质和来历,只是抱着一颗爱国的心来参加的。后来才知道这个县政府实际上是阎锡山二战区领导下的,并不是真正抗日的。这个县政府每天向老百姓要粮,要款,要布匹。那时住在杏坪村有一部分队伍是八路军的358旅714团,有个杨团长,他们的给养,必须经过这个县政府才能拨给,为此我曾见过杨团长几次来县政府催要军粮。而这个县长拒不拨付。
这个县政府的两个营的队伍,由于成立的早,收集的武器也多也好,服装也整齐,但是在一次日寇进攻山区时,却不抵抗而向后山转移。而714团的队伍衣服破烂,武器不足,却一直抵抗,把日寇打退。
我在这里也丝毫没有用处,抗日的宣传和我的志愿都用不上,有时只是抄写几个文件,就这样住在窑洞里度过一冬。
1939年春天,敌人一次大扫荡,我们连夜经过安家沟、陈家沟,爬过庙尖山到了大川河,油房坪,郑家庄。到了夜里又返回来,在白石沟、陈家沟住了几天。
敌人又一次进攻,我们又退到后山。不能存落,晚间又返回杜里坪时,看到杜里坪、杏坪等附近几个村子都已被日寇烧得片瓦无存,县政府和队伍也不知哪里去了。
抗日战争时期清太徐县委县政府杜里坪驻地旧址
这样县长带领一部分人转移到后方。我们一些本地人只好连夜下山遣散了。在洞儿沟住了一夜,第二天经过北邵城村返回了河东。这样我就又回村了,这就是我参加抗日县政府的一段经历。
后来才听说,这个县政府是阎匪八战区所管辖,是专门和八路军闹摩擦的。那时在附近杏坪村,就驻有八路军714团工作团(主任叫肖靖)和牺盟会,这个县政府就限制他们征粮。我那时还以为自己是参加了抗战,也不清楚哪一条战线才是正确的。听说这个县长就在那年冬天,在1939年12月事变中被八路军决死队新军解决了。县政府的两个营也都解散了,一营营长孟慧逃到了东北,二营营长韩谦进了太原县城投降了日寇,当了警备副大队长,这些人以后下落不明了。
1939年的春天,整个地区都属于沦陷区,人们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我那年26岁,从山上回来整天在家中呆着,没有职业和出路,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老母妻儿都等待着我养活,家中又没有一点积蓄,又没有土地可种,所以也没有粮食吃,一家人的生活都没有了着落。
在山上时发下的票子是县政府自己印发的,人称“大花脸“,”二花脸”,不但不能花,而且被人发现,还有生命危险,只好烧掉。我平时和人交往少,又胆小,不敢出门,也怕留下老母、妻儿无人赡养。因为我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无依无靠,这也是我不能离开家中出去参加革命的一个原因。
未完待续。此自传文稿由珍尔根据传主本人亲笔写的手稿整理而成。请继续关注下一章节:投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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