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湖南东安县松江村的午后,阳光依旧。黄明飞骑着电瓶车,去镇上取快递——可能是新买的衣服,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他不会想到,这趟寻常的出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更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见义勇为”四个字,被写进新闻标题里。
而凶手,是一个刚出狱不到一个月的男人,名叫蒋某平。他手持利刃,接连闯入两户人家,行凶杀人,杀红了眼。当黄明飞路过,看见暴行,本能地停下、呵斥、试图阻止——结果,刀光一闪,生命戛然而止。
这不是电影,没有慢镜头,没有英雄BGM。只有一个研究生,在家乡的土地上,为陌生人挺身而出,倒在了血泊中。他临终前喊的不是“救命”,而是“快报警!快报警!”这声嘶吼,是良知的回响,也是人性最后的光。
我们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现实有时冷酷得让人窒息。一个人坐了牢,刑满释放,法律意义上的惩罚结束了,但社会的接纳、心理的修复、生活的重建,才刚刚开始。可问题是:谁来帮他重启?
蒋某平50多岁,刚出狱不到一个月,就制造了这场血案。村干部一句轻描淡写的“土地和经济纠纷”,背后可能是多年积怨、无人调解、申诉无门的绝望。
也许他曾求助过,也许他曾忍让过,但最终,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用刀,向整个世界复仇。
我们不为凶手开脱,杀人就是杀人,天理难容。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看它如何对待守法者,更看它如何对待那些差点走上正道的人。
如果刑满释放人员一出狱就陷入孤立、歧视、无业、无依,那监狱就成了“暴力循环培训中心”——进去时是个罪犯,出来时是个定时炸弹。
黄明飞不是警察,不是保安,甚至因为身体原因,还在家中休养。他本可以悄悄绕开,假装没看见,安全回家。但他没有。
他停下了车,他喊出了声,他试图夺刀。这一系列动作,不是训练出来的,是骨子里的正义感在驱动。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平凡人的勇敢”。
而讽刺的是,我们总在歌颂英雄,却常常忽视英雄诞生的土壤。如果见义勇为总是以生命为代价,那不是英雄太多,而是坏人太猖狂,社会保护太薄弱。
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制止暴力,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凶手能轻易拿到刀?为什么村里没有应急机制?黄明飞的死,不该只换来一句“致敬英雄”,更该换来一场对基层治安与心理干预的深刻反思。
案发7天后,事件冲上热搜。不是因为真相大白,而是因为——死者是研究生,凶手是刑满释放人员,动机是“土地纠纷”。这些标签太有冲击力了,足以点燃舆论。
可热搜总有冷却的一天。当流量退去,我们是否还记得黄明飞这个名字?是否还记得他父亲在电话那头哽咽地说:“我儿子才刚毕业……”是否还记得伤者唐某玉说:“我要去他灵前叩拜,是他救了我。”
而凶手蒋某平,光着上身、穿着拖鞋,坐在山林里被抓获的照片流传网络,像一头疲惫的野兽。
可我们不该只把他当成“恶魔符号”,而忽视背后那个可能早已破碎的人生。他有罪,但他的罪,不该让我们停止追问:是谁,把一个人逼到了非杀不可的地步?
村干部说,动机是“土地和经济纠纷”。七个字,轻飘飘,却重如千钧。在中国农村,土地是命根子,是祖辈的寄托,是生存的底线。一块地、一条路、一堵墙,都可能成为多年积怨的导火索。可为什么,这些纠纷总是在爆发后才被看见?为什么调解机制常常缺位?为什么非得等到血案发生,才有人出面?
黄明飞的死,不该只是一起刑事案件,它是一记警钟:基层治理不能只靠摄像头和警犬,更要靠提前介入、及时化解的“人防”。每一个“小矛盾”,都可能是“大爆炸”的引信。
黄明飞取的那件快递,最终没有送到他手上。他本该有更长的路要走,有更远的山要爬,有更亮的未来要照亮。可他停在了9月9日的午后,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村民,献出了生命。
我们致敬英雄,但更该守护那些愿意成为英雄的人。别让见义勇为成为“高危行为”,别让善良成为最昂贵的奢侈品,别让一个研究生,死在回家取快递的路上。
愿天堂没有刀,只有书。愿人间少些仇恨,多些和解。愿下一次,有人挺身而出时,身后站着的,不只是沉默的旁观者,而是整个社会的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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