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陈昌浩的长征分歧始末

1960年秋天，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中南海问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回答道，那是在1935年9月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是张国焘和他的亲密战友陈昌浩。两人原本是鄂豫皖苏区的“二人转”搭档，共同领导着红四方面军这支当时红军中实力最强劲的队伍。

然而，在长征这个特殊背景下，两人关系经历了从亲密无间到彻底决裂的戏剧性变化，这个过程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存亡和中国革命的未来。

1931年4月，张国焘和陈昌浩受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鄂豫皖苏区。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红四军政委。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陈昌浩又任总政委。陈昌浩是名校毕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因为成绩优异，在当时还被誉为“苏联二十八宿”之一。

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期间，陈昌浩对张国焘几乎言听计从。无论是搞“肃反”，还是推行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陈昌浩多数时候都站在张国焘一边。

每遇大事，因为陈昌浩常常站队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党政军“三驾马车”事实上变成了“二人转”，徐向前只能被迫执行。这种密切的合作关系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看到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损失巨大，张国焘仗着四方面军兵强马壮，野心开始急剧膨胀，不断伸手向中央要权。

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余人。为安抚张国焘，中央不得不让周恩来将红军总政委职务让出，由张国焘接任，陈昌浩也成为了中革军委常委和前敌总政委。

然而，中央与张国焘很快就北上还是南下爆发了路线之争。1935年9月，张国焘以“筹粮待命”为由，擅自命令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停止北上。

9月8日深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来到周恩来驻地，召开紧急会议，着重讨论南下与北上问题。陈昌浩态度摇摆不定，而徐向前表态说同意中央的意见。

1935年10月，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挂出了“临时中央”的牌子。卓木碉会议前，陈昌浩虽然也对党中央提前北上、不告而辞颇有微词。

但当张国焘在会上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时，陈昌浩却是“目瞪口呆，一动不动”。据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忆：“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

张国焘示意陈昌浩表态，希望这位老搭档带头支持，没想到陈昌浩却保持了缄默，一言不发。李先念后来问陈昌浩：“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呢？一国不能有二主嘛！”陈昌浩只能是无言以对。

张国焘一意孤行南下，经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一战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部队死伤近万人。这一仗成为红四方面军由盛而衰的历史拐点。

部队在休整时又遭到严寒、饥饿和土匪武装的侵袭，总兵力从八万人锐减至四万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再加上共产国际特使张浩带来的高层指示，张国焘迫于形势和压力，只能取消“临时中央”。

1936年7月初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他不情不愿地踏上了北上的路程。到8月下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控制了甘南及陕甘边地区，就地补充给养，准备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9月16日到18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议开了三天，也吵了三天。会上，陈昌浩主张立即按照中央的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进行决战，会合一方面军”。

而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与胡宗南进行决战不利。他主张“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以往两人的观点总是一致，即使陈昌浩小有意见，终究也会统一到张国焘的决策和部署上来。但这次不同，陈昌浩和张国焘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各执不下。

会上大多数人都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否决了张国焘的方案。一向独断的张国焘见自己的主张占少数，最终不得不少数服从多数，同意陈昌浩等人坚持北上的意见。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思来想去，再次变卦，甚至调动军队准备强行实施他的西进方案。得到消息，陈昌浩对朱德、刘伯承表示，北上的决定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他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严令部队停止向西。看到陈昌浩如此，张国焘不得不放下身段，主动上门，找陈昌浩做工作，为西进找了种种牵强的理由。

陈昌浩针对张国焘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必须去（北上）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继续分裂对中国革命不利。”

张国焘担心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严肃处理，悲从心来，泪如雨下。看到张国焘这样，陈昌浩心里十分反感，他说：“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用的。”

9月27日，张国焘下令在洮州开会，大谈西进的好处。此时，已经了解了岷州会议来龙去脉的四方面军干部们，众口一词，质疑张国焘的决定。

陈昌浩带头发言，强烈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总指挥徐向前话不多，却一言九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其他众人发言也都一致强调要按中央命令行事。张国焘陷入空前的孤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洮州会议决定遵照中央命令和红四方面军绝大多数指战员意愿，迅速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抵达陕北后，毛主席曾说：“我们应该帮助他（张国焘），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

陈昌浩后来多次为自己的错误道歉。1980年中央为陈昌浩举办的追悼会上，悼词给予他正面评价，承认他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