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佩服我爹，在外几十年，老家红白喜事他必随礼，爹去世我懂了

“小伟，你三叔公家的大孙子，下个月十八号结婚，你记得把礼钱转给我。”

我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熟稔。

我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季度报表，一个头两个大，听到这话，捏着眉心的手指不由得加重了力道。

“哪个三叔公？”我有点走神。

“就你小时候回村，给你揣了一兜炒花生的那个，住村东头，忘啦？”

我怎么可能记得。我脑子里飞速旋转，试图从尘封的记忆里扒拉出这么一号人物，但结果是白费功夫。对我来说，老家那些亲戚，就是一个个模糊的称谓，像一个个需要定期维护的账户。

“爸，我跟他都不熟，这礼还有必要随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商量，而不是质问。

“话不能这么说，人情往来，就是你来我往才热乎。你在外面是大城市的人，但根在这里，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说我们老李家的人忘了本。”

又是这套说辞。

我叹了口气，点开手机银行：“随多少？”

“你看着办吧，我跟你妈商量的是一千，你出个八百或者一千都行，心意到了就成。”

我点了转账，输入一千，备注“三叔公孙子结婚”，然后把截图发给了我爹。

电话那头传来我爹满意的“嗯”声，又照例嘱咐我几句注意身体，别太累，才挂了电话。

我靠在办公椅上，看着窗外林立的高楼，心里头有点说不出的憋闷。

我叫李伟，三十五岁，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项目经理。我和我老婆小林，都是从外地考到这里，一路打拼，好不容易才算扎下脚跟。我们买了房，背着三十年的房贷；孩子刚上小学，每个月的兴趣班、补习班费用就够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了。

生活就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我们每天都在飞速运转，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我爹，李建国同志，是我心里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年轻时也是第一批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建筑队里扛过水泥，扎过钢筋，一辈子勤勤恳恳，把我供出来。他身上有那一代人最典型的特质：吃苦耐劳，又格外看重乡情和脸面。

自我有记忆起，我爹就有一个深棕色封皮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人名和数字。

张家盖房，三百。

李家嫁女，五百。

王家老人走了，四百。

那个本子，就是我们家在老家的人情账本。

几十年来，无论我们家境如何，哪怕是手头最紧的时候，老家传来的红白喜事，我爹的礼金从没断过。小时候我不懂，只觉得我爹真大方。长大后，尤其是我自己开始挣钱养家，我才慢慢觉得，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那些亲戚，很多我一年到头都见不上一面，有的甚至连名字和人都对不上号。为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人情”和“脸面”，每年都要支出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跟老婆小林提过这事，她也是一脸的不理解。

“你爸也真是的，这钱花得有什么意思？又不能当饭吃，人家回头就把你忘了。”小林一边给女儿削苹果，一边说。

“他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我无奈地摊摊手。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这是价值观的问题。咱们在上海，同事朋友之间，除非关系特别铁，否则谁会这么搞？大家都很忙，时间精力都宝贵，哪有空去维系那么多无效社交。”

小林的话，说到了我心坎里。

是啊，无效社交。这四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我对父亲这种行为的定义。

在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里，一切都讲究效率和回报。我的人脉圈子，是我的同事、我的客户、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之间的往来，大多基于明确的利益交换和价值对等。

而我爹那个本子上的人情，对我来说，就是一笔笔只出不进的坏账。

我曾试图跟我爹沟通。

有一次，又是一个我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家有事，我借着酒劲，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爹说：“爸，您这人情账本，是不是也该更新换代了？现在都用大数据管理了，您这套老黄历，投资回报率太低了。”

我爹当时正在小酌，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容慢慢收敛了。

他放下酒杯，定定地看着我，看了很久，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小伟，你是不是觉得，爸花的这些钱，都是冤枉钱？”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有点心虚。

“你就是那个意思。”他打断我，“你觉得你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出入都是写字楼，来往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就瞧不上老家这些泥腿子亲戚了，对不对？”

“爸，我真没有……”

“你听我说完。”我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我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你说的什么大数据。我就认一个理，人活一辈子，不能当一座孤岛。你在外面风光，那是因为家里这片岸还在。哪天要是起了风浪，你得有个能回头的地方。”

“咱们家，从你爷爷那一辈起，就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乡里乡亲的帮衬。你小时候发高烧，半夜三更，是你三叔开着拖拉机送我们去镇上医院的。你上大学那年，学费差两千块钱，是我厚着脸皮找你四伯借的。这些事，你都忘了？”

我沉默了。

那些陈年旧事，他不说，我几乎都快忘了。

“爸记着这个账本，不是为了图什么回报。就是为了记着一份情，为了告诉自己，我们老李家的根在哪里。钱花了，可以再挣。情分要是断了，那可就真断了。”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

我知道我爹是为我好，但我依旧无法从心底里认同他的做法。

时代不同了，我认为。他的那套生存法则，在他那个年代或许是至理名言，但在我这里，已经有些水土不服。

我依旧会在他的要求下，给老家转去一笔笔的礼金。但我心里，始终把它当成一种无奈的义务，一种为了维持父子关系和谐而必须支付的“情感税”。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我对父亲行为的不解和妥协中，一直过下去。

直到那天，一个电话，将我所有的平静和自以为是，击得粉碎。

01

那天下午，我正在跟一个重要的客户开视频会议。

项目到了关键阶段，双方为了几个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我全神贯注，引经据典，正说得口干舌燥，放在一旁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

是老妈的电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妈很少在我上班时间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忙。这个时间点打过来，通常没什么好事。

我跟客户比了个暂停的手势，捂着听筒，走到会议室外。

“喂，妈？”

“小伟……你快回来……你爸……你爸他出事了……”

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每一个字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心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妈，你别急，慢慢说，我爸怎么了？”

“他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现在……现在在县医院抢救……”

后面的话我几乎听不清了。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晃。

我冲回会议室，语无伦次地跟客户道歉，说家里有急事，会议必须中断。也顾不上看对方是什么表情，抓起外套和车钥匙就往外冲。

我一边开车往高铁站赶，一边给我老婆小林打电话。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声音都在发抖。

“小林，我爸……出事了，从工地上摔下来了，正在抢救。”

小林也蒙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才传来她慌乱的声音：“怎么会这样？严重吗？你现在在哪？”

“我正在去高铁站的路上，你……你先别慌，在家等我消息，照顾好乐乐。”

挂了电话，我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在城市的车流中穿梭。窗外繁华的街景飞速倒退，我却什么都看不见，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再快一点。

我爹今年六十二了。

我大学毕业后，不止一次跟他说，别去工地上干了，年纪大了，太危险。他总说自己身体好，闲不住，在家待着浑身难受。再说，还能再挣几年，给我减轻点负担。

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的房贷，心疼孙女的学费。

我总以为，日子还长，等我再过几年，手头宽裕了，就把他接来上海，好好享享清福。

我从没想过，“意外”这两个字，会以如此迅猛和残酷的方式，降临到我们家。

我买了最近一班的高铁票，三个小时的车程，我却觉得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坐在座位上，双手交握，手心里全是冷汗。我一遍遍地回想我爹的样子，他的唠叨，他的固执，他那个深棕色的账本……

我发现，我对他，其实了解得很少。

我只知道他是我爸，是我人生的靠山。可这座山，如果真的倒了，我该怎么办？

02

赶到县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急救室门口的红灯，像一只不祥的眼睛，刺得我眼睛生疼。

我妈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发凌乱，双眼红肿，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看到我，她“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抓住我的胳膊，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小伟，你可算来了……你爸他……医生说……情况很不好……”

我扶着我妈，感觉她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走到急救室门口，拦住一个匆匆走出的护士。

“护士，请问一下，李建国的情况怎么样了？”

护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你是病人家属？还在抢救，颅内出血，多处骨折，失血过多，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你们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在我心里来回地割。

我扶着墙，才勉强站稳。

那一夜，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我和我妈守在急救室门口，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是煎熬。

凌晨三点，急救室的门终于开了。

一个一脸疲惫的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

“命是暂时保住了。”医生说，“但是，还没脱离危险期。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是关键。而且，就算挺过来，后续的治疗和康复，也是一个漫长且花费巨大的过程。”

我悬着的心，刚放下一点，又被“花费巨大”四个字给提了起来。

“医生，大概需要多少钱？”

医生看了我一眼，报出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让我瞬间感觉呼吸都困难了。

那是我和我老婆小林，不吃不喝，也要攒好几年的钱。

我爹被转入了ICU，我们家属不能进去探视，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看一眼。

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各种仪器“滴滴答答”地响着。曾经那个在我眼里像山一样结实的男人，此刻，却如此脆弱，仿佛随时都会消失。

我妈看了一眼，就捂着嘴，泣不成声。

我把她安顿在医院附近的旅馆，她哭累了，睡了过去。

我一个人坐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烟雾缭绕中，我开始盘算钱的事情。

我和小林的积蓄，加上我手头的一些理财产品，全部变现，也才勉强凑够第一期的手术费。

后续的治疗费，康复费，护理费……就是一个无底洞。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在上海的那些朋友和同事。

我自认为，我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人缘还算不错。平时大家一起吃饭喝酒，称兄道弟，张口闭口都是“有事你说话”。

现在，是真的有事了。

我拿起手机，点开微信，找到了一个平时关系最好的哥们儿，张伟。我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在同一个城市打拼，感情一直很好。

我编辑了一条信息，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问他能不能先周转几万块钱。

信息发出去，石沉大海。

过了一个小时，他才回过来：“兄弟，真不巧，我老婆刚看中一个学区房，我们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还借了不少外债，现在实在是拿不出来。你爸这事，我精神上支持你，一定要挺住。”

看着“精神上支持你”这几个字，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死心，又找了几个平时自诩为“铁哥们”的同事。

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

“小伟啊，真对不住，我上个月刚买了辆车，贷款还没还完呢。”

“不好意思啊李经理，我孩子报了个国外的夏令营，刚交了十几万，手头也紧。”

“要不，你在公司的互助平台上申请一下试试？那个流程可能有点慢，但多少能解决一点。”

我把手机扔在一边，靠在墙上，感觉一阵阵地发冷。

这就是我引以为傲的，现代化的，高效的人脉圈子。

大家都很客气，很礼貌，很会表达同情和关心。

但一谈到钱，就都变成了最精明的计算器。他们会迅速评估风险和回报，然后用最体面的方式，拒绝你。

我不是说他们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难处。我没有资格去道德绑架任何人。

我只是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曾经嘲笑我爹，觉得他花钱维系的那些农村人情，是“无效社交”。

现在看来，我这些所谓的“有效社交”，在真正的风浪面前，才是不堪一击。

那一刻，我第一次对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

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陌生的旅馆里，面对着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和冷冰冰的手机屏幕。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独。

我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下去。

03

在医院待了三天，我爹的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但依然没有脱离危险。

医生找我谈话，意思是后续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保守，花费少一点，但效果不确定；一种积极，用进口药，做最好的康复治疗，但费用也是个天文数字。

“家属自己决定。”医生把选择题抛给了我。

我没有丝毫犹豫。

“用最好的。”

钱没了可以再挣，我爸只有一个。

可是，钱从哪儿来？

我焦头烂额，嘴上起了一圈燎泡。小林把家里的积蓄都转给了我，又跟她娘家借了些，但还是杯水车薪。

我甚至想到了卖房子。

那是我和小林奋斗了近十年，才换来的安身之所。如果卖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又得回到租房的日子。更重要的是，女儿的学籍怎么办？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妈突然对我说：“小伟，要不，你回家里一趟吧。”

“回家干嘛？”我不解。

“把你爸那个记账的本子拿来。”

“拿那个干嘛？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人情往来？”我有点不耐烦。

“你别管了，你拿来就是了。”我妈的语气很坚持。

我拗不过她，只好开车回了一趟几十公里外的老家。

家还是那个家，一个普通的农村小院。因为好几天没人住，院子里落了些树叶，显得有些萧条。

我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杂着泥土和陈旧木头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硬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书桌。

那个深棕色封皮的笔记本，就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我把它拿出来，抽屉里还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

本子很厚，封皮的边角都磨损了，看得出经常被翻动。

我随手翻开一页。

上面的字迹，是我爹那手算不上好看，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的字。

“2008年3月，邻村王二柱家，儿子考上大学，随礼500元。”

后面用小字备注着：“二柱是个实诚人，当年帮我扛过水泥。他儿子有出息，是好事。”

“2010年9月，堂弟李建军家，盖新房上梁，随礼800元。”

备注：“建军小时候总跟我屁股后面跑，他家条件不好，盖个房不容易，多帮衬点。”

“2015年6月，村东头张寡妇家，老人过世，随礼300元，另帮忙抬棺。”

备注：“张寡妇一个人拉扯孩子，不容易。她男人当年在矿上出事，跟我是工友。”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从九十年代，一直到最近。

每一笔支出的背后，都有一段简短的备注。

这里面，有亲戚，有邻居，有工友，甚至还有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人。

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账本。

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这哪里是账本，这分明是我父亲大半个人生的轨迹。

他把他的善意，他的同情，他的处世原则，他朴素的价值观，一笔一笔，全都记在了这里。

他记下的，不是钱，是情。

他所做的，不是我理解的“无效社交”，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家，编织一张巨大而坚韧的网。

我坐在父亲的书桌前，看着窗外，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进来，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

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

我一直自诩为现代都市精英，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一切。我以为我比父亲更聪明，更懂得生存法则。

但现在，面对真正的困境，我的“精英法则”失灵了。

而我父亲用一生去践行的“老土法则”，又会怎么样呢？

我拿着那个本子，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这是我眼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了。

我把本子揣进怀里，锁上家门，返回了医院。

我对我妈说：“妈，我想回村里一趟，挨家挨户地去走走。”

我妈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丝光亮。

她点了点头：“去吧。你爸常说，做人，得讲良心。”

04

我爹出事的消息，其实早就传回了村里。

但我没想到，会传得那么快，那么广。

我开着车，刚进村口，就看到三叔公站在他家门口的大槐树下，像是在等我。

他看到我的车，连忙迎了上来。

“小伟回来了？你爸……怎么样了？”

“还在ICU，情况暂时稳住了。”我下了车，声音有些沙哑。

三叔公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钱的事，你别愁，咱们大家伙儿一起想办法。”

我心里一暖。

还没等我开口，三叔公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钱，有红色的，也有绿色的，票面很旧，看得出是攒了很久的。

“这是两千块钱，你先拿着。我知道不多，但你三叔公也就这点能耐了。”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

我看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和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鼻子一酸。

这就是我爹电话里说的，我小时候给我揣了一兜炒花生的三叔公。

我甚至都记不清他的样子了，可他还记着我。

“三叔公，这钱我不能要……”

“拿着！”他眼睛一瞪，“你爸当年，在我家最难的时候，二话不说就借了三千块钱给我们周转。这份情，我们家记一辈子！现在你们家有难了，我们能看着不管？”

我拿着那两千块钱，感觉沉甸甸的。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拿过的最重的钱。

告别了三叔公，我按照账本上的地址，开始一家一家地走。

我去的第一家，是李建军家，我爹的堂弟。

他家的房子，是村里盖得最气派的小洋楼。见到我，他二话没说，把我拉进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哥，这里面有五万块钱，密码是你大伯的生日。你先拿去用，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愣住了。五万，这不是个小数目。

“建军，这太多了……”

“哥，你跟我还客气啥？”他红着眼圈说，“当年要不是大伯拉我一把，带我出去干工程，又借钱给我盖房子，我哪有今天？大伯现在躺在医院里，我出点力是应该的。你放心，工地上我给你盯着，工程款我一分不少地给你结回来。”

我这才知道，我爹摔下来的那个工地，就是建军承包的。

从建军家出来，我又去了王二柱家。

王二柱的儿子，就是当年考上大学，我爹随了五百块钱礼的那个。如今，他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技术骨干了。

他正好休假在家，听说了我爹的事，也是唏嘘不已。

他拿出了十万块钱。

“小伟哥，这钱你一定要收下。当年要不是大伯那五百块钱，我可能连去大学报到的路费都没有。我爸妈都是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从小就告诉我，做人要知恩图报。大伯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报答。现在，正是我该出力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联系了省城最好的脑科专家，随时可以把我爹转过去。

我站在他家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看着这个比我小几岁的，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接下来，我去了一家又一家。

有我爹的工友，有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有村里的邻居。

他们有的，拿出了几千；有的，拿出了几百；还有的，家里实在困难，就提了一篮子鸡蛋，或者一袋子自己种的蔬菜，硬要塞给我妈。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拉着我的手，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块钱。

“孩子，你爸是个好人啊。有一年下大雪，我家房顶塌了，是你爸第一个带着人来帮忙修的。这钱不多，你拿着，给你爸买点营养品。”

我走在村里的小路上，手里拿着的钱越来越多。

这些钱，每一张，都带着温度。

它们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故事，是一份份沉甸甸的情义。

我终于明白，我爹那个账本上记下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情债”。

那是一颗颗善良的种子。

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问回报地，把这些种子撒了出去。

如今，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这些种子，都长成了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大树。

那天晚上，我回到医院，把一个装满了现金的布袋子，放在了我妈面前。

我妈看着那袋子钱，没说话，只是默默地抹着眼泪。

我把白天遇到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

讲到我的声音也哽咽了。

“妈，我以前总觉得爸傻，觉得他做的都是没用的事。我现在才明白，我才是最傻的那个。”

我妈拍了拍我的手，说：“你爸这辈子，没啥大本事，但他活得明白。他总说，钱是冰的，人心是暖的。把钱花在暖人心的事上，什么时候都不亏。”

是啊，人心是暖的。

这句话，在那个寒冷的冬夜，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看着ICU里，依旧在昏迷中的父亲。

我在心里对他说：爸，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你用一生守护的这个家，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了。

05

在凑齐了足够的钱之后，我立刻办理了转院手续。

在王二柱儿子的帮助下，我们很顺利地将父亲转到了省城最好的医院，请了最权威的专家进行会诊。

新的治疗方案很快确定下来，手术也安排上了。

手术前一天，我签下了一大堆文件，每一张都像是一份生死的契约。

主刀医生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看起来很儒雅的教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你父亲的求生意志很强，这是个好现象。”

手术进行了八个小时。

那八个小时，我和我妈，还有一些从老家赶来的亲戚，就守在手术室外。

没有人说话，空气中只有压抑的沉默和此起彼伏的，压抑着的呼吸声。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是父亲教我骑自行车的画面，一会儿是他送我上大学时，在火车站站台上的背影，一会儿又是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一样，那么深刻地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的重量。

我害怕。

我害怕手术室的门打开后，等来的是一个我无法承受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终于，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开了。

主刀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欣慰。

“手术很成功。”

他说，“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听到这句话，我全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空，靠着墙壁，缓缓地滑坐到地上。

我妈和几个亲戚，则喜极而泣，抱在一起。

那一刻，走廊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背景。我只觉得，窗外的阳光，从来没有这么明亮过。

父亲被推出了手术室，转入了重症监护室继续观察。

虽然还处于昏迷状态，但他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康复。

村里的人，依旧在用他们的方式，关心着我们。

三叔公几乎每天都会打来一个电话，问问我爹的情况。

建军堂弟那边，工地的工程款，一分不少地结清了，还额外多给了一笔钱，说是工伤赔偿和慰问金。

王二柱的儿子，隔三差五就来医院探望，帮我们处理了很多专业上的事情。

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乡亲，他们会托人捎来自己家养的鸡，种的菜。

我的手机里，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条微信，内容都差不多：“小伟，别担心，有我们呢。”

我的妻子小林，也带着女儿从上海赶了过来。

她看到眼前的一切，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她私下里对我说：“李伟，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你爸了？”

我握着她的手，摇了摇头：“不，是我们都错了。我们以为自己看懂了世界，其实，我们连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还没学会。”

小林把一张银行卡塞给我：“这是我全部的积蓄，还有我找我爸妈、我哥嫂凑的，一共二十万。我知道还是不够，但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看着她，眼眶发热。

这段时间，我忙着照顾父亲，公司那边，请了长假。项目落下了，奖金泡汤了，甚至连工作能不能保住，都是个未知数。

但我一点都不慌。

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的背后，站着我的家人，站着我的妻子，还站着那一大群，被我父亲用一辈子去“投资”的，朴实而善良的乡亲。

他们共同为我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让我在面对人生最大的风浪时，没有被击垮。

半个月后，父亲终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能认出我，能认出我妈。

他看到我们，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因为气管切开，发不出声音。

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我握住他那只没有打点滴的手，那只曾经无比宽厚有力，为我撑起一片天的手。

“爸，你醒了就好。别担心，一切有我。”

06

父亲的身体，在一天天好转。

从ICU转到普通病房，从只能吃流食，到可以喝一点粥。

他能开口说话了，虽然声音还很虚弱，断断续续。

他醒来后，问我的第一句话是：“花了……多少钱？”

我告诉他，让他别担心钱的事，安心养病。

他却很固执，一定要问个明白。

我只好把村里人自发捐款，建军堂弟和王二柱儿子大力帮忙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他听完，沉默了很久。

浑浊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动。

他转过头，看着窗外，声音沙哑地说：“我这辈子……值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我说：“小伟，等我出院了，你把那个本子拿来，咱们得把账……记清楚。谁家送了多少钱，送了什么东西，都得记下来。这份情，咱们以后，要加倍地还。”

我点点头：“爸，我知道。”

那一刻，我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心里对他那个账本，再也没有了任何不解和抵触。

我甚至有了一种冲动，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就是为了记住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向我们伸出过援手的人。为了记住，人与人之间，最纯粹，最温暖的那份情义。

父亲的康复之路，很漫长。

因为脑部受过伤，他的左半边身体，行动有些不便，需要做大量的康复训练。

那段时间，我每天的工作，就是陪着他，像教小孩子一样，教他重新走路，重新拿筷子。

他很要强，也很努力。

康复训练很痛苦，他每次都疼得满头大汗，但从来没喊过一声。

有一次，他练习走路，没站稳，摔倒了。

我赶紧去扶他。

他摆摆手，自己挣扎着，扶着墙，一点一点地站了起来。

他看着我，咧开嘴，笑了笑。

“你看，你爸……还没倒。”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是啊，我的父亲，这个在我眼里像山一样的男人，他没有倒。

他只是累了，需要歇一歇。

等他歇好了，他依然是那座，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的山。

出院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灿烂，暖洋洋的。

我们办好手续，建军堂弟开车来接我们。

村里来了很多人，把医院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他们手里，都提着东西。

看到我爹被我从轮椅上扶下来，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精神头很好，大家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

三叔公走上前，用力地拍了拍我爹的肩膀：“建国，好样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爹看着眼前的乡亲们，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拱手作揖。

回到家，院子里已经摆好了酒席。

大家说，这是给我爹“冲喜”，去去晦气。

那天，我们家的小院，比过年还热闹。

大家围坐在一起，喝酒，聊天，说着家长里短。

我坐在父亲身边，给他夹菜。

他看着满院子的人，端起酒杯，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各位乡亲，各位兄弟……”他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李建国，今天能从鬼门关里爬回来，全靠大家伙儿的帮忙。这份恩情，我李建国，还有我儿子李伟，我们全家，记一辈子！”

“大恩不言谢，都在酒里了！”

说完，他仰起头，把一杯白酒，一饮而尽。

院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我看着父亲微红的脸庞，和那双明亮的眼睛。

我突然觉得，我以前，从来没有真正地认识过我的父亲。

我看到的，只是一个固执的，爱面子的，花钱大手大脚的父亲。

而我没有看到的，是他那颗金子般的心，和他用一生去践行的，朴素而伟大的道义。

07

父亲出院后，身体恢复得不错。

虽然不能再干重活了，但生活自理，已经没有问题。

家里的生活，也渐渐回到了正轨。

我回到了上海，继续我的工作。幸运的是，公司还算人性化，保留了我的职位。

只是，我的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扑在工作上。

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我每周都会给我爹妈打一个视频电话，听他们说说村里的新鲜事。

我爹的那个账本，被我用手机拍了下来，存在了云端。

他年纪大了，眼睛花了，记不清了。现在，换我来帮他记。

老家再有红白喜事，不用他开口，我会主动问他，然后把礼金转过去。

小林也变了。

她主动加了很多老家亲戚的微信，建了一个家族群。逢年过节，她会在群里发红包，跟大家互动。

她还说，等女儿放暑假了，就带她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让她也接接地气，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有一天，我爹在视频里，突然对我说：“小伟，三叔公家的那个大孙子，就是你之前转钱的那个，他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你看，是不是该表示一下？”

我笑了。

“爸，这事我记着呢，早就准备好了。”

我点开手机，给他看我买的婴儿礼盒和转账记录。

我爹在视频那头，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我儿子，长大了。”

挂了视频，我靠在阳台上，看着上海的万家灯火。

我想起我爹的那句话：“人活一辈子，不能当一座孤岛。”

以前，我觉得这句话很土。

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有智慧的一句话。

是啊，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岛。

我们被亲情，被乡情，被各种各样的人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些连接，在平时，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些累赘。

但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它们就会变成最坚固的锚，让我们不至于被巨浪吞噬。

我很佩服我爹。

他用一辈子的时间，勤勤恳恳，不计得失，为我织就了一张巨大的人情之网。

这张网，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牢牢地托住了我。

现在，他老了。

轮到我，来继续修补和编织这张网了。

我会把它，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我们家，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