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凡尔赛”

当代打工人的理想生活，无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可惜的是如今经济下行，内卷加剧，996、007成为常态，很多人的生活也就是能勉强混个温饱，这种理想化的生活根本达不到，就连接近也很困难。即便有个别“漏网之鱼”能达到或者接近，也不敢表露，生怕“露富”被人盯上，被亲朋好友们“吃大户”。可古代就有这么一位牛人，晚年时候，不仅过上了这种人人羡慕的闲适生活，还到处吆喝，写诗显摆，生怕别人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六十四岁的白居易为同州刺史。但他因年事已高且对地方政务感到疲惫，并未立即赴任，多次上表辞请，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后，改任太子少傅分司。表面上是升迁，从“从三品”的同州刺史升为“正二品”的太子少傅，其实是从实职变成了闲职。虽然“分司东都”意味着远离了行政中心长安，可该享受的待遇一点儿也不少--一下子实现了无数打工人“位高权重责任轻”梦想，这简直好得不要不要的。所以白居易在洛阳整天饮酒作诗，参禅悟道，赏花品茗。不仅如此，他还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逍遥生活，专门写了首诗显摆自己，这首诗就是《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其中最后一句“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简直把“凡尔赛”拉满了。

朝廷给我二品官这么高的工资，雇我其实就是让我来当个闲散快乐的人。其实，我还有自己更欢欢的事呢。这种“拿高薪干闲差”的状态，是不是像极了现代人梦想的“财务自由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你以为这就完了？太小看白老先生了吧。晒完自己闲适的生活，接着，他还晒起了自己在洛阳的豪宅。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在洛阳的高档住宅小区--履道坊，给自己修建了一座特别奢华的私宅，有五六亩地那么大，里面还挖了一方水池，种植着千竿翠竹，园中布置有嶙峋怪石，栖息着翩翩白鹤，池子里栽种着紫菱和白莲--都是白居易最喜欢的，让他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自然雅趣。这还没完，又写了首《池上篇》来显摆，其中写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目前。”

坐在这个有厅事有庭院、有小桥有小船的顶奢豪宅中，不时饮上一杯酒，或者乘兴吟一首诗，看着眼前妻子儿女其乐融融，圈养的鸡犬悠闲自在，更觉得陶醉在这种悠然自得的日子里，在这样的地方快乐的生活，颐养天年，真是顶级文人的风雅。

这炫财富自由炫豪宅园林的，简直把仇恨拉满了。然而，这还不算完，读书人嘛，不能光炫这些浮光掠影的东西，还得炫下“书”与“酒”。

定居洛阳的时候，白居易经常去附近的龙门东山，也就是香山附近游玩。度过了宦海浮沉，也避开了“牛李党争”，主动远离权力中心长安，这是一种既免于奔波劳苦、又远离政治漩涡的智慧选择。白居易对香山寺感情极深，他不仅常来游玩居住，还出资修缮了香山寺，并自号“香山居士”，甚至留下遗愿，将自己最终葬于香山寺附近。

在香山上，看云卷云舒，听松涛阵阵，空山寂静，老夫闲居，鸟儿陪伴着云归来，好不乐哉。白居易感觉不尽兴，还写了《香山寺二绝》，其中一首写到：“空山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家酝满瓶书满架，半移生计入香山。”

“家醖满瓶”代表物质生活的满足与享受，“书满架”代表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充实。家里美酒满瓶，藏书满架，两者结合，描绘出一种无需外求、自给自足、高雅而惬意的理想生活状态。而“半移生计入香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它宣告了白居易与世俗名利场的决裂，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重心从官场转移到了自然山水与佛寺禅境之中，表现了对世俗纷争的厌倦和对归隐生活的坚定选择。

当然，这种选择不是痛苦的逃避，而是主动的、豁达的拥抱，有一种看透世事后的平静、淡然和喜悦，与飞鸟白云为伴，与清泉山月结缘，甚至愿“他生当作此山僧”，可见他的心境已然达到了物我两忘、与自然合一的超然境界了。

炫完书与酒，白居易这个“社交达人”怎能不炫一下他的“知己好友”呢。

白居易的好友众多，包括元稹、武元衡、刘禹锡、李绅、韩愈等大碗，白居易在职业生涯中，与他们交集甚多，彼此之间的唱和诗也很多。比如元稹被贬通州，白居易给他写了一封的安慰信：“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元稹接到信后心情很激动，几欲落泪，还回了首《得乐天书》：“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能让他如此激动的，唯有好友的书信，可见俩人的感情之深。

白居易与武元衡的唱和诗不多，但其背后的故事值得玩味。他们之间一次著名的唱和围绕着一只孔雀展开的。武元衡在西川节度使任上时，在前任韦令公的旧宅园中见到一只孔雀，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孔雀》：“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上客彻瑶瑟，美人伤蕙心。会因南国使，得放海云深。”

这首诗借孔雀寄托了人生变迁的感慨。回到长安后，武元衡将此诗示于朝中大臣。白居易读后，觉得原诗对孔雀形象的描绘和情感的深度尚有发挥空间，便写下了《和武相公感韦令公旧池孔雀（同用深字）》来唱和：“索莫少颜色，池边无主禽。难收带泥翅，易结著人心。顶毳落残碧，尾花销暗金。放归飞不得，云海故巢深。”俩人的唱和诗不仅是文字的呼应，更是才情与情感的较量。

白居易与刘禹锡的唱和诗也很多，尤以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在扬州的唱和最著名。那年，在外地被贬二十三年的刘禹锡返京途经扬州，遇到了从苏州刺史任上回洛阳的白居易。酒酣耳热之间，白居易对好友的命运多舛很是感慨，提笔写下了这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表达了对好友的同情与愤懑。而刘禹锡却很豁达，回赠了这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以自然景象喻示新陈代谢的哲理，一扫贬谪的沉郁，展现豁达乐观的生命态度，代表了中唐唱和诗的最高水平，也展现了士大夫在困境中的精神风貌。

白居易与李绅、韩愈等人的唱和诗也很多，就不举例了。

当然了，我觉得，白居易最高级的“凡尔赛”当属晒他的“歌姬乐团”。自晋唐以来，蓄妓玩乐之风从宫廷到民间都极为兴盛。白居易身为朝廷重臣，家中蓄养歌舞伎乐者最多时候达到百十余人，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擅长唱歌的樊素和擅长跳舞的小蛮。曾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白居易因中风行动不便，就将家中的歌舞伎都遣散了，这里面就有樊素和小蛮，想着趁她们年轻还能找到个好人家。那天，樊素与小蛮含泪转身离去，望着两人远去的身影，已到风烛残年的白居易知道，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快到生命的终点了。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死后葬于洛阳香山，实现了他的愿望。

坦率地说，白居易的“炫富”很高级。他炫的不是占有，而是享受；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如何用财富滋养自己的精神和生活；不是孤独的奢华，而是共享的雅趣。这种“炫”，是一种生活哲学的胜利。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既有经世济民的才干和社会地位，又能从中抽身，享受私人空间的极致快乐与风雅。这是一种让后世无数文人都羡慕不已的、难以复制的“高级凡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