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南方遭受灾难

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联合国前官员、马来西亚经济学家

编辑：亚太日报 丹玮

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有所上升，富裕国家目前和累计的人均排放量大大超过了全球南方国家。

热带脆弱性

在过去的六千年里，热带地区的“承载能力”、土壤肥力、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程度都远高于温带地区。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现在越来越受到地球变暖的威胁。

不同的环境、地理、生态和手段会影响行星加热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差异很大，特别是在热带和温带地区之间。极端天气事件，如旋风、飓风或台风，在热带地区通常要严重得多，热带地区也更容易受到行星加热的影响。

尽管热带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对较少，但它们现在必须更加适应地球变暖及其后果。许多农村生计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迫使“气候难民”搬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别无选择，只能离开。

更糟糕的是，近几十年的经济和技术变革限制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机会，导致就业进一步落后于劳动力增长。不平等的发展也加剧了气候不公正。热带地区的适应工作更加紧迫，因为行星加热对这些地区的破坏要大得多。

技术解决方案

虽然科学可以提供解决方案，但创新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以获取利润。以前，发展中国家可以谈判技术转让协议，但这种选择越来越少。

知识产权的加强进一步限制了技术转让、创新和发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其新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条款，大大扩大了知识产权的范围。因此，获得必要技术的手段越来越取决于支付能力和政府的许可，从而减缓了全球南方的气候行动。财政紧缩使最糟糕的人群雪上加霜。

尽管由于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大流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但欧洲各国政府拒绝履行西方在2001年做出的公共卫生例外（PHE）让步，即在1999年西雅图谈判崩溃后重启世贸组织部长级谈判。

随着疫情的迅速蔓延，欧洲各国没有实施《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而是拖延谈判，直到疫情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才勉强达成了糟糕的妥协，但已经导致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死亡。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削减了研究资金，热带威胁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被忽视疾病名单上占据主导地位。

气候融资不足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声称，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他们每年只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提供1000亿美元。这一1000亿美元的承诺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缔约方会议（COP）之前做出的，以确保在20世纪末美国参议院拒绝《京都议定书》后，对一项重要的新气候协议的支持。

西方发达国家承诺，度过全球金融危机后，即从经济衰退中复苏后，从2020年开始提高其优惠气候融资捐款。然而，数据表明，2020年后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有所下降，而军事支出承诺大幅增加。

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声称，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已经得到了一些新的“创造性”的满足，包括意大利政府对国外商业冰淇淋连锁店的资助！

在最近的气候融资谈判中，西方政府越来越坚持认为，只有缓解资金才有资格成为气候融资，声称适应努力不会减缓地球变暖。

与此同时，“损失和损害”的赔偿资金仍然低得令人尴尬。更糟糕的是，近年来，西方大部分国家已经放弃了减缓地球变暖的具体承诺。尽管美国是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成效却是最小的。两届特朗普政府对美国早些时候适度承诺的逆转进一步减少了迄今为止微不足道的进展。

2021年底，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承诺停止燃煤发电。但不到半年，乌克兰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彻底放弃了阻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承诺。

对商业融资的让步

为响应发展中国家以优惠条件提供更多财政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应对气候危机的要求，世界银行行长吉姆·金提出了“从数十亿到数万亿”的融资口号。随着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减少和借贷条件收紧，这一口号被用来敦促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商业贷款。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非常规货币政策，西方国家的利率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借贷，直到2022年初利率大幅上调。资金撤出了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广泛的债务困扰，特别是在许多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所谓的市场金融解决方案不仅没有缓解气候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与此同时，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敌对行动和一些人认为的新冷战正在加速地球变暖，并进一步威胁热带生态、农村生计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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