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为何要进行西化改革？结果又是如何呢？

土耳其有意识的西化改革,至少应从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时算起,至今几近300年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改革取向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改革的根本原因包括两个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复古主义改革的失败。

(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

任何大帝国的兴衰都是一系列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除了“千年帝国”拜占庭内外交困下的衰落和突厥塞尔柱王朝在蒙古远征军打击下土崩瓦解这样的外部原因外,其内部关键性因素大致有3点。

即王权集权体制与竞争为王的苏丹继承制度、教权对王权近乎无条件的支持和依附所形成的政教同盟、掠夺扩张性的军政体制。

而与其相应,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一个原因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翻天覆地的惊人进步逐步改变了双方的强弱对比;另一个原因是促成奥斯曼崛起的上述关键性因素的变质与瓦解。

这种问题可以部分地从奥斯曼帝国苏丹继承制的变化中找到原因。以前,帝国王子们很小就被派往外省去学习积累治国、治军的经验,在王位继承方面实行天命神授、胜者为王的原则。

及至十四世苏丹穆罕默德三世,王子们不再被派往外地任职,终日被关在宫中一处叫做“卡菲”的小房间里,监视居住。

不难想象,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担惊受怕。生命尚且朝不保夕,让他们治国安邦就更是无从谈起。自“醉鬼”塞利姆二世开始,奥斯曼苏丹就已经失去先辈开疆破土时那种“苏丹即是战士”的精神,难得御驾亲征,军队总司令一般交由辅政大将军担任。

近卫军是帝国的一个特权阶层。还在苏丹塞利姆一世时期,那些近卫军将士就不愿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长期作战,并曾成功地迫使苏丹班师还朝。

后来,由于参加近卫军有利可图,不少平民及近卫军官兵的儿子们都挤进了近卫军,甚至只领饷,不出勤,使军事训练和士兵素质大打折扣。

他们贪图钱财,军纪败坏,飞扬跋扈,恣意妄为,早已失去了前辈们为苏丹献身的精神,成了一群乌合之众,在对外战争中根本起不到决战决胜的作用。

(二)奥斯曼帝国内部整肃式的复古主义改革

在经历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次大的军事失败后,奥斯曼的一批有识之士将帝国的问题归咎于苏丹权威的衰降、蒂玛和代夫沙梅制度毁坏,以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上。

而在穆罕默德·索库卢帕夏被刺后,朝廷里除了勾心斗角外,没有人能够找到根治帝国百病的良方。因此,帝国上下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整顿朝纲,进行必要的改革来重振帝国雄风。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

科普儒侣家族4任大维齐16在奥斯曼帝国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在穆斯塔法·科普儒侣战场殒命后就已基本结束。

而其家族的第五任大维齐侯赛因·科普儒侣临危受命后已经不能如其前辈一样力挽狂澜,重塑军威、国威了,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审时度势、勉力利用欧洲各国当时的矛盾以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从这时开始,奥斯曼帝国已经不能继续充当欧洲事务的干涉者和欧洲均势的杠杆,相反,它还得充分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勉力图存。

这表明,传统框架内的改革已经走到尽头,旧体制的活力已经几乎被挖掘净尽了。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帝国精英们必须另辟蹊径、放眼向洋,以变革图强。

然而,对任何一个曾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来说,长期的繁荣、强盛所形成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负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包袱与障碍。

与伊斯兰上升时期一样,在帝国兴起之时,奥斯曼土耳其人还能不断地学习,是个典型的学习型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初期的西化改革注定要面对更多的血腥和暴力,而断断续续长达200余年的西化改革更多地浸透着改革者的鲜血。

进而,他们的鲜血经由战争与和平的洗礼逐步完成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滑落。同时,在西方思想与文化的冲击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也从初期的军事改革走向了体制变革,并最终在帝国的废墟上走向共和。

(一)初期的西化尝试

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尤其是1699年《卡尔洛维茨和约》与1718年《帕萨洛维茨和约》的刺激,让帝国精英们深切了解了欧洲国家所拥有的军事优势。

而同时代俄国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的成功,也让长期轻视俄罗斯人的奥斯曼帝国认识到了军事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对于一个自负守旧的国家来说,走向文明和进步的代价已经不仅仅是少数改革者的鲜血。历史有它自身的逻辑,而战争就成为了动荡社会引发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我们几乎无法否认,奥斯曼的西化改革始终是被迫的,因此,一旦天下泰平,改革自然也就失去了动力。

而1787年俄土战端再起和帝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更是将帝国君臣逼上了全面改革之路。

(二)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通称“新秩序”,这是奥斯曼帝国真正意义上面向西方的改革,也可视为土耳其式的“洋务运动”。

改革的动力也来源于对外战争的失败,尤其是1774年对俄战争惨败后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利亚和约》的刺激。

但是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遭到了来自近卫军及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伊斯兰社会尊崇先知的训导,守旧恶新,因为先知说过:“最坏的东西莫过于新奇的东西,每件新奇的东西都是一种革新,每种革新又都是一个错误,每个错误都可以导向地狱之火。”

改革遭到近卫军和贵族、乌莱玛的反对并不意外,塞利姆三世在创建新军时就特意回避与近卫军的冲突,而把新军放在远离京都的郊外。

因为以前辅政大将军易卜拉欣帕夏所推行的法国模式的改良就曾遭到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其实,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推进军队现代化为核心的武器装备与训练、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军队组织的革新。

塞利姆三世改革的失败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深刻教训:必须消灭保守势力的支柱近卫军,才能推动国家全面革新。

(三)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新

马哈茂德二世是幸运的,他作为奥斯曼皇族硕果仅存的继承人而在近卫军叛乱中幸存下来。经过十几年的忍耐,马哈茂德二世在平复了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后,于1826年5月也祭起“法先王”的旗号,重新建立起了一支新军。

同年6月,在近卫军再次发动兵变时,他指挥勤王部队和重炮予以坚决镇压,两天后宣布废除近卫军,从此,延续了数百年的近卫军制度就此覆灭。

不一而足,而新成立的翻译局和外交机构更成了培养帝国新一代政治家和改革派的摇篮。

(四)“坦奇马特”运动和立宪改革

阿卜杜拉·麦吉德苏丹继位后开始的坦奇马特，可以视为其父马哈茂德二世改革的合理延伸,前后断断续续地延续了40年,在奥斯曼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它主要是由改革派强势人物雷什德帕夏全力推动的。

雷什德帕夏及其后的改革领导人阿里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是出自外交部门的新一代政治家。新的改革以著名的“御园敕令”为开端,覆盖了法律、司法、外交、教育、财政、军事、行政等方面。

并且首次宣布,帝国臣民不分信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改革充分体现了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治国理念和法律精神。

虽然坦奇马特和立宪运动在奥斯曼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的推出都只是帝国精英挽救危亡的一种手段。在颁布御园敕令之时,帝国正处于危急关头,桀骜不驯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尼济普击溃了奥斯曼军队,并继续进军。

此时的帝国急需欧洲列强的支持,为了取悦欧洲列强、表明苏丹政府能够成为一个开明而现代的政府,新受命的大臣们才制定了这一敕令。

这并不是臆测,根据伯纳德·刘易斯的研究,就连普通欧洲人也都自负地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和结构极不文明,且糟糕透顶,只有迅速地采用欧洲的政府形式和生活方式,土耳其才能取得文明国家的地位和资格。

对帝国西化改革的初步观察

通观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明显的轨迹,一条是奥斯曼精英从被动改革向主动改革的转变,尽管这种主动也是一种无奈。

与此相辅相成,另一条则是社会心理从文化自负向文化自卑的嬗变。这一点我们不仅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还能通过作为帝国精英之一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唯一文明论”

及现当代土耳其精英的西化渴求中得到印证。这两条轨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对土耳其传统社会的瓦解与现代社会和政治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茂德二世的铁腕改革及随后从坦奇马特中生发出来的思想,对后世土耳其的现代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我们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改革中发现了从手段到内容的某些相似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时,改革也为奥斯曼帝国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西式教育、思维活跃、具有远大理想,且雄心勃勃的新型人才。

但是,奥斯曼帝国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是在外来压力下自上而下进行的,它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而仅是出于帝国精英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甚至是“结于国之欢心”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只是改革的承受者,在激烈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他们集体“无意识”。即便是在阿卜杜拉·麦吉德苏丹举行的史无前例的全国省区贤达会议上,这些代表、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代表仍然举止无措,不知云何,乃至干脆缄口不言。

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在这个社会的潜意识里,治国就是苏丹和上层人物的事,民众处在苏丹的庇荫之下,只要苏丹执法公正,帝国臣民就能够各安其位,奥斯曼社会就会在“公平的循环”中和谐发展。

这种民族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土耳其日后社会变革的方式和历史进程。此后,基本是军人出身的铁腕强人强力推行自己治国设计的模式,占据着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迄今仍然在土耳其政治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并显现出全新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