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窑”再现：智障人员像牲口一样劳作…

九月短短两天内，湖南祁阳和广西钦州相继爆出黑砖窑事件

2025年9月8日晚间，湖南省祁阳市三口塘镇鸿鑫砖厂内，6名疑似被警方解救。就在前一天傍晚，广西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贵祥砖厂，也解救了5名疑似残障人员。

两地警方，相继发布了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这两起相隔千里却如出一辙的事件，揭开了黑砖窑剥削智障人员非法务工的黑色产业链。

然而这并非孤例。根据生效判决统计，2015年至今十年间，至少有50家砖厂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

为什么在山西黑砖窑问题被曝光十八年后，这种极端恶劣的事件仍然在不断重演？谁造就了层出不穷的“现代奴工”？

黑砖窑再现江湖

事实上，就在三个月前，湖南临湘市一家名为艳飞建材的砖厂刚刚被曝光类似事件。

5名智障人员自2023年3月起陆续被带到该砖厂劳动，46万余元报酬全部被工头据为己有。这些被控制的残障工人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中。他们完全处于被强迫劳动的境地，每天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

2025年5月的出勤表显示，工头付某发全月仅上工3天，而李松岭等5名智障工人除1人休息2天外，其余全月满勤；工人徒手搬运高温砖块、住简易工棚的恶劣条件，砖厂管理层不可能视而不见。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调查，显示了令人震惊的劳动强度：最多的一个月，一名叫李松岭的工人搬砖68万块，平均每天21935块。按照每次搬6块砖计算，他需要每天重复“夹砖、弯腰、放砖”的动作3655次。

毫不夸张地讲，这些智障人员就像牲口一样在劳动。

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或被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强行将智障人员从一家砖厂带至另一家砖厂劳动。他们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和运输，成为工头和砖厂牟利的“工具”。

“外包”模式

艳飞砖厂的运作模式，是解开黑砖窑屡禁不止的关键钥匙。

2022年12月，砖厂法定代表人刘艳飞与工头付某发签订 “外包协议”，约定将砖块打包工作外包给后者，“每打包1万块砖付130元，额外补贴10元带班费”。

协议里没有要求付某发提供工人身份信息，也没有约定工人薪酬标准 —— 这种 “模糊条款”，为后续的剥削埋下了伏笔。

案发后，艳飞砖厂股东王某的辩解颇具代表性：“我们已经按打包量把工钱全部付给工头了，工人工资是他自己发，我们管不着。”可事实是，砖厂对工头的剥削行为早已知情。

黑砖窑屡禁不止的背后，存在一条成熟的剥削链条——砖厂普遍采用“劳务外包”模式来切割责任。工人成了工头的“私有财产”，砖厂只需按日结算工钱，至于钱是否到工人手中，无人过问。

这种外包共谋关系，实质上是现代奴役制度的一种变体。工头负责招募和控制工人，砖厂则提供工作场所并享受低价劳动力带来的利润，双方各取所需，共同剥削最弱势群体。

事实上，这种 “外包共谋” 模式早已在行业内形成潜规则。

2020年，临湘市公安局曾侦破如斯砖厂强迫劳动案——工头高某宽带14名智障工人在该厂装卸砖块3年，累计获利125万余元，而如斯砖厂的法定代表人，正是艳飞砖厂的刘艳飞。即使公开曝光，再加警方介入，他似乎有金刚护身，毫发无伤。

2025年6月，河南德源伟业砖厂被曝控制3名智障人员劳动，同样以 “打包外包” 为由推脱责任。

山西悲剧为何仍在重演？

黑砖窑问题并非新现象。早在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就曾震惊世界。当时查出无证照砖瓦窑3186户，涉及用工8.1万人。

当时，山西黑砖窑不仅有智障人员遭遇强迫劳动，还有不少心智正常的农民工，甚至高三学生也被骗进黑砖厂。事情曝光后，涉及犯罪的27起69人被起诉，其中25起60人已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主要负责人被判处死刑。

令人痛心的是，18年过去了，类似事件仍然屡禁不止，并且，今年似有抬头之势。

暴利是黑砖窑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一位河南的砖瓦窑厂老板表示：“这两年干啥都没有开砖瓦窑厂赚钱，像我这种40门规模的轮窑，一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在黑砖窑老板和工头眼中，残障人员不再是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而是他们牟利的“工具”。这些残障人员不需要支付工资或只需支付极低的生活费用，却要承受极高强度的劳动。

砖厂因“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不影响生产”、“好管理”等因素，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这种共谋关系使得黑色产业链得以持续运转。

监管漏洞、执法困境与制度缺陷

黑砖窑问题难以根治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交织。一方面，确实存在市场需求。河南省在2006-2009年间关闭了8000多座实心黏土砖瓦窑，但新型墙材发展不平衡，导致黏土砖价格暴涨。

另一方面，监管资源与监管对象严重不匹配。我国劳动监察人员与企业职工的配比约为1：10000，远低于发达国家1：2000的水平。在临湘、祁阳这样的县级市，人均要负责800多家企业的监管，日常排查只能“走马观花”。

黑砖窑多选址在偏远山区，如艳飞砖厂两面靠山、仅设半封闭围墙，既远离市区，又便于隐藏，进一步降低了被发现的概率。监管模式存在“运动式”弊端：专项行动一过，监管便回归松弛，违法企业很快死灰复燃。

我国现有智力残疾人约568万，其中超半数缺乏有效监护，近30%因没有就业渠道流落街头。这部分人群，恰好成了工头眼中的“理想劳动力”：他们表达能力弱，无法清晰陈述被剥削的经历；维权意识差，不知道可以向有关部门求助。

当前的残障保障体系，存在明显的“重补贴、轻就业”倾向。虽然我国设立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但很多企业宁愿缴纳罚款也不雇佣残障人士。

专门为智力残疾人设立的“庇护工坊”在全国不足2000家，且多集中在大城市，像临湘这样的县级市几乎空白，导致智障人士要么依赖家庭供养，要么流落街头，缺乏安全的就业渠道。

要彻底铲除黑砖窑的土壤，不能只停留在“抓工头、罚砖厂”的个案追责层面，更需构建多维度、全链条的防护体系。

——法律层面，需强化“共谋责任”的认定与量刑。现行《刑法》对强迫劳动罪的量刑最高为十年，且多针对工头，对砖厂负责人、监管失职者的追责不足。有必要增设“针对残障人士强迫劳动”的加重条款，将刑期提高至15年以上。

——监管层面，需建立“技术赋能+联合执法”的新模式。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企业用工信息库”，要求外包企业必须报备工人身份信息，对“全年无休、工资异常低、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自动预警。

——残障保障层面，需完善“就业-监护-预警”的全链条体系。加大对“庇护工坊”的财政投入，要求每个县级市至少建立1-2家针对智力残疾人的庇护工坊，提供安全的就业环境。

综上，铲除这条罪恶的链条，不仅需要严厉的追责，更需要制度的完善与观念的转变，当每一位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安全的监护、有尊严的就业，当每一家企业都不敢触碰剥削的红线，当每一级监管都能守住法律的底线，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称得上文明与公平。

这，不仅是李松岭等残障人士们的期待，更是一个社会该有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