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徐驭尧
皮央石窟的午后，阳光从洞窟门口斜斜地切进来，在泥地上落下一块明亮的平行四边形。强巴次仁坐在洞口内侧的石台上，背微微佝偻着，望向洞外的土林，目光蒙眬，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
游客一拨接一拨地进来，从他身边绕过，仰头望向四壁千年的壁画，啧啧惊叹声在狭小的空间里此起彼伏。
导游是个藏族小伙子，跨进洞窟，抓起老人的手开始打招呼：“波拉（藏语意为“老爷爷”），又见面了，您身体如何？”拿起手机，小伙子点开微信，指着头像——“六七年前，我带队来这里，当时和您、和洞窟合了影。”
许多来过西藏阿里皮央和东嘎遗址的客人都认识强巴次仁。他已经在这里静静伫立了33年，如同洞窟外的土林。
1992年皮央和东嘎遗址被发现后，村里用抽签的方式选定守护石窟的人选。强巴次仁的签被抽中了。从那时起，他接过了一个沉默而漫长的职责。
刚来的时候，石窟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好些地方破败不堪，壁画剥落，佛像残缺。石窟所在的山丘，海拔约4000米，从山脚到洞窟区，垂直高度又升了近百米。早些年的路，不过是山崖间踩出来的一条土径，陡峭处要手脚并用。夏天雨水大了，山洪顺着沟壑冲刷而下，强巴次仁爬上去疏通排水，用塑料布遮盖暴露的壁面。冬天暴雪压下来，他担心墙体受潮坍塌，夜夜住在山上的小屋里守着。洞窟里曾有不少金属器物和佛像，他一件一件收拢、藏好，心里老惦记着，夜里都睡不踏实。
那些年，守护工作没有名头，没有编制，也没有任何补贴。强巴次仁家里四口人，种几亩青稞，养几头牦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后来，皮央和东嘎遗址被列入野外文物保护单位，政府越发重视，他开始有了每年16800元的文保员补助。
高原紫外线强，多年下来，他的眼睛坏了，常年流泪，天一擦黑就什么也看不见。
皮央石窟不是普通的石窟。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公元10至11世纪。这片遗址群分布于近南北向条形山丘东面崖坡上，洞窟密布，近千座之众。走进洞窟，满壁的千佛端坐——那些用天然矿物颜料研磨绘就的青金石蓝、朱砂红、孔雀石绿，历经千年依然鲜丽如昨。
强巴次仁并不懂得太多历史。他只知道这些壁画是先人留下的东西，是村子的一部分，不能让它没了。前些年，他的妻子去世了。他每天仍上山，只是下山时，家门口再也没有人等他。他倚在洞口，望着那些看不真切的壁画，有时候会想：也许妻子还在某个地方，就像壁画里的那些身影一样，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这里是我心里最美的地方。”强巴次仁说过这样一句话，声音很低。
一起守窟的，还有一位叫仁增旺扎的老人，和他同岁，2002年加入。仁增旺扎膝盖做过手术，走路透着吃力，拐杖点在石阶上，发出“嗒嗒”声。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山道上，数十年如一日，一人一天轮流开门锁门、清扫洞窟、排查隐患。他们把每处裂缝、每块剥落都记在心里，反馈给文物管理部门。两个老人默默看着洞窟的变化——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山上修了步道，洞里亮起太阳能灯，垃圾桶和指示牌渐渐齐备……
33年，累计巡查里程超过万里，排查处置渗水、风化、落石等隐患数百起，写下数十本巡查日志。去年6月，强巴次仁从文保员岗位上退了下来。但退休不等于离开。每天早晨他还是上山，熟门熟路地拐过那些弯，脚步慢了些，却不迟疑。
接任者叫阿旺次仁和次仁米久，都是本地人。强巴次仁带他们走过每一条山路，推开每一扇木门，告诉他们哪面墙容易返潮，哪处屋顶曾漏过雨，哪几尊佛像失而复得。他对年轻人说，要有赤诚之心，像他一样把这里守好。
文物管理部门的保护力度也在持续加强。数字化保护与展示利用项目投入超过2000万元，山体抢险加固及安全监测保护工程也已完成。全县现有252名群众文保员，遍布各遗址点。
强巴次仁下山时，走的是文物局修的石阶。他的脚步比上山时轻快，拐过几道弯，忽然唱起歌来。那是一首当地的藏族民歌，调子悠扬，像河水漫过石滩。歌词的大意是：月光洒下来，把世界映得像丝绸一样柔，像酥油一样干净、洁白。歌声被风吹散在土林的沟壑间。山上的洞窟在夕阳里变成了一个个墨色的眼窝，沉默地注视着这个越走越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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