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西方伪史论,瞬间明白很多道理:屈人之口易,服人之心难;所以才有了庄子的“大辩不言”。
从辩论的角度,对西方伪史论一剑封喉并不难,但是要乌合之众放弃立场先行,对知识性的东西坚持中性原则,让事实定是非,这才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有识之士清醒点吧,几十年固化的社会精神形态改变不了,民族文化心理已经被二百多年的耻辱扭曲了,它需要百年修复,不然哪会有“十年”的多数人暴力。
那么 ,辩论归辩论,全当是一种文化娱乐吧。
首先要做一个区分,质疑西方文明与完全否认西方有过古代文明,这完全是两回事,很多西方伪史论的支持者分不清,额头亮晶晶地问:难道西方文明就不能质疑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太老实,就是太无赖。
史学本身就是一个证实与证伪的学问,因为时间不可能倒流,让我们穿越回去见到亚里士多德与老子真神;那就要建立文化传承的综合证据链,比如老子,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吗?没有绝对的证据,但从文化的传承上看,我们选择相信——战国时期不止一位大师提到过老子,《老子》简书虽然不是亲笔,也已经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亚里士多德。
这些文史结论在一篇网文中是写不完的,成本太高,没人会为了说服杠精和宋清辉说的“得天下者”去费这种心思;但反驳也很容易,金灿荣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永乐大典》的谐音,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西方伪史论——不是质疑,是胡闹,是为了流量不顾一切的死磕;《永乐大典》是明代的,成于公元1403年,而亚里士多德的莎草纸抄本《雅典政制》,一份被称为 “柏林草纸”,1879 年出土于埃及俄克喜林库斯,现藏于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馆藏编号为 Papyrus-sammlung No.5009,年代可追溯至公元 1 世纪;另一份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 Papyrus 131,推测年代亦为公元 1 世纪。那么 ,金政委可以闭嘴了。
他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更 “低调” 的说法,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公元一世纪伪造的人物,而伪造者姓金。” 这种说法你还真没法反驳 —— 没有任何正反资料能证实或证伪,逻辑上永远 “成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立场衍生出的 “文化自信” 永远走不向世界,纯属自嗨,不过是新版的赢两回的阿 Q 精神胜利法。
亚里士多德能不能证伪,当然能。
证伪是智慧,要有学问,要有客观的立场和基本的原则,不能蠢到由于他的著作涉猎诸多领域,就说是中世纪虚构的人物,今人一定比古人智商高,不一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复古主义,老子道德经开篇幅道可道,非常道,一个道字千人千解,到现在也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明明白白。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群体行为,比如《庄子》,并不是庄子一个人写的,这可以质疑,但要因此说庄子其人是虚构的,就成了文化阴谋论;超常宣称要有考证依据,中国明清时代的“古史辩”大师们专干这种事,但不能摆出一副文化泼皮的架势,自己抛出了一个不着调的超常宣称,让别人去做证伪的证伪。
再说黄河清,在接受采访时说:“埃及金字塔,十九世纪之前就没有金字塔的记录,拿破仑远征埃及,才第一次发现了金字塔,说发现,其实是创造,是拿破仑建造了金字塔,因为是工业革命之后了,金字塔建造之谜,就不再是谜,那是现代工业的产物”。这就是文史娱乐了,好处是终于不顾一切地以另类的方式在史学界“留名”了。
当然,西方伪史论的支持者还是会纠缠:你拿出证据反驳呀。
这是利用成本代价让学者们知难而退,其实,可以”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也用成本代价考验这些 “得天下者”。
1984 年,埃及、美国等国的大学和博物馆科学家组成联合项目组,对埃及部分金字塔进行了碳 - 14 测定。他们提取了包括胡夫金字塔在内的古王国时期 10 座金字塔、6 座祭庙的 80 个标本,获得 73 个碳 - 14 测年数据。其中胡夫金字塔的部分样本年代为公元前 3809±160 年至公元前 2853±104 年。也请支持伪史论者重新测试,证明该联合项目组的结论是伪造的 —— 估计没人敢接招。
顺便说一句,所谓的伪史辩,为什么会在今天的中国形成浪潮,本来就是一场自编自导的文化自信的文史闹剧,要用平常心去看,比起曾经的十年多数人暴力已经正常多了,那时,差不多把全世界所有的书籍全烧了,无论是西方文明史,还是中国文明史,包括我喜爱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连环画。
翦伯赞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1966 年 翦伯赞就作为 “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 被揪出。
他当时已 68 岁,身患重病,但仍天天遭受批斗传审,拳打脚踢,还被强迫 “坐飞机”(一种批斗时的体罚姿势),每天被斗十几个小时。在 6、7、8 三个月中,他被批斗达一百多次。有一次他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一次开万人大会批斗翦伯赞,他卧床不起时,就用平板车将他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站立不稳时,就让他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就是几个小时。他还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1968 年夏天,翦伯赞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伯赞,一群未走,一群又来,他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
在 “多数人暴力” 的残酷迫害下,1968 年 12 月 18 日,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双双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反抗无端的迫害、坚守人格与历史良知——这是立场先行时代的文化悲剧。
一场闹剧,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文化少了一个走出”新经院哲学“的文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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