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蘑菇云：见证中国核威慑的崛起（1964-1969）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新疆罗布泊荒漠上空，一道刺目的强光划破天际，随即升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裹挟着尘埃与热浪直冲云霄。这声“东方巨响”，不仅打破了戈壁的沉寂，更宣告着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彼时，远在北京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接到试验场传来的加密电报后，快步走到电话机前，用略带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主席，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消息传到中央歌舞团排练场时，演员们正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演出反复打磨动作。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场，站在排练厅的木地板上，笑着对众人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你们可以庆祝了，但动静小一点，别把地板踩坏了。”话音刚落，排练场瞬间陷入短暂的寂静——人们似乎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反应过来，下一秒，压抑已久的欢呼与掌声便冲破了屋顶。有人相拥而泣，有人原地蹦跳，连平日里严肃的编导都红了眼眶。那是一种“不动声色的沸腾”，是无数人隐姓埋名、艰苦奋斗换来的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国家在绝境中挺直脊梁的呐喊。

这声巨响，很快便传到了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决策中枢。彼时的世界，正处于冷战格局下的“核垄断”时代，两个超级大国早已习惯用核武器作为威慑工具，对新兴核国家充满警惕。美国中情局迅速调取卫星图像，确认罗布泊的核爆当量约为2.5万吨TNT，与广岛原子弹威力相当。白宫内部随即召开紧急会议，有人提出：“中国核力量尚在襁褓，应当趁此时机，派战机空袭兰州气体扩散厂——那里是中国核原料生产的核心，一旦摧毁，其核计划将倒退数年。”

无独有偶，苏联克里姆林宫也在同步讨论类似方案。作为曾经的“盟友”，苏联曾在1950年代协助中国开展核研究，却在1959年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全部专家、带走所有图纸。如今看到中国凭借自身力量造出原子弹，苏联高层的焦虑更甚。据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苏联国防部长甚至提议：“联合美国，用战术核武器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定点清除’，将威胁扼杀在摇篮里。”这些并非空穴来风的讨论，背后是超级大国对中国打破核垄断的忌惮，也是那个年代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缩影。

但中国的核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自卫”的底色。早在1955年，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正是带着这样的决心，无数科研工作者钻进戈壁荒滩，在缺衣少食、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啃下“硬骨头”。邓稼先告别妻儿，隐姓埋名28年，在试验场遭遇意外时，不顾辐射危险冲上去捡回核弹碎片；于敏在“氢弹理论”领域从零起步，用算盘计算海量数据，最终提出震惊世界的“于敏构型”；王淦昌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化名“王京”投身核试验，在爆心附近徒步勘察，只为获取第一手数据。他们是“两弹一星”元勋，更是中国核事业的“脊梁”——没有他们在荒漠中的坚守，就没有后来应对核讹诈的底气。

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只是中国核威慑体系的“起点”。此后数年，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有弹”到“能用”的跨越：1965年5月14日，一架轰-6轰炸机携带原子弹，在罗布泊上空成功完成空投空爆试验，这意味着中国原子弹真正具备了实战投放能力；1966年10月27日，东风-2导弹携带核弹头，从甘肃酒泉发射，精准命中新疆靶场，实现了“导弹核武器”的结合，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可远程打击的核威慑；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中国仅用了2年8个月——这个速度，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就在中国核力量稳步提升时，国际局势却在1969年骤然紧张。这一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冲突过后，苏联的强硬派声音占据上风，“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论调开始浮出水面。据当时欧洲媒体报道，苏联记者在《真理报》等媒体上“放话”：“如果中国继续在边境挑衅，苏联不排除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这种“试探性言论”，实则是苏联的威慑信号——他们想通过舆论施压，逼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让步。

更令人警惕的是，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部署重兵，配备可携带核弹头的SS-4导弹，甚至向美国透露“打击计划”，试图争取美国的默许。彼时的美国，虽与中国关系紧张，但也不愿看到苏联独霸亚洲，便通过第三方渠道向中国传递了苏联的“核打击意图”。一时间，核阴云再度笼罩中国，而此时距离国庆二十周年仅剩不到一个月——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如常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这是一道艰难的战略抉择：登楼，意味着要直面苏联可能的“斩首打击”——一旦导弹袭来，天安门城楼将成为目标；不登楼，则会被解读为“示弱”，不仅会动摇国内民心，更会让苏联觉得中国“害怕核威慑”，从而得寸进尺。中央军委连续召开会议，有人提出“取消公开庆典”，有人建议“缩小规模、缩短时间”，但最终的决策，却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战略智慧：“既要登楼，也要做好万全准备；既要展示决心，也要传递威慑。”

1969年9月23日，距离国庆还有8天，中国在罗布泊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与1964年不同，这次试验没有像往常一样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套红号外”，没有组织群众庆祝，甚至没有对外公布具体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无声无息”。地下核试验产生的地震波，被美国的地震监测站清晰捕捉；大气中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也被苏联的侦察机检测到。紧接着，9月29日，中国又在罗布泊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短短7天内，两次核试验，一次地下、一次空中，一次低调、一次公开（氢弹试验后来简要播报），这种“非常规操作”，实则是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中国的核力量已具备“多样化打击能力”，既能进行地下隐蔽试验，也能随时实施空中核爆；我们不仅有核武，更有在核冲突中“还手”的能力。

外方很快读懂了这一信号。美国情报部门分析认为：“中国在国庆前密集进行核试验，绝非偶然，这是在向苏联表明，他们已做好应对核冲突的准备。”苏联克格勃也向高层汇报：“中国的核试验数据显示，其核武器的小型化、实战化水平已大幅提升，若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必然会遭到核反击。”这种“示形于外、藏锋于内”的威慑策略，彻底打乱了苏联的部署——他们原本想通过“核讹诈”施压，却没想到中国用两次核试验，将“威慑”反弹了回去。

196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如期举行国庆庆典。上午10时，毛泽东主席身着中山装，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身后跟着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人群中，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被安排站在毛泽东主席身边，这一画面通过电视信号传遍世界。与此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天安门城楼内侧的停机坪上，两架直升机早已启动引擎，螺旋桨低速旋转，机组人员随时待命——一旦监测到导弹来袭信号，将立即搭载领导人撤离。

这是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较量：中国用“登楼”展示“不怕打”的决心，用“直升机待命”做好“防打击”的准备，用“斯诺在场”传递“愿对话”的信号（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破冰前夕）；而苏联，在看到中国的核试验与天安门的“从容”后，最终放弃了“核打击”的念头——他们明白，中国早已不是1964年那个刚拥有原子弹的“新手”，而是一个具备成熟核威慑能力的国家，若贸然动手，必然会引发“两败俱伤”的核冲突。

庆典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在城楼内接见群众代表，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一刻，天安门广场的欢呼声与罗布泊的核爆声仿佛重叠——前者是和平的喜悦，后者是捍卫和平的底气。从1964年的“东方巨响”到1969年的“天安门抉择”，中国用5年时间，完成了从“拥有核武”到“构建可信核威慑”的蜕变，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人的牺牲与坚守：是科研工作者在荒漠中啃干粮、睡帐篷的日夜，是军人在边境线上持枪站岗的坚守，是领导人在战略决策时的胆识与智慧。

回顾这段历史，不由想起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那个被封锁、被威慑的年代，中国没有选择妥协，也没有选择“穷兵黩武”，而是用“科技自立”打破垄断，用“战略定力”应对讹诈，用“有限、有效、有度”的核力量，为国家赢得了和平发展的空间。如今，罗布泊的蘑菇云早已消散，但那段历史留下的启示却愈发清晰：一个国家的和平，从来不是“求”来的，而是靠“实力”捍卫的；所谓“威慑”，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不被欺负”——这，就是中国核事业的初心，也是那段峥嵘岁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最后，笔者向中国伟大的科学家们致以崇高敬意！加油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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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沈逸教授授课资料。沈逸，男，汉族，1976年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他还兼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网络治理体系”首席专家，外交部网络外交专家委员会成员等职务。

2、纪实文学《为国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由荣正通先生创作，首次出版于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