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14日傍晚,老孙,今晚别再吃部队食堂了,尝尝铜川这家小馆子!”参谋田建国推门时冲孙洪道挤了个眼色。司令一笑:“走,便装出门,不兴摆谱。”
铜川进入初冬,煤城的风裹着粉尘,天一黑就凉透骨头。饭店不起眼,生意却红火,工人们三三两两蹲在门口吸烟。孙洪道踩着黝黑的木楼梯上二楼,挑了个靠窗的包间。茶刚泡好,门“砰”地被踢开。
“包间归我,滚!”话音像铁锨拍在煤堆上。带疤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六七个同伴堵在门口。田建国本能掀衣角掏证件,被孙洪道抬手按住。司令眯眼,语气平静:“知道我是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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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疤呸了一口唾沫:“少套近乎,在我地盘喊天王老子也没用!”
不到三分钟,局面翻转。两名警卫出手干净利落,小弟们倒了一地。刀疤胳膊被反扣,还在嘴硬:“等我们老大来收拾你!”孙洪道拍拍他肩膀:“好,我等。”随即吩咐警卫通知当地公安。
这是一桩小插曲,却成为孙洪道决心整治铜川黑恶势力的直接引信。铜川当时号称“西北煤都”,全国各地的青壮年蜂拥而至,挣钱快,管理却跟不上。井口外的灰、巷道里的水,再加上高强度劳动,稍有差错就是塌方、瓦斯。矿工领高薪,黑市同样蠢蠢欲动——偷运煤、倒卖票证、地痞收保护费,样样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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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陕西省刚刚大面积复职老干部,机构臃肿、人心浮动,公安、司法出现衔接空档。钻空子的多半是外来无业游民,他们没户口、没粮本,却有的是狠劲儿。铜川峡谷地势狭窄,来去只有几条主干道,几个小团伙一凑,就能把夜市和车站堵得乌烟瘴气。
上级选孙洪道坐镇陕西,瞄准的正是这种局面。这个四川汉子十四岁被刘伯承“捡”进红军,抗战、解放、抗美援朝一路血火洗礼,脾气倔、脑子活。战场培养的敏锐,让他一到陕西就琢磨:治安乱象,抓几个小混子没用,必须顺着藤找瓜。
1980年到任后他干了三件事:先让军分区摸清全省军转干部底数,防止复员军人被黑恶势力拉拢;再把铜川列为重点,与省公安厅建立联席机制;同时亲自下基层,带两名警卫穿便装走街串巷。有人疑惑:“堂堂司令,何必跑小巷?”他回一句:“老百姓住这儿,问题也藏这儿。”
那场饭店冲突后,公安顺藤摸到一个外号“豹子”的矿井包工头,此人暗中操纵偷煤、贩煤链条,还插手赌场。口供摞成厚厚一摞呈到军区。孙洪道看完,只问一句:“能一网打尽吗?”公安局长迟疑:“证据尚缺。”老孙摆手:“缺什么补什么,盯死几条运输线,抓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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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节前夜,铜川展开代号“霜刃行动”。山区公路设卡,井口入口联合武装巡逻,城区诱捕组在三家黑赌场同步发动。两昼夜,抓获涉案人员二百余名,缴获长短刀具、盗煤卡证无数。群众拍手称快,却也有担忧——抓人容易,如何防止死灰复燃?
孙洪道拿出“奖惩两手”:对自首矿工,协调企业按技术档案重新分配岗位;对拒不悔改者,严惩不贷。有人私下说他“硬得过头”。他当众回应:“我不是来吓唬谁,更不是来砍人头。治安好了,矿上按产量给奖金,孩子上学有名额,生活好,自然没人陪流氓玩命。”
说话算话。1982年9月,铜川矿区工人工资首次按吨计奖,上浮8%。子弟学校扩招,军区工程兵帮着平地盖新教室。冬天煤炭外销畅通,省里专门来表彰。街头明显安静了:夜宵摊恢复营业,外地货车敢在凌晨进城。老乡笑称:“孙司令来了,气都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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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他没忘记更大盘子的任务。全国“军转工”政策呼之欲出,大量基层官兵正等待岗位。陕西是兵源大省,却缺企业。孙洪道多次跑西安、宝鸡,说动兵器、机床、化工厂腾编制,优先吸纳转业士兵。“兵打了半辈子仗,不能让他们回家晒太阳。”一句话掷地。事实证明,1983年第一批军转工到岗后,厂里纪律和产量同步提升。
1983年5月,中央调令下达,孙洪道返回成都军区。临行那天,他特地再到那家小馆子。老板递烟,“司令,上次那帮混子后来都老实务工了,听说有人当班长呢。”孙洪道没多话,只把烟摁灭:“好,好就行。”
离开铜川时,他站在车厢口,望着漫天煤尘。那条峡谷依旧狭窄,却不再阴沉。多年后,当地老人说起那段日子,仍记得一句不温不火的反问——“知道我是谁吗?”不是炫耀身份,而是提醒:法律、军纪、正义就在身边,你若胡来,总有人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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