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军区司令孙洪道在饭店遭地痞挑衅，司令说：知道我是谁吗

“1981年11月14日傍晚，老孙，今晚别再吃部队食堂了，尝尝铜川这家小馆子！”参谋田建国推门时冲孙洪道挤了个眼色。司令一笑：“走，便装出门，不兴摆谱。”

铜川进入初冬，煤城的风裹着粉尘，天一黑就凉透骨头。饭店不起眼，生意却红火，工人们三三两两蹲在门口吸烟。孙洪道踩着黝黑的木楼梯上二楼，挑了个靠窗的包间。茶刚泡好，门“砰”地被踢开。

“包间归我，滚！”话音像铁锨拍在煤堆上。带疤的年轻人摇头晃脑，六七个同伴堵在门口。田建国本能掀衣角掏证件，被孙洪道抬手按住。司令眯眼，语气平静：“知道我是谁吗？”

刀疤呸了一口唾沫：“少套近乎，在我地盘喊天王老子也没用！”

不到三分钟，局面翻转。两名警卫出手干净利落，小弟们倒了一地。刀疤胳膊被反扣，还在嘴硬：“等我们老大来收拾你！”孙洪道拍拍他肩膀：“好，我等。”随即吩咐警卫通知当地公安。

这是一桩小插曲，却成为孙洪道决心整治铜川黑恶势力的直接引信。铜川当时号称“西北煤都”，全国各地的青壮年蜂拥而至，挣钱快，管理却跟不上。井口外的灰、巷道里的水，再加上高强度劳动，稍有差错就是塌方、瓦斯。矿工领高薪，黑市同样蠢蠢欲动——偷运煤、倒卖票证、地痞收保护费，样样赚钱。

1979年秋，陕西省刚刚大面积复职老干部，机构臃肿、人心浮动，公安、司法出现衔接空档。钻空子的多半是外来无业游民，他们没户口、没粮本，却有的是狠劲儿。铜川峡谷地势狭窄，来去只有几条主干道，几个小团伙一凑，就能把夜市和车站堵得乌烟瘴气。

上级选孙洪道坐镇陕西，瞄准的正是这种局面。这个四川汉子十四岁被刘伯承“捡”进红军，抗战、解放、抗美援朝一路血火洗礼，脾气倔、脑子活。战场培养的敏锐，让他一到陕西就琢磨：治安乱象，抓几个小混子没用，必须顺着藤找瓜。

1980年到任后他干了三件事：先让军分区摸清全省军转干部底数，防止复员军人被黑恶势力拉拢；再把铜川列为重点，与省公安厅建立联席机制；同时亲自下基层，带两名警卫穿便装走街串巷。有人疑惑：“堂堂司令，何必跑小巷？”他回一句：“老百姓住这儿，问题也藏这儿。”

那场饭店冲突后，公安顺藤摸到一个外号“豹子”的矿井包工头，此人暗中操纵偷煤、贩煤链条，还插手赌场。口供摞成厚厚一摞呈到军区。孙洪道看完，只问一句：“能一网打尽吗？”公安局长迟疑：“证据尚缺。”老孙摆手：“缺什么补什么，盯死几条运输线，抓现行。”

1982年春节前夜，铜川展开代号“霜刃行动”。山区公路设卡，井口入口联合武装巡逻，城区诱捕组在三家黑赌场同步发动。两昼夜，抓获涉案人员二百余名，缴获长短刀具、盗煤卡证无数。群众拍手称快，却也有担忧——抓人容易，如何防止死灰复燃？

孙洪道拿出“奖惩两手”：对自首矿工，协调企业按技术档案重新分配岗位；对拒不悔改者，严惩不贷。有人私下说他“硬得过头”。他当众回应：“我不是来吓唬谁，更不是来砍人头。治安好了，矿上按产量给奖金，孩子上学有名额，生活好，自然没人陪流氓玩命。”

说话算话。1982年9月，铜川矿区工人工资首次按吨计奖，上浮8%。子弟学校扩招，军区工程兵帮着平地盖新教室。冬天煤炭外销畅通，省里专门来表彰。街头明显安静了：夜宵摊恢复营业，外地货车敢在凌晨进城。老乡笑称：“孙司令来了，气都顺了。”

这期间，他没忘记更大盘子的任务。全国“军转工”政策呼之欲出，大量基层官兵正等待岗位。陕西是兵源大省，却缺企业。孙洪道多次跑西安、宝鸡，说动兵器、机床、化工厂腾编制，优先吸纳转业士兵。“兵打了半辈子仗，不能让他们回家晒太阳。”一句话掷地。事实证明，1983年第一批军转工到岗后，厂里纪律和产量同步提升。

1983年5月，中央调令下达，孙洪道返回成都军区。临行那天，他特地再到那家小馆子。老板递烟，“司令，上次那帮混子后来都老实务工了，听说有人当班长呢。”孙洪道没多话，只把烟摁灭：“好，好就行。”

离开铜川时，他站在车厢口，望着漫天煤尘。那条峡谷依旧狭窄，却不再阴沉。多年后，当地老人说起那段日子，仍记得一句不温不火的反问——“知道我是谁吗？”不是炫耀身份，而是提醒：法律、军纪、正义就在身边，你若胡来，总有人挺身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