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的劳工抗议，近万人要求涨薪与废除争议劳工法！

简单说：这些工人不只是要涨工资，他们要改规则，最低工资上调10.5%、废掉争议劳工法《创造就业法》、取消外包模式、提高免税额度、取消遣散费与年终奖税收、设专门小组阻止裁员潮……每一条都是掏政府和资本腰包的事。而且是在印尼这样一个劳动力成本被当作经济竞争力“底牌”的国家上提出来的。
其实印尼的劳工运动从来不缺烈度，不同的是，这次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针对个别公司，而是直接瞄准制度的核心。《创造就业法》在印尼已经吵了三年了，它本质上是政府为了吸引投资、提高市场效率，把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放到最大。资本方乐了，能更快用人更快裁人，可对工人来说，这就像一条带倒刺的绳子，套上去可能还松松垮垮，一旦收紧就是割肉。
工人的愤怒是一种复合情绪，它来自物价高企，来自疫情后的经济复苏不均，来自看到议员的住房津贴是自己10倍月薪时那种荒谬的对照，有人全天在流水线上焊接、打包、搬货，月底数着印尼盾过日子，有人坐在雅加达空调会议室里批文件、签预算，却领着无法想象的福利包。
是啊，你可能会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贫富差距，但雅加达这种对比是立体的。你在堵车的街口，能看到穿厂服的摩的司机和戴金表的西装男并排等红灯，那种仿佛被放到同一个玻璃缸里的割裂感，会让人觉得不公平不仅仅是数字，而是一种被围观的生活状态。更微妙的是，这次抗议中的学生和工人形成了一种临时的同盟。学生不是直接被低工资压着喘不过气的人，但他们感知到同样的腐败和资源倾斜。
他们接在工人示威之后上街，不是为了“帮工人说话”，而是为了自己未来不被卷进这套不平衡的分配体系。于是你就能看到，白天的工会标语变成了傍晚的易燃瓶。和平结束的人群和被催泪弹冲散的人群，在一天的时间线里首尾相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加达警方的口径里有那么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们说示威整体有序，但是午后出现了“身份不明者”焚旗、攀爬围栏、破坏监控。这在很多公共抗议中都是熟悉的剧本。和平与冲突往往只隔着几十分钟的真空，在这个真空里，你分不清是谁推了第一下，是愤怒的人变得更激烈，还是激烈的人混入了愤怒的人群。
从国际视角看，印尼发生这种规模的抗议并不意外。这几年亚洲几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几乎都面临同一个三明治困境。上面一片是国际资本和高增长诉求，下面一片是生活成本和就业安全，夹在中间的是早已疲惫的劳动者。泰国有街头示威，孟加拉有罢工潮，印度有大规模农民抗议。只是形式不同，背后的逻辑惊人一致——当经济增长需要以压低劳动力权益来换的时候，迟早会有人叫停。
而印尼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人口结构还在年轻化的国度。年轻人比例大，意味着街头能迅速聚集出大量有体力有情绪的人。这一次一周两次大规模上街，本质上在试探政府的底线。而工会在放话，说如果不回应，他们会继续升级。这其实就是在谈判，只不过谈判桌搬到了大街上。很多国人对印尼的印象还停留在廉价劳动力和旅游岛屿，但是雅加达街头现在发生的事，更接近一种“制度的临界值”，上涨的最低工资只是表面，真正的核心是工人能不能在制度里多分一点蛋糕，而一旦这种博弈在街头见了血色，就很难回到冷静的会议室里去讨论细则。
你可能会问，这事会怎么收场。老实讲，短期内政府可能会给一点象征性的让步，比如在最低工资上调幅度上拉一两点，然后让《创造就业法》保留大框架。工人和学生会带着“至少我们逼退了一步”的情绪暂时退场。但问题是，当经济形势不改善，当“高额津贴”这样的刺激物不消失，这种示威还会卷土重来。印尼的街头政治，有点像热带气候的雷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但潮湿和闷热的空气一直在那里。只要温度积够了，你又能听见下一声闷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