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鱼：抗战中的传教士

苦难，在罪行中不断循环往复。

但苦难的裂缝中，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之前在写 中说，南京大屠杀那种惨绝人寰源于人性之恶。正好今天在《资治通鉴》里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也是发生在南京：

“初，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景皆使羸病者负其金帛，因而屠杀，至于婴儿，掷于空中，以槊承之，以为笑乐。城中积尸不暇埋瘗，烂汁满沟，血水满街。”

“自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用白话文场景还原一下：

南朝梁的“侯景之乱”时，富庶的建康城（今南京）被围困日久，城破之时，原有的十余万居民，仅剩下两三千人幸存。叛将侯景让那些瘦弱有病的人背负抢来的财宝，随后便将他们屠杀。其手段极其残忍，甚至将婴儿抛向空中，用长矛接住，以此取乐。城中尸体堆积如山，无法及时掩埋，腐烂的汁液流满沟渠，鲜血浸透街道。战乱过后，原本繁华的江南地区变得千里无人烟，不见炊烟，只有累累白骨堆积如山丘。

如果不说年代，你可能以为这一段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描写。

苦难，在罪行中不断循环往复。

但苦难的裂缝中，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就拿抗战来说，许多外国传教士选择留在中国，他们本可以离开战争，但他们选择留下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医疗技能和国际背景，留在了烽火连天和生灵涂炭的地方。

《南京照相馆》的原型就是他们用相机和笔秘密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并将这些证据想方设法带出中国，告知全世界，打破了日本的新闻封锁。

并他们利用自己的外交渠道，向本国政府报告中国的真实情况，试图影响国际舆论和政策，为中国争取援助和同情。

除此以外，在《南京照相馆》里展现的南京安全区与难民营，就是他们在提供人道主义庇护。庇护了约25万中国难民，使其免遭日军屠戮。

这里留下了一些光彩的名字。

约翰·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他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以其纳粹党员的身份为掩护，与日军据理力争，无数次阻止日军进入安全区施暴。他日夜奔波，驱赶试图强奸妇女的日本兵，他的日记《拉贝日记》成为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他常说：“我之所以留在南京，是因为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我的儿子、孙子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和幸福都在这里，我无法在困难时刻抛弃中国人民。”

明妮·魏特琳：美国传教士，中文名华群，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她将学院改为难民营，主要收容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收容了超过1万人。日夜守护在学院门口，无数次直面持枪的日本兵，从他们手中抢下中国妇女。她因目睹太多惨状而精神深受创伤，回国后不幸自杀，在她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我若能再生于这个世界，仍然要为中国服务。”

另外，《南京照相馆》里展现的战区医院，也主要由他们建立，许多传教士本身就是医生和护士，他们开设的教会医院成为战地前线最重要的救命所。

理查德·布朗：加拿大联合教会传教医生，在河南商丘圣保罗医院工作。抗战爆发后，他拒绝撤离，医院成为收治中国军队伤兵和难民的重要基地。他曾连续手术几天几夜，甚至在日军占领商丘后，仍想方设法为中国人提供医疗帮助。

战乱导致无数孩子流离失所，成为孤儿。很多传教士倾尽所有保护儿童，创办孤儿院和学校。

格里戈里·克里莫夫：一位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在哈尔滨等地救助了大量中国孤儿和难民。

许多无名修女，在各地的教堂和教会孤儿院里，冒着巨大风险，收容和藏匿被战争夺去亲人的孩子们，为他们提供食物、住所和教育，使他们免于饿死或被日军抓走。

这些名字和事迹，可能不在二战进程的主流叙事里面，但他们就像弱小的种子，在垂直的方向，孕育参天大树，扎根大地的岩层，伸向天际的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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