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如何诞生的？

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抗议与革命运动。其中，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了奥尔良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退位，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随之建立。同年3月，法国临时新政府邀请马克思一家迁居巴黎，恩格斯也在不久后返回巴黎。此后，马克思积极参与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并与其他旅居法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共同成立“德国工人俱乐部”。

由于希望革命浪潮蔓延至德国，1848年4月，在德国无产阶级支持者的资助下，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同返回普鲁士科隆。彼时的科隆社会动荡，革命氛围弥漫街头，作为普鲁士的重要工业城市，科隆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诸多政治与社会变革。于是，6月1日，马克思重新创办日报《新莱茵报》。报纸内容主要取材于欧洲各地新闻，还发表了名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传单。

在这份传单中，马克思重新审视了《共产党宣言》主张的十项措施，提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之前，先行推翻当时的封建君主制与贵族制度。此后，马克思本人因“侮辱首席检察官、报道违法新闻、涉嫌通过抵制税收煽动武装叛乱”等罪名遭到审讯，尽管每次均无罪释放，但报社其他编辑却陆续遭到逮捕或驱逐出境。

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接到普鲁士政府的驱逐令，被迫离开普鲁士。临行前，他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期，在这一期中，马克思鲜明地阐述了核心观点：所有历史进程与社会变迁都无法脱离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他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封建贵族专制制度。

同年6月，马克思携妻女返回巴黎，但此时的巴黎因反革命运动与霍乱疫情爆发，政府将马克思视为“严重的反动分子”，以“可能造成政治威胁”为由将其再次驱逐。在无法返回德国、又遭比利时驱逐的情况下，1849年8月，马克思一家流亡至英国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随之迁至伦敦。

这段流亡时光，是马克思及其家人最艰难的岁月：他常因经济窘迫与债务问题陷入精神焦虑，写给恩格斯的信，也从原本的思想探讨变成了对生活困境的倾诉。即便如此，马克思仍被普鲁士政府派往英国的密探严密监视，无奈之下，他只得频繁使用假名租借房屋，“摩尔”“老尼克”“扎里”等外号便源于这一时期。

1849年至1850年，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以德国社会主义者威里希和沙佩尔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起义”，他们认为，一旦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起行动，欧洲各地工人阶级便会自发跟进；马克思与恩格斯则坚决反对这一想法，认为这种缺乏完善计划的起义属于“冒险主义”。恩格斯指出，威里希、沙佩尔等人主张的起义极易被欧洲保守势力镇压，进而导致共产主义者同盟覆灭；马克思则进一步提出，社会变革绝非少数人一夜之间可实现，必须在对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后，结合社会发展阶段发起革命。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应鼓励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与新兴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合作，共同击败封建贵族，这意味着工人阶级需与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协作，以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但最终，革命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并逐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经过长期内部斗争，马克思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威里希、沙佩尔等人最终脱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同年，美国经济陷入低迷，马克思与恩格斯曾一度推测革命风潮可能出现，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将这一预期扼杀在了摇篮里。当时，美国西部边疆的开发吸收了大量无法维持生计的平民，这种情况若发生在其他国家，极易因民众不满无法宣泄而引发社会动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仍将世界经济视为“多个国家互相合作组成的经济系统”；直到1857年“经济大恐慌”爆发，才彻底打破了他以往对世界经济的认知模式。

这场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此时，自1844年起脱离学术研究、忙于革命工作的马克思，重新燃起了回归经济研究的渴望。他认为，通过深入的经济学研究，能更深刻地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社会与经济现象。事实上，此前因工人革命及相关运动多次失败，马克思就曾试图通过学术研究剖析资本主义，他花费大量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查阅资料，但因革命工作繁忙，始终未能系统整理研究成果、出版相关著作。

1857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让马克思彻底意识到：资本主义并非稳定、自然的经济制度，而是充满周期性危机与内在矛盾的体系；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之一，便是其不断积累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无法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或资本家阶级的自我修复得以解决。在危机中，马克思目睹了大量工厂倒闭：资本家通过压缩生产减少亏损，却导致无数工人失业。正是基于对危机的观察与反思，马克思开始尝试将“经济危机的表现”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建立关联，《资本论》的创作也由此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