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进程中与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的历史瓜葛

作者：王景贤

一、日本学者早尾贵纪观点：日本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进程中，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形成，应承担责任

战后80年之际，否认与歪曲殖民统治责任、逃避日本加害历史的言论仍充斥日本社会。以参议院选举大获胜利的“参政党”为代表蔓延一时的排外主义，正在与这种历史否定意识深度交织。为此，美国《赫芬顿邮报》（HuffPost）日本网站启动了战后80年特别企划----“抵制历史否定与歧视”，持续传递“致力于将历史教训传承给下一代、抵抗历史篡改者的声音与行动”，目的在于不让日本重蹈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覆辙。

这一企划中一篇题为《为什么日本是占领巴勒斯坦的“共犯”？东亚的殖民统治者与以色列定居点有何共同之处？》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该文章介绍的是《赫芬顿邮报》日本记者对加沙问题专家、东京经济大学学者早尾贵纪的一次采访。访谈中早尾贵纪尖锐剖析了日本在巴勒斯坦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了当年的东亚殖民者日本与当代以色列定居点问题间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共同点。

早尾贵纪生于1973 年，现任职东京经济大学，专业为社会思想史。2002-04年曾作为希伯来大学客座研究员居住在东耶路撒冷，并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进行了实地考察。著书有《巴勒斯坦/以色列论》、《关于以色列你需要知道的 30 件事》以及译著《以色列=美国新殖民主义：加沙（10.7）之后的世界》等。

他指出，甲午战争后，日英与俄之间围绕中国和朝鲜的权益争夺问题产生了冲突，而由于存在俄国这个“共同敌人”，日英两国出现了利益一致进而缔结了日英同盟，双方承诺相互尊重彼此既得利益，形成“势力瓜分”格局。日本在日俄战争获胜后将朝鲜半岛变为殖民地，而英国则顺利推进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中东地区殖民统治。早尾贵纪认为，这一切正是在当时背景下日英双方进行了利益协调的结果。

一战后，日本以承认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为交换条件，获得了在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以此为转折点，其后英国对巴勒斯坦推进实质性殖民化进程，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全面启动，造成了目前仍在持续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侵略行为。早尾贵纪主张，从这一角度而言，日本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负有历史责任，可称之为“帮凶共犯”。

二、如何看待所谓日本亚洲殖民与英国统治巴勒斯坦之间的关联性

对上述主张，有日本读者提出异议，认为观点过于飞跃。对此，笔者做以下考察。

19世纪末，老牌帝国主义英国面对沙俄在远东（中国东北、朝鲜）的急剧扩张，以及德国在欧洲的海军竞赛等感到力不从心，亟需在远东找到一个“代理人”来遏制沙俄，从而让自己能集中精力应对欧洲和中东的挑战。与此同时，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渴望挑战沙俄在东亚的霸权，争夺朝鲜和中国东北，它迫切需要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外交、财政和军事支持。在此背景下，英日同盟得以结成。英国为日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贷款，并利用其强大的海军威慑，阻止了其他如法国等的欧洲列强干预日俄战争支援沙俄。可以说，没有英日同盟，日本几乎不可能顺利地赢得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后，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朝鲜，这得到了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因为英国将日本在朝鲜和其后在东亚的统治视为遏制俄罗斯影响力的缓冲地带，也符合英日同盟中“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的条款，可以说，英国的支持为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殖民朝鲜提供了“许可证”。与此同时，日本在远东牵制并击败了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沙俄，使得英国能够将其军事、外交、经济等战争资源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向一战中的加里波利战役、美索不达米亚战役等中东战场，并顺利推进了其对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瓜分与统治。

可见，英日同盟是一个“分工协议”。日本充当英国在远东的“看门人”，压制俄国；英国则支持日本并得以集中精力经营中东和欧洲。而且，两国的帝国主义逻辑共鸣为彼此进行了“正当化”。英国以其“文明使命”为借口，为其在全球的殖民统治辩护，声称是在给“未开化”地区带来秩序、进步和基督教。日本则全盘接受这一套帝国主义话术，将其稍加修改为“文明开化”和“大东亚共荣”，用于为其在朝鲜和中国的侵略辩护。

在此基础上，日本通过对俄胜利和殖民朝鲜，融入了由英国等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参与瓜分世界，其殖民朝鲜的既成事实得到了国际体系的正式承认。这与英国获得国际联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是强权政治下对殖民地的合法化程序。

由此可见，日本在远东的胜利为英国处理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中东事务创造了条件，而英国的支持则是日本胜利和后续殖民的关键前提。因此，早尾贵纪提出的“日本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参与了巴勒斯坦问题的形成”的观点，笔者认为是站得住脚的。

三、早尾贵纪：“朝鲜半岛分裂”与“巴勒斯坦分割”具有共同点

早尾贵纪认为，有关日本历史上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的参与，日本社会的认知极为淡薄。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始终回避其曾经实施的殖民统治与战争责任，拒绝进行深刻反思。

他指出，尽管日本二战后战败并丧失了殖民地，但这一结果并非其屈服于抵抗运动或经过国内“殖民统治不可为”的讨论而主动放弃，而是在缺乏自主决策过程的情况下，被盟军强行剥夺了殖民地。这导致日本社会缺乏从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他认为尤其关键的是，在冷战格局下日本又被纳入了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1951年《旧金山和约》的签订，使日本基本免除了战争赔偿责任，得以逃避对自身殖民主义的清算,即与西方国家实现媾和进入了战后体系。结果导致，即便对直接实施过殖民主义的东亚地区，日本主流社会至今仍缺乏深刻认知，而要求其将视野延伸至中东地区、思考自身的间接责任，则很难形成。

早尾贵纪还指出，1948年经过巴勒斯坦分治建立以色列国家，与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这两件事之间具有“同质性”。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因帝国间利益博弈而导致的割裂”。朝鲜被美苏分割占领并形成南北分断格局，追根溯源实为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后果。而一战后获得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英国，本应恪守支持巴勒斯坦原住民直至独立的责任，但英国政府却发布了《贝尔福宣言》，声明了“支持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宣言，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移居巴勒斯坦。最终英国将巴勒斯坦问题完全甩锅给联合国，导致1947年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这过程中，英国虽受委任统治巴勒斯坦，却始终支持来自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未切实推动巴勒斯坦独立进程，其政府行为堪称极不负责任。

四、早尾贵纪认为，巴以问题本质是自决权问题而非宗教冲突

他指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认知偏差，即倾向于将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简单归类为“穆斯林与犹太教徒的宗教冲突”，或“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矛盾”，但却忽视其殖民主义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将巴勒斯坦问题定性为“宗教冲突或民族纷争”的论述，实质上巧妙掩盖了以色列作为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产物——“殖民者定居国家”的事实。事实上，一方是土地被欧美列强分割、独立进程屡遭阻挠的巴勒斯坦原住民；另一方虽是欧洲社会中曾受迫害的少数群体，却作为欧洲代理者被输送至巴勒斯坦、并持续获得欧美支持的犹太移民。双方根本不存在对等的博弈地位。因此，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实质是遭受殖民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欧美国家在漫长历史中始终漠视并践踏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

2006年巴勒斯坦民众通过选举将反对奥斯陆体系的哈马斯推举为第一大党，这本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体现。然而欧美和日本不仅拒绝承认反抗殖民主义的哈马斯，反而支持名为“奥斯陆体系”的占领与殖民持续——早尾贵纪认为，这也是日本在此过程中再度成为巴勒斯坦占领的“帮凶共犯”的证明。

他指出，在这种国际帮凶支持下，以色列虽声称“不攻击平民”，却持续无差别杀害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群体。为将屠杀平民的行为合理化，他们滥用“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论述。但事实上哈马斯成员与普通的某党成员并无二致，他们可能是出租车司机、咖啡馆店员、医院或幼儿园工作人员——都是在加沙正常生活的普通人。显然并非所有成员都是战斗人员。

而以色列政客一边声称不攻击平民，一边却宣称“加沙没有无辜者”。这种逻辑等同于宣告：既然身处加沙且产生了哈马斯政权，“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可以被屠杀”。早尾贵纪指出，这种逻辑与1930-40年代日军在中国大陆的行径极度相似。他举例1932年在中国东北，日军以“藏匿抗日游击队”为由焚烧村庄屠杀居民，制造了“平顶山惨案”。日军同样以“庇护抗日游击队”为借口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不得不承认，日军这些暴行与以色列将“哈马斯支持者皆视为恐怖分子”而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存在着历史相似点。

五、日本在殖民过程中向伪满洲引进犹太移民的“河豚计划”

1903年4月6日，沙俄统治下的基希涅夫镇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反犹暴行，导致犹太人伤亡惨重。这激起了一位名叫雅可布· 歇夫的美国金融界犹太巨富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为此，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他筹集了2000万美元主动向日本提供援助，帮助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奠定胜局。其后，俄罗斯犹太人定居中国东北又带来巨大财富投资了日本人在东北的军事和工业建设，使得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工业得以迅速发展。“犹太人”在日本人的心中也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1922年，两位西伯利亚归来、对犹太人权势极度着迷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迷信一本叫做《锡安长老会纪要》的书，并将其译成日语，促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兴趣，过高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以至于认为从纳粹手中收容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资本的坚定支持。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9･18事变前夕，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加入了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领的“满洲系”军队，该派系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而当时，俄罗斯发动清洗资本家，设置在中国边境的犹太自治州首当其冲遭殃，部分俄罗斯犹太人开始往东逃离。当时的日本人便打算在满洲推行犹太区收容。

但吸纳这些资本的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遇到了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富商儿子西蒙·开斯普在日伪政权下遭绑架拷打和杀害的事件，使得已在哈尔滨定居的犹太人不再信任当地日本军队，开始大批逃往上海租界，并将这恐怖故事告诉了周围人。直到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接触并谈话，再次获取犹太人相信，并在当地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数年中举行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1938年日本正式为此召开了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等日本五位最高官员参加讨论的“河豚计划”会议，在权衡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得犹太人好感的问题上，经过了“最漫长、最复杂”的内阁决议，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日本政府批准实施了“河豚计划”。

当时，德国在“水晶之夜”事件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进行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而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则是一个绝佳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去处。而除了希望获得犹太人对伪满的投资以外，日本当局还迷信犹太人有能力改变美国政要和精英们对日本的看法，由于日本发动了9・18事变，国际上对日本的印象发生了恶劣变化，日本也希望通过“收容犹太人难民”改变自身在国际舞台的形象。

1939年出台的“河豚计划”，策划者们将实施方案编成 《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周围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这些吸引犹太人和美国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向美国犹太教拉比介绍犹太教与神道教的相似之处，将这些拉比带到日本向百姓介绍神道教。此外还包括吸引美国新闻业和好莱坞的好感，因为日本人相信犹太人即使没有完全控制、也是强烈地影响这两个行业。最终该计划得到日本在中国的最高官员批准，并委托世界犹太人社团资助这个居留地，供应定居者。

犹太人居留地的详细计划中定居地点包括当时伪满洲及上海附近，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还计划了在各种人口规模下居留地的土地规模，学校、医院等设施安排，计划同意这些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和文化教育自治；与此同时，日本人又为防备犹太人的过多自由而制定了幕后控制计划，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下。他们担心引入犹太人会像食用鲜美的河豚鱼那样有两面性，一旦处理不好，未来犹太人也许会进入日本的主流政治与经济从而控制日本。

这就是著名的“河豚计划”。值得注意的是，最终该计划却因美国犹太领袖对日本的厌恶而遭到反对，又因已在上海定居中的犹太人族群相继反对进一步大量移民犹太人进上海，再加上其后日本了偷袭珍珠港，日本人占领并剥夺了犹太人所拥有的租界财产，遂与犹太人决裂，河豚计划最终以无果而告终。

六、结语：

联想到如今在巴勒斯坦建立定居点的以色列，虽住在巴勒斯坦人腾出的土地上却对巴勒斯坦人民拿起了当年德国纳粹的屠刀，联想到如今的犹太金融集团对美国政治、媒体以及金融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操控，事件虽时过境迁近百年，却仍令人不禁胆寒。在庆幸日本人对中国欲将实施的“河豚计划”告以失败的同时，笔者也深深同情巴勒斯坦人民，看到西方国家极不负责任而导致延续到今天的巴勒斯坦的苦难，笔者仿佛看到了80多年前殖民主义和战火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我们的民族终于没有在艰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被摧垮，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烈火中得以重生，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里，这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热烈庆祝。

与此同时，今天是历史的延续。我们必须看到，当年的西方列强正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虎视眈眈。当年英日联盟在一战结束后由于日本的日益强大而动了大英帝国在中东和世界的奶酪，从而从一战的同盟转为二战的敌人。如今，曾经是二战盟友的中美之间似乎正在发生一场历史的仿佛。我们必须谨慎地向历史学习，启动智慧，防止世界性历史悲剧的重演。

同时，笔者也衷心希望有一天，苦难顽强的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不再受侵略、不再受暴虐！更呼吁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日里，以联合国为首、以世界南方国家为主力的正义之师，能够早日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独立权和幸福权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