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问题不止于双边关系，东亚也尚未真正走出二战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九一八事变”94周年。

在80周年纪念之际，中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强调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这是不容否定的客观历史。而这其中牵涉到三个关键点:一、确认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二、中国抗战构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三、中国抗战改写了世界历史。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有美国防长公开声称“硫磺岛战役中，美日士兵的勇敢精神永载史册”，后有欧盟高官无知发言“中俄为二战胜利做出贡献，这是什么新鲜事？”……

二战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战争，它重塑了人类政治形态、军事形态和历史走向。对战争的记忆、历史的解读，既关系到话语权，也关系到战后国际秩序的解释权，更关系到人类社会如何面向未来。

因此，战后80年，我们仍需不断叩问：怎么理解二战？为什么东亚历史问题如此难解？在亚洲战场，欧美、日本和受害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看待二战、冷战这两个前后相续、明暗交织的线索？当然，这些问题背后都事关全世界期待何种国际秩序、如何超越殖民现代性叙事。

围绕这些话题，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历史系教授宋念申向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独到见解。

何谓二战：自由世界之战？反帝反殖民战争？

观察者网：宋老师您好，我们先从近期的一些事情说起吧，最“热闹”的当属欧盟外长卡娅·卡拉斯关于中俄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的“无知”发言。8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微发表了一则声明：“八十年前的8月6日，美国和日本结束了太平洋地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然而八十年来，美国和日本一直肩并肩捍卫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明天是反思和铭记的庄严的日子，我们向广岛人民以及他们传达出的持久的和平与希望的信息致敬。八十年来，他们的坚韧激励着世界，他们的和解精神加强了美日联盟以及我们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共同决心。

今天，我们两个国家作为密切的盟友站在一起，团结一致、目标明确地面向未来通过拥抱可能性带来的希望，我们建立的伙伴关系成为了世界自由和进步的灯塔。”

这则声明的表述令人产生倒错感，甚至让人以为美日是二战盟军。让人想起您的文章《从长崎到密苏里号：日本的战败》，从一面美国国旗揭开美国对二战东亚战场的叙事逻辑，事实上也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败于中国，降于美国”，怎么看美国针对二战的这套叙事框架及其演变过程？

某种意义上，对二战历史的“扭曲”，对于后来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曾被日本殖民的国家地区的追责与话语权造成什么影响？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内部的转型重建、“去殖民化”进程是否也带来影响？

宋念申：这个问题特别重要，里面包含了好几个可以阐发的层次。

首先从这份声明说起。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转引的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8月6日答记者问时的回答。我猜想那应该是一个预先设定好的问答环节，记者的提问并不是直接指向二战，而是指向80年前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布鲁斯小心谨慎地照稿念词，作了上述回答。

这让我想起30年前的一个事件。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立史密森尼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策划了一场关于原子弹的展览，名为“艾诺拉・盖50周年纪念特别展”，艾诺拉・盖就是当年承担广岛核打击任务的那架飞机。

这个博物馆属于国立体系，所以它里面展出的关于历史文化记忆的叙事是具有权威性的。当时主导这场展览的包括博物馆策展人和一些美国的历史学家。展览展出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时的毁灭性的图像和物件，还展出了“艾诺拉・盖”号的前机身部分等等，但是展览主旨和相关解说引发渲染大波。【注：该展览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听众在知晓引向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政治与军事因素、广岛与长崎人民所经受的苦难、1945年8月6日与9日事件的长期影响的情况下，对原子弹进行富有思考的重新审视。”】

执行广岛核打击任务的“艾诺拉・盖”B-29轰战机

当时（以及现在）美国历史学界较为主流看法是，原子弹并非结束战争的必要手段。因为情报系统早就显示，只要苏联对日宣战，日本一定会投降。而美国政府之所以执意要使用刚刚研制出来的原子弹，其隐藏的、但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震慑苏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打开了人类核战争的潘多拉魔盒，美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道德和政治代价。

但是，以健在的二战美国老兵为代表的一派势力对历史学界发起猛烈攻击，指责学者和策展人篡改历史，故意把美国说成是邪恶的。为此，唯一一个参加了广岛和长崎两个行动的飞行员、美国空军退役少将查尔斯·斯韦尼(Charles W. Sweeney)还到美国国会参加了关于展览事件的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上猛烈批判进步派历史学者，说他们在为日本的罪行辩解。最后，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博物馆撤掉了原爆受害者的照片和展览说明。

30年前，反思原子弹的历史学者屈服于政治压力。30年后，美国官方的态度却180度大转弯，甚至根本不把日本当作当年的敌人。如果当年的老兵看到今天这一幕，肯定觉得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查尔斯·斯韦尼的证词后来还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互联网广泛传播。中国网络在介绍他的证词时，完全隐去了1995年争议的背景，而且还加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原子弹下无冤魂”。其实斯韦尼原本的证词没有这个标题，中文翻译的证词也并不是他在国会听证会上当场说的那个版本，而是翻译了他提交给国会的文字稿。文字稿很长，里面提到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斯韦尼在国会上讲的是缩略版，完全没有提及中国。国内鲜少有人知道他去参加国会听证的缘由，是为了批判那些进步主义历史学者，为美国对日本扔原子弹的行为做彻底的无罪辩护。

查尔斯·斯韦尼（Charles W. Sweeney）

这起争议事件中包含了几重矛盾：怎么理解二战，尤其是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日本和受害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到底怎么看二战及二战以后的对外战略？

根据今天欧美主流的历史叙事，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世界历史，就是从二战、冷战到“后冷战”这样一个脉络，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自由世界”获得了最终胜利。

主流媒体的叙述将这段历史看作是“自由世界”战胜其反对者的历史。二战是“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主义；冷战是“自由世界”战胜共产主义；到了后冷战，则是“自由世界”去打败新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邪恶轴心、失败国家等等。按照这套历史叙事的逻辑，美国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战争，是自由世界打败威权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战争，日本“开国”之后逐渐迷失了方向，只要把它从拒绝美国式自由主义的错误道路上纠正回来、变成自由世界阵营的一员，那么这件事就解决了。

但是，遭受日本殖民侵略的亚洲人民并不是这样理解这场战争的：我们打的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为的是争取自己的民族解放。民族解放当然包含争取自由的内容，但这首先不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反对压迫、争取独立解放的问题。

这层意义在欧美的历史叙事中是被遮蔽的，它根本不谈反法西斯与反殖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欧美自身就是殖民主义者，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但自19世纪至今，欧美主导下的整个世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大结构始终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以及欧洲）对这场战争最根本的定义，和被殖民者——比如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存在本质不同。除了进步主义历史学者，欧美主流叙事中几乎看不到殖民主义的问题。这也使得他们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往往是缺位的。前几天欧盟外长、爱沙尼亚前总理卡娅·卡拉斯（Kaja Kallas）居然说自己从没听说过苏联和中国打赢了二战，就充分说明这种叙事对欧洲人有多么大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很快进入“冷战”。“冷战”这个词很奇怪：站在美国或欧洲的角度，1945年以后确实没有再次发生大规模的热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时间的战争都是“冷”的状态。如果站在东亚看，二战结束后至少有中国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热战，它们构成战后东亚维持至今的秩序。所以至少在东亚，“冷战”一点都不“冷”。

由于美国的冷战认知，它把中国内战结束之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理解为是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侵犯，所以它选择介入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寻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战争。

正是对二战以来整个历史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偏差，使得今天我们在看美国这份原子弹80周年声明时有种历史倒错感，感觉美国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美国强调日本是盟友，甚至对太平洋战争中惨烈的对抗采取规避、粉饰的态度，因为美国认定现在存在新的“敌人”。这个“敌人”是谁，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从另外的角度看，美国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它对世界历史的理解，跟我们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场上的理解是不同的。本质上，美国是今天殖民性的代表，而且是迄今为止世界权力格局中最具压迫性的角色。

观察者网：换句话说，并不是美国的态度在当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主轴其实从未变过。

宋念申：对的。在此也想提醒，美国本身很复杂，内部很多元，我们有时候会笼统说“美国”的态度，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美国也有进步主义学者，学界的态度往往和政界不同。我们反对的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亚太政策，批判美国的政客以及被其篡改的历史。

广岛长崎原爆：反人类还是“无冤魂”？

观察者网：提到了原子弹，我们就聊聊去年和今年的两部电影——《奥本海默》和《南京照相馆》，都是讲述对日作战历史，两者在某些地方可以形成互文，本身也都是很好的解读文本，当然两部电影在上映后也在某些地方引发了争议，不知您怎么评价这两部电影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

宋念申：两部电影都很优秀，能开启不同视角的解读，但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谈，是因为这两部电影都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历史记忆的争议。

绝大多数人对《南京照相馆》的评价很高，但网上仍有人批评它，质疑其展现血腥的场景是宣扬仇恨。《奥本海默》遭受的批评之一，则是它完全没有血腥场景，比如有日本网民批判它没有展现日本人遭受原爆的受害场景。

日本国内的历史教育，把二战作为一场常规化战争，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侵害，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客观而言，这一点确实如此，原爆让日本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死了差不多20万人，并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忍受原爆造成的辐射污染侵害。客观上，这的确是极端反人类的罪行。但将这场战争常规化，最终导致日本许多人认为，自己仅仅是受害者这一面。

而为《奥本海默》辩护的一方，则指出日本在二战中其实是施害者，原子弹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惩罚。但如果再往深处挖掘历史，又有人质疑，既然应该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那为什么美国赦免了日本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而731部队的那些人体实验资料后来去哪了？当年以石井四郎为首的、从事人体实验的军医，在战后都没有受到惩罚，有的去了医药机构，有的去了大学医学院。731部队的人体实验资料则全部被移送到美国，至今未能公开。

1954年4月，奥本海默出席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听证会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对于战争罪行的追责，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如果要追问南京大屠杀、追问慰安妇等等问题，那么要不要追问原子弹和东京轰炸？要不要追问赦免石井四郎等战犯以换取731部队的人体实验数据的行为？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很不彻底的。比如，像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也没有受到惩罚（只因为他跟东条英机是政敌），美国后来还让他当上日本首相，其家族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他的外孙安倍晋三。

二战后，遏制苏联和中国的冷战需求主导了美国的东亚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对日政策立刻转向，从打压财阀变成扶植旧财阀、支持反共亲美的右翼政客，相当于把二战“余孽”又重新扶植为政界和经济界领袖。

如果我们把抗日战争理解为殖民和反殖民、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二战结束后，日本以及受到日本侵害的地区应该开启去殖民化、去帝国主义化的进程。但这个任务因为冷战的兴起而没有完成。

所以，我常说冷战在朝鲜半岛还没结束，其实岂止是冷战没有结束，连太平洋战争都没有彻底“结束”，二战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战后东亚就这样被拖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对立的格局，导致后来对历史问题的认知、理解和批判日益错位。

从这一点看，其实《奥本海默》的反思还是比较深刻的：电影对原子弹的批判恰恰和1995年美国进步派历史学者有极大共鸣。奥本海默在政治立场上偏左翼，曾经跟美国共产党走得很近，战后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这部电影有效展示出，美国官方对二战及原子弹的态度，和它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冷战叙事之间，有着深刻的关联。

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性：东亚与欧洲战场的本质区别

观察者网：关于战后德日的差别，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在问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样公开认罪道歉，为什么日本不愿承认自身的加害责任、不能彻底反省侵略战争？从日本的一些民调数据来看，今年4月《朝日新闻》称，58%的日本受访者认为对于二战受害国人民“已经充分道歉和赔偿”，仅有29%认为“不充分”，同时日本官方立场这些年似乎也在“倒退”，就像您提到的这是“战后处理不彻底”。

最近经常听到一些观点，日本战败后，似乎没有一个“总负责人”来为这场殖民侵略战争担责？但日本是没有，还是被藏起来？同样，日本反思战败、反思走向战争时，也会发现它没有一个具体的主体，可以看到官僚机构、职能部门乃至个体之间的“内斗”，但说不清这是为了什么、是谁的命令。尽管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但仍是一种前现代的体制在经历一场近代帝国主义战争吗？

宋念申：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恰恰觉得走向军国主义的日本不是前现代的，它就是现代的；日本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战争，正是因为它要步欧美后尘，追寻一种殖民性的现代。

不要忘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核心追求之一，就是要像欧美那样，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份子。日本也是被欧美当作最好的亚洲学生。一直到1930年代前，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都得到英国和美国的默许甚至纵容。

但在追求“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精英也发现了更深层的问题：日本永远不可能实现和西方列强同等的地位，因为这个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共同构成的世界结构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日本在其中的地位非常尴尬，虽然它被塑造成一个优秀的学生，但永远不能和西方平起平坐。

于是，一批日本精英就开始诉求挣脱西方体系，并将日本与西方的关系定义为黄种人和白种人的竞争。他们认为必须团结所有黄种人，反抗白人统治，这就是所谓“泛亚主义”。

这套话语听起来是反抗性的，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但背后的内涵是：日本才是新秩序的主导者。中国、朝鲜、东南亚都太弱了，制度文化落后、问题丛生，所以日本要去领导亚洲，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这里面的逻辑非常吊诡，日本自认为的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方式，是以日本的殖民主义去替代西方的殖民主义，也就是所谓反帝国的帝国主义、反殖民的殖民主义，最后必定走向失败。

说起责任主体的问题，在美国的战时宣传中，日本的战争责任人就是东条英机。但就像你提问中所说，当我们细究时，会发现把一切战争责任都推给东条英机似乎不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体就是天皇，最大的战争责任人当然应该是天皇。但美国对日本进行战后处理时，很早就决定不废除天皇制度，只利用新宪法让天皇成为虚君。这就导致追责问题无法彻底。

二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宣传画，左起：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希特勒

最后再来说说日德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主导的这套历史叙事——即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战场的视角上看是大体说得通的。因为欧洲内部没有殖民与反殖民的问题，最多是新兴的殖民帝国与老牌殖民帝国之间的争夺，前者以德国为代表，后者以英法为代表。

这套叙事最难处理的，并不是德国的定位，而是苏联的定位。苏联明明是二战时期的同盟国，但欧洲人内心又不认为苏联是自由世界的一员，所以尽管苏联付出了巨大伤亡，也做出巨大贡献，但冷战开始后，苏联又变成了“自由世界”新的敌人，是西方要反对的对象。正是由于有了苏联这个新敌人，西欧在战后很快接纳了西德，将其重新打造为自由世界的一员。

但美国这套叙事放在东亚是解释不通的。我前面说过，太平洋战场上的主轴是反殖反帝、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而且，我们去看日本的发展轨迹，从明治维新到走向军国主义，日本背后最大的扶植力量正是英国和美国。20世纪初，英美日结成盎格鲁-日本同盟，英美资助日本对抗俄国，日俄战争本质是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德国人反思自己如何走向法西斯主义，可以把责任推给纳粹；但日本人反思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会发现背后一直有英美的影子。这就陷入难题：反思应到哪里为止？

所以，为什么欧洲和东亚在走上战争道路和战后处理追责问题上有如此大的差异？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欧洲的战争几乎不涉及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但东亚战争最首要的特征恰恰是反帝反殖。理解东亚战争，不能采用自由主义的视角，因为这个视角解释不了随着战争而来的革命的兴起，包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革命。

帕尔法官之问：只惩罚日本，完整吗？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某种程度上，这不仅是东西方战场对二战记忆有所不同的原因，甚至也是造成亚洲内部不同国家地区对于二战叙事的区别。

宋念申：中国在殖民主义结构中的位置非常独特，包括在冷战中也是如此。因为一方面中国是被殖民的一方，但另一方面，中国整体上从未成为一个纯粹的殖民地。毛泽东的定义非常准确，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跟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相比，比如经历数百年殖民统治历史的印度，中国的道路非常不同。尽管遭受诸多挫折，中国最终靠着自我革命，获得了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中间我们有无数次试错，也走过不少弯路。

亚洲许多地方的尝试失败了，在东南亚，民族独立甚至是借助日本这个新的殖民势力把原有的殖民架构打碎以后，才有了缝隙和可能。所以在这些地方，对二战的叙事和我们是有差别的。

印度法官达宾诺德·帕尔

这里可以举一个极具争议性的典型案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法官达宾诺德·帕尔认为这次判决是不公平的，主张日本战犯“全员无罪”。当然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如果站在印度的角度，他的这种立场有他的逻辑。

帕尔的核心逻辑，简而言之就是：日本人干的这些事情，有哪些是英国人或欧美人没干过的？他在辩词中承认日本军队犯下残忍的罪行，但从发动战争本身来看，这跟殖民统治印度的英国人、殖民东南亚的欧洲及美国人有差别吗？如果只惩罚日本人，就成了“胜利者的审判”。

在这个语境下，或许帕尔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整体权力格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惩罚日本至少是不完整的。不过，帕尔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日本右翼利用来为日本脱罪，他们把帕尔塑造成一个英雄，为日本的暴行卸责。

当我们站在全球角度去思考二战以及战后遗留问题时，会发现这场战争非常复杂，不同的人由于所处的境遇不同，对战争的理解很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持这样一个观点：对二战的思考不能局限于双边关系，因为近现代的中日问题从来不是双边问题，而要放到区域和全球语境下审视；今天的亚太格局，是20世纪数场相互联系的战争共同塑造的，历史上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清理，层叠累积，形成当下人们对过去的种种充满矛盾张力的看法。

当我们将全球格局纳入进来，就会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一个由殖民主义主导的权力格局中。正是因为殖民体系没有被彻底推翻和清理，所以战争遗产也没有得到合理的处置。

观察者网：对，即便是“反殖民”这个词汇，也不是被殖民者的“专属”说法，革命者在用，日本的左翼也会用，甚至日本右翼所谓的“英雄主义史观”也可以套用这套逻辑来解构战争罪行。

宋念申：我前面反复提到更大的权力格局，其实也是想表述，这场战争绝对不只是民族之间的战争，不是中国人对抗日本人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如果只把这场战争理解为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容易忽略背后更大的问题。

我们去读一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明确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战争。也就是说，战胜帝国主义，同时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过程。他谈到中国获胜有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中国革命者把中日之间的战争置于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视野之中，因此中国的反抗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更是社会革命意义上的，既对内消除半封建状态，也对外消除半殖民地状态。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抗日战争的性质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自由世界”对抗“法西斯主义”，至少我们争取的自由和解放，并不仅仅针对日本法西斯，更是针对国内外所有的压迫势力。

外国军队常年驻扎，何谈“国家正常化”？

观察者网：如果从更大的权力架构去看待19世纪末到20世纪以来亚洲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可以挖掘出更深刻的一些意义。战后美国直接插手日本社会改造，某种程度上日本似乎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现在去看日本传统右翼的某些观点，有时候在他们身上能找到“亲美”和“反美”的双重性。

宋念申：是的。最典型的比如石原慎太郎，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日本可以说“不”》，指的就是日本可以对美国说“不”。但在中国崛起之后，他反中的那一面超过了反美的一面，借着美国“重返亚太”，他挑起钓鱼岛“购岛”争议，中日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但新一代的日本右翼，某种程度上越来越不像右翼。传统右翼至少还强调日本的主体性，但现在的右翼越来越甘愿当美国政府的仆从。日本社会当然是整体右转，但带表演性质的“假”右翼居多。右翼是一种政治立场，而现在日本的政党政治几乎是完全去政治化的。

资料图：石原慎太郎

观察者网：经历了战后80年，作为二战主要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其实也一直在追求国家正常化。当下因为俄乌战争，国际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德国借此转折彻底实现了正常国家的突破；但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内外阻碍都很大，即便它借着美国重返亚太政策来推动自身的“全面正常国家化”，近年来在军费、武器出口、军事合作等敏感问题上取得了突破。

可是基于前面的讨论，日本在战后并未真正实现彻底的内部改造，以其目前的国体、国家机制，它所追寻的正常国家带“刹车”吗？经过战后80年发展，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德日追求实现“正常国家”？

宋念申：我觉得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个说法，更多只是一种话语，一种修辞，一个领土上有外国军队常年驻扎的国家，何谈“正常化”？所谓“正常”，可能只是依附的另外一种形态，让它们和美国的利益更深层次地绑定，也就是更加“不正常”。

超越殖民现代性叙事

观察者网：最后，想从更长的坐标轴来看日本、东亚从前现代走到现代的整段历史。16世纪末一场东亚地区的战争打响——日本侵略朝鲜的壬辰战争，被视为是当时日本实权拥有者丰臣秀吉想通过扩张来解决内政而发起的；之后日本开启德川幕府统治；再接下来，对日本影响至今的事件便是“黑船来航”——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日本近代的起点，接着是倒幕运动、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时代走向近代，再到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这条线索，它是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外部世界（中国/明清、东北亚/东亚、欧美），以及自己在不同圈层中的地位？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究竟该怎么评价明治维新？过去国内的观点给予其肯定，很大原因是站在甲午战败、反思中日内部的改良与革命之路，认为明治维新推动国家现代化，但这种评价视角是否合理？同样日本也在反思和阐述黑船来航到珍珠港事件这条主线，叙事主轴跟我们不同，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宋念申：日本怎么看自己和外部世界，其实是随着它内外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然任何国家都寻求自己在世界中的某种中心性，这个话题没有时间多展开。不过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2018年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国内知名学者孙歌老师做过一个音频节目，她提出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明治维新。过去我们一直把明治维新当作一个成功的范例，但事实上，明治维新的“成功”，直接引导出日本后来走向军国主义，最终在二战中被打败至几乎灭国，战后又被美国长期“占领”。虽然冷战时期由于美国的战略需求，日本利用朝鲜战争重新工业化，后来借着地缘政治变化的战略空隙，又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但只要日本表现出任何自主性的冲动，就立刻被美国打压，至今仍然是个“不正常”国家。造成这样的历史后果，难道明治维新不需要被重新思考吗？

我们在国内经常听到的这套逻辑——明治维新是成功的，而中国同时代的一系列改革是失败的——究竟是怎么来的？甲午战争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导致后来的改革和革命者纷纷赴日求学、探索，以日为师。但为什么从日本战败到今天，这套逻辑依然强大呢？

因为它符合宏大的现代化叙事。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分析框架里面，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是鸦片战争，而日本就是黑船来航，这就把中国、日本乃至整个东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截然断裂的阶段，前面的叫古代（前现代），后面的叫现代（或者近代）。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夕订造的世界第一快舰“吉野”号

冷战时代的美国学界，就着力强调这套分析/叙事框架，典型代表是费正清笔下的中国和赖肖尔笔下的日本。二人的共通之处，是认为东方国家内部停滞，没有办法走向现代，必须要有外部势力来打破其内部长期的封闭落后、保守愚昧，靠着外部撞击带来的先进的文明，这些国家才能有所反应，走向启蒙、开启现代化。【注：埃德温·赖肖尔（1910-1990），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生于日本东京，二战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61-1966年任美国驻日大使，是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著有《我的两个祖国》《中国：传统与变革》（与费正清合著）等。】

这套逻辑长期主导我们的历史叙事，对我们的近现代史认知产生强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日益成为主流，欧美的历史研究界逐渐抛弃这套现代化框架，更强调自16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的内生现代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此时的东亚都已经随着内外格局的演进，萌生、吸纳新的东西。等到殖民者用坚船利炮入侵以后，刺激了内生资源的转化，也让中国和日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自强道路。不可否认，外来的刺激很大，但这个刺激一定是作用于内部已经具备的某些历史资源，才会产生特定的反应。

当然，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说要以中国为中心。强调中国内生的现代性，不必否定西方的因素，否则也有失偏颇。

我们对历史的考察，不能简单套用一种因果模式来做线性分析，而是要看到究竟是哪些因素，让中国、日本等在面临外部的巨大冲击时产生了不同反应，最终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历史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解释系统，它不应该被单一模式固化，特别是一个基于冷战意识形态的僵化的解释系统。就像我们讲述中国近代史，它不可能起始于一个简单的时间点，好像此前此后的历史是断裂的；历史一定是有连续性的，而且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

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是孤立封闭的。比如讲到鸦片战争，必然要提到广州十三行的贸易体系等；这背后涉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资本网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要解释鸦片贸易的发生，说中国是“闭关”的、拒绝跟外部接触，其实是讲不通的。

日本也是如此。过去的历史叙事中一直把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简化为“锁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日本并没有字面意义上的锁国。在明治之前，日本就依靠对欧贸易的长崎口岸，大量引入新的知识和信息，产生了兰学。幕府早期禁止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行为，但同时非常热衷收集外界情报、信息和商品，这些早期全球化时代的交流早已深刻影响日本对世界的认知。所以，我主张要把近代史放入更长的历史脉络。

回到今天讨论的二战问题，为什么历史问题是东亚国家之间难解的心结？从我们自身的角度讲，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到现代化逻辑的巨大影响。对“近代之前”的历史往往简单否定。当然在革命浪潮中，否定过去可以提供解放路径，可是在今天，我们恐怕已不可能再按照传统的论述，将中国漫长的现代之路当作失败案例。

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要对中国走向现代的路径有一个新的解释。未来，中国路径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对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我们还是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弱小到强大”的叙事逻辑来讲述现代化，恐怕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是很难共鸣的，因为多数国家不具备与中国相似的条件。

我也总是强调要重新反思“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口号。现在中国国力强盛，在更多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这套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弱小就该挨打的逻辑，也不利于对外阐述中国的理念。

强调自强自立当然没有错，非常有正当性，但如果想为全球提供示范效应，就需要超越殖民现代性的叙事，要强调国家不分强弱都需遵守的公平正义原则，否则，我们还是在认同一种力量至上的文明等级论，只不过把中国摆在了等级秩序的高端。中国应该提出更有普遍意义、为全世界多数人接受的世界愿景和历史论述。

观察者网：您提到我们如何用超越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去构造一套新的历史认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仍要纪念这场战争的意义所在。

宋念申：二战无疑非常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次彻底重塑人类政治形态、军事形态和历史走向的总体战；战争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自我完成，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浪潮，使得冷战时代殖民主义不得不改变自身，以新的方式维持其统治。

同时，这场战争所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纠缠着当今世界，这点在东亚尤其明显。甚至可以认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殖民主义，其影响在东亚还没有真正去除。《旧金山合约》并没有解决日本殖民主义的遗产，它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更何况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个合约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政治上也不具备正当性。

战争本身已经结束80年了，但中国仍然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台湾甚至香港的反共势力甚至开始美化殖民主义，把殖民者当作带来“文明”的恩人。更不必说朝鲜半岛已经存在了80年的所谓“分断体制”。

试想一下，如果抗战结束后，美国人扶植汪精卫或溥仪，冠之以“自由中国”的名号，以对抗“红色中国”，我们会认为战争结束了吗？在朝鲜半岛南方，日本军队撤出，美国人又把服务日本殖民当局的军、警、政、商等亲日势力扶起来，镇压抗日的左翼力量，这就是当时韩国的状况。朝鲜半岛至今仍受制于这种分断格局。

正因为东亚许多地方还没有真正走出那场战争，所以历史遗留问题一直影响着当下东亚。欧洲似乎很快走出了二战，但东亚还没法拥抱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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