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义与他的清代婚姻史研究

大学问出品《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是一部社会史、性别史与家庭婚姻史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本书全面且系统地研究了清代婚姻关系中的地域圈、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节烈妇女等问题，论述了清代全国各地婚姻状况的差异、特点以及道德规范，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作者郭松义综合利用刑科题本、地方志、契约文书、族谱、文人笔记等文献资料，为我们还原了清代普通民众的婚姻生活细节。以大量鲜活案例，对男子入赘、婚嫁彩礼、贫困离婚、贱民婚姻禁忌等情况进行了翔实的描述，重塑我们对传统伦理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理解。透过清代的婚姻关系，全书揭示了清代法律、伦理道德、现实生活与人情交织共融、错综复杂的社会面向，为了解中国传统婚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我的清代婚姻史研究

文 | 郭松义

1990年，历史所领导为适应新的学科发展需要，决定成立社会史研究室，要我负责新室的筹建工作。

既然到社会史室，当然要搞社会史研究，于是我选择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专题。

把清代作为时代断限，是因为我原本就在清史研究室工作，清史是我长期的研究方向，历史大背景比较熟悉，至少在整体把握上不至出大纰漏。

况且清代正是传统社会和近代社会的交接点，里面充满着旧传统的沉重积淀，同时也有某种新因素的躁动，这在其他朝代是很难见到的。

至于将婚姻和家庭作为内容，一是它比较具体；二是虽有人做过研究，但空缺仍多，大有潜力可挖，只要下功夫，是可以写出新意的。

1991年，我的选题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钱算是有了一些，可在头几年，我的工作一直进展不快。

那是因为我到社会史室以前的许多旧账尚待还清；再就是婚姻家庭史的资料分散，收集需要时间。

为了加速进度，我决定由易及繁，先做出若干专题。

我从年谱资料入手，加上过去的积累，做了诸如“清代绅士阶层的婚姻行为”“清代的纳妾制度”“清代的节妇、烈女和贞女”等五六个小题目，有的还拿出去发表了，目的是想听听反应，同时也好权衡我下一步的走向。

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写上层或中上层人士的婚姻和婚嫁观，而是要把更多的力量放在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身上，这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落脚点。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几次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刑科题本》中的“婚姻奸情类”档案与其他有关档案，还翻阅了1500多种地方志，以及家谱、诗文别集等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清代婚姻家庭史的初稿写作。

接着，从1998年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对原稿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在修改时，鉴于婚姻和家庭本来分属上下两编，婚姻部分份量偏大，家庭部分相对较小，而且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地方也更多一些，所以决定把家庭部分搁下，留待以后再说，将婚姻部分单独成书，起名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本书从定题立项到收集资料做专题，最后完成书稿，在先后七八年时间里，我曾得到许多同行学者的关心和帮助。

当时的历史所领导林甘泉、李学勤、李新达诸先生，热情地支持了我的选题，为我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出了力；当项目结束后，王戎笙、冯尔康、陈高华、何龄修等先生为书稿写了审定书。我室同仁商传、吴玉贵、胡宝国、张印栋、孟彦弘、陈爽也对我的研究给予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侯旭东和孟彦弘等还为书稿《绪论》部分组织过一次小型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的苏钦副教授则就法律史方面的问题回答了我的咨询。

另外台湾“中研院”的赖惠敏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本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研究员、我所的周绍泉研究员、王培真、阿风等诸先生、天坛公园姚安女士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邵丹女士，分别向我提供过资料、图片。

中央民族大学的齐文瑛副教授则帮我校对了部分史料，多数稿件由王昆萍女士代为打印。再有，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王丰教授、加州大学的康贝尔教授、我院研究生院的李尚英编审，也给了我不同程度的帮助。

借此，我均一一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室定宜庄研究员，因她从事的专题“清代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现已成书出版)和我的题目十分相近，我所碰到的疑难，她往往也有同感，多年来，我们经常在一起就有关问题进行切磋讨论，中间虽不乏有分歧争论，但最终都感到互有收获。

我的初稿完成后，她通读了全稿，从结构、史料乃至文字措辞，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纠正了不少疏漏。

本书最后的引用文献与书目、专有名词索引，以及稿件版式定型，是由她帮我整理或做成的。可以说，我的这本书，包含了她的许多劳动。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孙爱成女士，数十年来，我们相濡以沫，互为支持。她是一位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退休后也没有很好歇息，仍承担了全部家务，为我潜心作研究帮了大忙。

郭松义

于200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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