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国有化？特朗普要大干快干“美国特色资本主义”

作者 | 晨枫

8月25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购入洛克希德、波音、帕兰蒂尔等军工公司的股份。“洛克希德·马丁97%的收入来自美国政府。他们本质上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但这从经济角度来说怎么样？……我告诉你，一直以来的做法是一种送钱。”

从特朗普思维出发，既然美国政府一直在送钱，持有这些基本上靠吃政府订单存活的公司的一部分，这自然是理所应当的。

这只是最近的一章。此前的8月22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政府获得英特尔10%的股份。在更早的6月，美国政府介入促成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并获得特朗普声称的“黄金股权”，这赋予美国政府对经营的话语权。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英特尔的持股还只是普通股，没有投票权。

欧洲使得，美国使不得？

美国号称资本主义舵把子，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私有制。在美国朝野的概念中，政府持股是国有化的一种形式，持股多少只是国有化程度的差别，而“国有化=社会主义”这样的思维又深入骨髓，因此长期以来也一直受到抨击。

相比之下，欧洲国家政府早有控股大公司的先例。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也首先从竞争力为本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走到食利为先的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在由俭入奢、用钱赚钱的过程中，经济由实入虚了。先是有来自美国的竞争，后又有来自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竞争，老欧洲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越来越不行，公司的世界从灿若繁星变为寥若晨星。

有过靠坚船利炮殖民世界历史的老欧洲很理解制造业的重要性，更理解税入和就业的重要性，极力保护残存的关键制造业，尤其是与国防相关的汽车、造船、飞机、电子等“战略工业”，主要做法常常就是政府控股甚至全资，并通过合并、精简而打造垄断行业的大公司。

这方面英国一马当先，在70年代把一众大小汽车公司合并为不列颠汽车公司（British Motor Corp，简称BMC），后改名为不列颠利兰汽车公司（British Leyland Motor Corp，简称BLMC），旗下在不同时代拥有过Austin、Morris、MG、Austin-Healey、Wolseley、Riley、VandenPlas、Jaguar、Daimler、Rover、LandRover等品牌。换句话说，英国的大众品牌除了在20年代已经划入通用汽车旗下的Vauxhaull，基本上通通划拉到BMC/BLMC旗下了。

英国政府认定，只有国有化，才能保住这些品牌及相关的就业，但事与愿违，英国汽车的衰落在继续。在80年代，BLMC变卖大量品牌并重新私有化，同时改名RoverGroup，在1988-1994年间成为英国宇航旗下的一个分部，最后还是被五马分尸，残骸散落在宝马、上汽、塔塔等旗下。

英国宇航（BAe）也是国有化、垄断化的结果，由英国飞机公司（British Aircraft Corp，简称BAC）、霍克-西德利和其他公司合并而成。而BAC和霍克-西德利也是合并的结果。

这样错综复杂的合并史只说明一个问题：随着新技术门槛的迅速提高和军购量的降低，军工公司只有精简、合并才能存活。英国这样的小国弄到最后，只“养得起”一个既有规模、又有技术的大公司，而且靠国内市场的话，只有国有化。

BAe1981年就在撒切尔的私有化大潮中重新私有化了，但也傍上了美国。如今BAe与其说是英国公司，不如说是美国公司，是美国军工“六大”之一，另外“五大”是洛克希德、波音、诺斯罗普、通用动力、雷锡恩。

法国也是一样，法国宇航（Aerospatiale）、汤姆森-CSF都是国有垄断公司，如今前者并入空客，后者并入泰利斯集团。意大利的菲亚特也“在国家鼓励下代行国家汽车公司”的角色，大部分叫得出名字的意大利品牌在不同时代都曾在菲亚特旗下，如Fiat、Lancia、AlfaRomeo、Abarth、Ferrari（现已独立）、Maserati、Iveco等。

如今，空客、泰利斯、莱奥纳多等欧洲军工巨头在理论上都不再是国有的，但相关政府拥有很大股份。所以说起来，欧洲使得，美国也使得。只是凡事都有一个“但是”。

联邦政府现在是英特尔最大的股东，特朗普称这只是刚刚开始

军工企业最适合“国有化”？

老欧洲的军工在主要部类上在很大程度上“一国一公司”化了。国有化也好，国家部分控股也好，私有也好（达索依然是私有的），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除非进口，政府军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是很多弊病的根源，但也解决了利益冲突问题：政府军购中，没有在政府控股公司和非政府控股公司之间偏袒的问题。

美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更不想走到这一步，但也在路上了。

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研发和制造空军飞机的有共和、北美、康维尔、波音、洛克希德、诺斯罗普、马丁，还有偏门一点的瑞安、贝尔和专注小型飞机的塞斯纳、比奇、派普等，研发和制造海军飞机的则有道格拉斯、麦克唐纳、格鲁曼、沃特。现在只有洛克希德、波音、诺斯罗普。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出手制止，洛克希德和诺斯罗普在90年代也会合并。

目前只有洛克希德拥有第五代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经验，但在第六代战斗机竞标中被波音F-47偷营，一般认为这是美国为保持战斗机工业基础的特意为之。波音在历次战斗机竞标中屡战屡败，从麦道承接过来的F-18E和F-15E顶多四代半，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如果这一次不中标，可能就要永远远离战斗机设计和制造了。诺斯罗普算上格鲁曼，也已经快六十年没有设计和投产一架全新的战斗机了，在美国海军的FA-XX项目里蹦跶也难说是第二春，还是绝命前的猖狂一跳。

除这三家之外，美国已经没有战斗机设计、制造能力了。通用动力已经退出飞机研发和制造，雷锡恩专注小众的特型飞机。

美国也坚决避免陷入仅有一家公司能够研发和制造战斗机的局面，以防在技术路线上偏离正轨而难以自拔，更要防范出现“店大欺客”的现象。在F-35战斗机的研发与制造过程中，美国军方与洛克希德公司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相爱相杀。

从军工公司角度来看，公司的存在是为了盈利而不是为了爱国，技术门槛把“闲杂人等”挡在门外，更加有利于“能榨一分绝不一厘”（英文对应的名言则是：charge what the market can bear）。政府订单也是波动性的，需要的时候很急，不急的时候则什么时候有下一单都不知道。这还不光是军方决定的，还有国际国内大气候、国会拨款等问题。所以，政府对军工有大量直接、间接拨款补助，用于先导科研和峰谷平衡，军品价格也反映了这样的特殊供求关系。

问题是，政府对补助的使用缺乏控制，对军工公司越来越“太大而不能倒”更不满意。为此，美国军方刻意扶持新兴军工公司，平衡“军工五大”（或者是包括BAe的“六大”）的影响。

在海军方面，濒海战斗舰本身是失败的概念，但扶持洛克希德-玛丽埃塔（“自由”级）和奥斯塔尔（“独立”级）的用意昭然若揭，用以扶持亨廷顿-英格尔斯和通用动力之外的军船产能。

在飞机方面，代表空战科技新前沿的无人作战飞机方面，美国空军选定克拉托斯的XQ-58（现已重新命名为MQ-58），在更加正式的“协同作战飞机”（CCA）方面，排除已经上路的波音“忠诚僚机”等，在通用原子YFQ-42和安杜里尔YFQ-44之间竞标，同样是要扶持新的飞机公司，最终与“五大”竞争。

问题是，美国政府购持洛克希德、波音股份的话，未来竞争就有偏袒嫌疑了。不仅在投标中有偏袒问题，在公司研发和投资方向上，也有“内部消息”的问题。这是妨碍资本主义运作的，不仅对排除在外的诺斯罗普、雷锡恩、通用动力是威胁，对新兴的克拉托斯、通用原子、安杜里尔是更大的威胁。在本来就高度“关系化”的军火市场上，加入“内部交易”因素，还有多少头铁的新手要踏入这条河流？

欧洲正好是参照。欧洲缺乏新兴军工公司，不仅因为准入门槛高，也因为无法与国有或者国家持有重大股份的大公司竞争。其结果是欧洲军工技术陷入呆滞，远远落后于美国。连外围技术领域都受到影响，更加广义但传统上由军工首先拉动的ICT、软件、AI、芯片工业也跟着落后。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战斗机装配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学中国还是学英国？

同样的“更大领域缺乏活力”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英伟达还如日中天，需要向美国政府缴纳15%的“对华准售费”这样的荒唐事也出来了。但曾经如日中天的英特尔越来越不能打，需要靠“芯片法案”吊针续命。

从特朗普的视角来看，拜登政府已经通过《芯片法案》对英特尔拨款22亿美元，现在还有57亿和32亿美元两笔拨款需要拨付。与其是一去不复返的拨款，不如换回10%的股份。但这是谁算计了谁还不好说。

在《芯片法案》里，拨款是有返还条款和利润分享机制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达到协议规定的KPI，英特尔是需要把收到的补贴返还给美国政府的；如果公司利润超过预设条件，多出来的公司盈利也要返给美国政府。

但是美国政府购持股份协议之后，这些返还和利润分享机制都作废了，实际上取消了英特尔不进则退的压力，“过度滋润”后的盈利返还本来就不是问题。英特尔在得到《芯片法案》资助后能不能在技术、工艺和影响上翻身，本来就是广泛存疑的问题，通过股份与美国政府绑定后是否会重蹈欧洲政府控股大公司的覆辙，很值得观察。

在更大范围里抑制新兴势力的成长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军工尽管陷入“五大”垄断时代，但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尤其在信息时代，依托硅谷土壤生长、染指军工依然是可行途径，帕兰蒂尔就是例子。

这是彼得·蒂尔等人通过风投创建的创新公司，专注软件和数据分析，主打军警大数据、AI和图像分析等。相对于洛克希德、波音等的营业额，帕兰蒂尔依然是“小公司”，但在日益信息化的今天，作用十分重要，也因此成为卢特尼克（其实是特朗普）垂涎的目标。

帕兰蒂尔正在大力拓展业务领域，努力进入民用领域，已经在电子病例记录等民用大数据方面站住脚，野心则是更大范围的政府和商务云计算，用户端不再需要安装软件、维护数据库，只需要通过网上定期或者按需付费服务，就可由专业公司代劳。

这是潜力巨大的领域，有望引起办公自动化的新一波革命，具有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和效率、便于全球部署、性能和可靠性与时俱进的特点。政府持股有加速政府中应用的好处，也有抑制竞争私企崛起的坏处，更有安全和地缘政治壁垒对业务全球化的影响。

重要的是，现在只是开头，可能预示着在再工业化中，美国政府将更加主动直接深入广泛的介入。

美国正处在财富快速增长与相对衰落并存的奇怪时代，去工业化是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唯一超级大国，2024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35%，2023年中国制造业贡献了50000亿美元的产值。但美国依然是制造业大国。按照世界银行数据，2024年美国GDP中9.98%来自制造业的贡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则报告2023年美国制造业贡献了23000亿美元的产值。按照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局（NIST）2022年报告，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为15.1%，但按照现在趋势，2030年时可能进一步下滑到11%，而中国上升到40%。

美国的问题是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越来越少，现存制造业里很多是由于地理便利和生活习惯所以受到“天然保护”而幸存的，比如天然气化工产品、木质建材、食品、日常轻化产品（牙膏、肥皂、洗发水、洗洁精等）等，具有“世界范围流通性”的工业产品常常因为竞争力打不过外国（尤其是中国）产品而节节败退，汽车工业则需要直接对中国关门才能保护。

军工和信息工业是仅存的尚有竞争力的工业，但也越来越不能打了。更加使得美国揪心的是，军工和信息工业正在进入成本-竞争力-创新的死循环，创新的轮子越来越慢，成本越来越高，形成生产力（或者战斗力）越来越晚。

美国曾经独处世界食物链顶端，任何挑战者都被轻易捏死。但中国崛起不一样，按不住、勒不死，不顾各种禁运而生长出来自主科技和经济生态，不仅在国内茁壮成长，还蔓延到国际上，从底层开始挑战美国主导的科技和经济生态。

中国的成就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的，这也成为西方试图模仿的，“政府需要积极主导经济和科技发展”就是后自由主义的信条，与“政府需要在竞争中保持中立”的自由主义信条恰成对照。特朗普“跟着感觉走”，但万斯恰好是后自由主义的年轻一代领军人物。

东施效颦的错误不在于爱美，而在于模仿错了地方。中国的国家指导和扶持主要用在从无到有地打造和壮大新兴产业，在现有产业中则是鼓励有序竞争、自我造血，落后产能更是要有序退出。美国则是要用“政府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使得活力渐失的现有产业重回健康发展。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不管是波音还是英特尔，从曾经的辉煌到如今的飘零，不把衰落之路的根本原因弄清楚，难以逃脱“路线错了，越干越错”的结局。从大环境、小环境、经营策略、技术路线出发，各种分析汗牛充栋，但药方苦口。在2000年网络泡沫和2008年金融泡沫破灭的前夜，各种分析和警告已经很多，但还是不乏有人无法抵御“最后一桶金”的诱惑。波音、英特尔还远没有到泡沫破灭的地步，如何有动力壮士断腕？

肯定会有人提醒美国，英国已经走过国有化再私有化的路程。问题是今日美国情不自禁要走（至少部分）国有化道路的原因和60年代英国有点相似，但英国80年代再度私有化的环境不再存在。那时英国彻底放下了大国梦，傍附美国，才敢壮士断腕，因为自忖不再靠自己打架，不需要手臂和手腕了，而不是指望二十年后再长出手臂和手腕来。美国有谁可以傍附呢？

美国依然有红花企业，但绿叶企业越来越稀疏，最后红花也开始枯萎了。美国需要重新繁茂起来的绿叶，才能有红花的重回健康。这是再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问题，更是速度问题。但再工业化最终是竞争力的问题，或者说是成本-效率问题，只有相对于世界上主要竞争者虚高的美国人均GDP重回合理区间，才谈得上竞争力重建。但到了这一天，美国也就不是灯塔了，只是路灯而已。

特朗普是个不信邪的人，不干一干怎么知道呢？他还是会继续他的“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是西方媒体调侃的说法，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体而来）。现在只是英特尔10%为国有持股，还会有更多。卢特尼克不是在信口开河，他本来就只是特朗普的“部长级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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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底线思维”，原标题《军工国有化？特朗普要大干快干“美国特色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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