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男”沈括的处世之“妙”

沈括是通才，学问其实更偏重于今日所谓的理工，但如果一味以理工思维看待文科问题，不免有煞风景的时候。《梦溪笔谈·讥谑》指责白居易《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偏离唐明皇幸蜀路线，尚符合“诗歌地理学”；又通过数学运算，批评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说：“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也。”如此不解风情，后人也觉得好笑，王观国《学林》专门拈出：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存中《笔谈》曰：“无乃太细长乎？”观国按，子美《潼关吏》诗曰“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世岂有万丈余城耶？姑言其高耳。四十围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则过矣。

言犹未尽，又补一刀说，汉武帝作建章宫，《史记》形容“度为千门万户”，后来班固《西都赋》、杜牧《阿房宫赋》都用“千门万户”来刻画宫殿雄阔，如果真要计较的话，“户”是门扉，两扇为一门，按“千门万户”坐实，岂不是一门有十户矣！观沈括一生行止，基本没有脱离“理工男”的思维，这样的人设，在北宋中期的复杂政治斗争环境下不能讨巧，甚至开罪各方，也是理固宜然。

苏轼一生常犯“水逆”，重大坎坷之一的乌台诗案可能就与沈括有些瓜葛。据王铚《元祐补录》说，当年沈括受命察访两浙农田水利，上殿辞别皇帝时，神宗专门叮嘱关照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待与苏在杭把酒话旧，求得苏轼手书新作一卷，沈括回京，忽然想起皇帝“关照”的指示，竟详细将其批点注释以后进呈，揭发苏轼心怀不满、言语讪谤云云。苏轼当时还不以为意，继续写诗送给沈括，老友刘恕调笑说：“真不长记性，你就不怕他又进呈啊。”后来李定、舒亶掀起文字狱，沈括即始作俑者。

苏轼自书《赤壁赋》题记部分。内容为：“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出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看来苏轼还是被文字狱弄怕了。

李焘将此事附录入《续资治通鉴长编》，但将信将疑，表示“当考详，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传言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且存而不论，王安石与沈括闹矛盾，乃至开出“壬人”恶评，则不是空穴来风者。

王安石较沈括年长，出仕也早，皇祐三年括父沈周去世，墓志铭即由王安石撰写，当时沈括方弱冠，墓志铭仅言“两男世其家”（《临川文集·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与王安石应该没有特别的交往。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王安石权同知贡举，存在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到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因为“宿德旧人议论不协”，需要任用新进，沈括能力强而主张相合，自然受到青睐（沈括的侄儿沈辽更早被王安石赏识，王曾经赠诗“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但后来王安石变法，沈辽主张不同，遂被摈除不用，际遇正好与沈括相反），他早期官运升转的背后，应该都有王安石助力。

王安石像

聚集在王安石周围主张新法的一班人，其实各怀心思，互相倾轧，这些算计，远非“理工男”沈括所能应对。可能是吕惠卿挑唆，王安石在罢相复起以后（熙宁八年），忽然失去对沈括的信任，至少在两次与神宗的谈话中，将沈括称为“壬人”，即奸佞小人。一次神宗打算在曾孝宽、沈括之间择一人判兵部事，王安石直接斥沈括是“内怀奸利之心”的“壬人”，不可亲近。又一次，神宗与王安石议论吕惠卿“忌能、好胜、不公”，如何之不堪，连带提及吕嫉妒沈括之才能。王安石再次说：“（沈括为人）反复，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当畏而远之，虽有能，然不可亲近。”（《续资治通鉴长编》）

记载如此，真是不好辩驳，不仅仅是党争的缘故，沈括自身一定也存在弱点，所以宋人在沈括生前身后，都乐于编排有关他的坏话。比如《元祐补录》在讲完乌台诗案的秘辛后又补充说，元祐年间，沈括已经在镇江赋闲，苏轼知杭州，沈又前后讨好，令苏轼“益薄其为人”。

（摘自王家葵著《〈梦溪笔谈〉通识》，中华书局2025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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