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作者：刘振东
来源：知乎
大家好，我叫刘振东，今年95岁，六十多年前，我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那一天，我们这些在一线干活的人反而什么动静都没听到。大家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我们做的工作是严格保密的，所以好多战友其实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做的，就是原子弹。
我老家在沈阳，出生那会儿日本人已经把我家占领了，1945年以前我们学的是日语，受的是奴化教育。直到1949年3月9日，我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军事工业专门学校，从这里开始了搞军工的生涯。
1960年，二机部 的一封调令，把我从沈阳724厂弹药车间调到了北京第九研究所，走的时候只知道是去搞“特殊任务”，以为是制造常规炮弹、航空导弹之类的武器，毕竟自己一直在弹药车间干活，但具体干什么，不清楚。
我们去的地方，是长城脚下一片还没完全建好的荒地，代号叫“十七号工地”，我担任二组组长，负责炸药部件成型工艺。到了以后我就感觉有点奇怪，这里的工程建筑结构不太一样，人员配备也特殊，朱光亚 教授当时也在，他是搞物理研究的，普通的炸药制造应该不需要他参与。我琢磨出点门道，感觉可能和更高级别的武器有关，不过也不敢想原子弹这回事，因为不知道条件具不具备。
后来，当我们几个核心组的组长被允许看绝密文件时，我才真正确定：真的是要搞原子弹！
我那个心情啊，别提多高兴了，可那时候必须得保密，完全不能对别人透露。我又激动又紧张，来来回回去保密室看了三次，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文件的名字——A039。这是个天大的事啊，国家要造原子弹了，而这颗原子弹，就要诞生在我们手里。
我爱人也在九所工作，可我不能对她说，一直到很多年后，她才知道我那几年到底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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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号工地
我们二组主要负责的是原子弹的“引信”——也就是炸药部件的制作和浇注。原子弹不是光有核材料就能炸的，只有分布在外围的炸药精确地同时爆炸，产生向内收缩的冲击波，把中心的铀-235材料压缩到超临界状态，才能具备引发核裂变的条件。这个环节叫“爆轰试验”，是整个研制中相当危险、也相当依赖工艺经验的环节之一。
刚开始，十七号工地啥也没有，炸药浇注的工房、爆轰试验用的碉堡还没修好。我们就借工程兵试验场的帐篷，茶水炉和溶药桶，没有模具，我们就用报纸、画报代替；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干活，用铝锅融化加工炸药，甚至连打响爆轰试验第一炮用到的药柱，还是同事从别的厂捎来的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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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研制部件
那年夏天一场大雨，把帐篷全冲垮了，工具都被吹跑了。我们几个人蹚着水到处找，那狼狈样，现在想想都好笑。可当时谁也笑不出来——任务重，条件却差得很。
炸药的浇注是个极精细的活儿。为了避免爆炸事故发生，我们要在地面冲水解决静电和灰尘，大部分模具用铜的和铝的，不许用铁的，怕引起火花。车间温度必须保持在25度以上，否则模具一冷，浇注过程当中容易起裂痕，起气泡，影响炸药密度；但温度一高，人穿着防静电服和胶鞋根本受不了。
过硬的技术也非常重要，我们二组刚成立时只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都没有接触过炸药浇注，我要给他们做示范，带着他们干。可别小看了手工操作，用木棒搅拌炸药时必须全神贯注。“冒口”什么时间打掉，什么时间补充药，这些全靠经验，做起来并不容易，动作太慢就凝固了，倒不进去，动作太快又容易进空气，导致密度达不到要求。把炸药和金属部件粘合在一起，还得摸索合适的黏结厚度……种种细节，光靠理论可不行，都需要一次次试，熟能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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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注炸药
工地上缺水也是个大问题。我们打了三次井都没出水，所有用水都得从十几公里外拉回来。生产要用水、清洗工具要用水、防火更要用水，于是生活用水就只能将就。我们每天从车间出来，手都被炸药挥发物染成棕红色，按理该天天洗澡，但根本没条件。只能擦擦身子、擦擦手，继续干活。
工具简陋，又靠手工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想了很多土办法。比如说，缺少铝合金模具，我就把报纸、牛皮纸糊成圆筒，用来浇注炸药，粗糙了点，也能用；再比如，炸药爆炸要经过冷、热实验，当时十七号工地没有冷冻设备，我们就自己设计了一个型号合适的冷藏箱。
有一次，大家尝试了很多办法，常规炸药的爆炸效果实在达不到试验要求。我天天想这个事情，愁得不得了，有一天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要抽成真空试一下？结果这一试，真的成了。这就是后来的“真空浇注法 ”。
在那个时期，我们在十七号工地进行了上千次爆轰试验，那里几乎成了炮声隆隆的战场。每一声炮响，背后都是我们组无数个日夜的熔药、浇注、修型、检测。炸药浇注成型要一两天，可爆炸就那么几微秒。我们只能拼命赶工，根据试验数据不断调整配比、改进工艺。气体挥发严重，搅拌炸药时嘴里都是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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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药部件研制
我个人，还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就是饿，我那时候真的太容易饿了。技术干部比工人的粮食定量少一些，而那个时候大家没有经验，我是组长，又是党员，车间里的活儿都要带头干。吃不饱这个事儿太常发生了，我个子高，饭量大，一次可以吃一斤面条，又要干体力劳动，特别饿的时候，路边的柳树叶都是我的盘中餐。春天吃柳叶，夏秋之际吃野菜，秋天则去果园捡落在地上的沙果吃。
后来，我们搬去了青海二二一基地 ，继续制作引爆原子弹要用的高能炸药，完成了炸药部件组装。毫不夸张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搞炸药，相当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每一秒都提心吊胆。如果没有一定要搞出“争气弹”的信念支撑着，大家很难坚持下来。
再后来，迎来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好消息。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说不激动那不可能，但我们没有大肆庆祝，只是按照《人民日报》的号外，把这个消息在车间里出了一个黑板报。因为那时候有很严格的保密要求，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原来这颗原子弹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再一个，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并不代表工作结束了，而且那时候搞科研的人普遍内敛一些，不习惯情绪太外放。大家内心也许很澎湃和激动，但开心了一会儿之后，就继续工作了，像这之前和之后的每一天一样。
在二二一厂，我一待就是27年，直到退休。后来又去了阿尔及利亚，给他们的核反应堆建设做技术支持。
每次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我的心情都很复杂。这辈子忙忙碌碌，有时候半年都回不了一次家，唯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他们因为我受了不少苦。偶尔觉得自己很幸运，常规炸药成型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工艺也粗糙，如果不是要引爆原子弹，我应该没机会发明出真空浇注法。有时候在网上刷到二二一厂的一些照片和视频，还有我们当时工作的203车间，也有点遗憾，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回那里再看看。
但最多的还是骄傲。这辈子能参与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制，为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我不后悔，我觉得无比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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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东（右二）2005年回到北京十七号工地故地重游
知乎上的年轻朋友们问，原子弹爆炸那天究竟有多轰动？
我想我的回答，只能代表很少的人。对于我们这群人来说，那一天是黑板报上的一行粉笔字，是同志们心照不宣的一个眼神，也是我们这一生，最光荣的印记。
如果有机会，想对当时一起奋斗的战友们说，希望咱们还能再相见。也想对今天的年轻人说，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期待在你们的努力下，咱们国家的核工业事业变得更强大。
（文章由刘振东口述，家人代为发布。感谢二二一局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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