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胜利80周年回望“红高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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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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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歌剧海报

本报记者 张 妮

开栏的话：从本期开始，环球时报·汲智工作室开设“繁星·对话”栏目，通过访谈对话汲取中外文化名家璀璨多元的思想。第一期推出对作家莫言的专访。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即将于9月27日至10月3日迎来首演。以高粱地为主体的舞台布景不断变幻着意境，摇曳的高粱既是情感的温床，也是抗战的屏障。歌剧《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高密为背景，展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该歌剧由莫言编剧，郭文景作曲，王筱頔执导,力求打造中国审美、中国气派的现代民族歌剧新样本。莫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希望借红高粱“秉领天地精华、生气勃勃、充满野性”的意象，刻画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解放与自由而挥洒热血、奋勇抗争的精神图腾。

红高粱象征昂然的抗争精神

环球时报：您创作《红高粱家族》源于怎样的契机和思考？

莫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而《红高粱家族》这部小说创作于198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当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部队组织大家创作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文学作品。我们这些年轻人写抗日战争题材面临不少困难，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也缺乏战争相关的生活积累。所以我在创作时希望换个角度——不聚焦重点战场，而从民间视角、群众视角来呈现。战争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当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时，也迎来了一次伟大的觉醒与空前的团结。

小说的故事原型，是1938年在我故乡发生的一场伏击战。人物大多数是虚构的。这里我要特别声明：小说中的九儿并非我的奶奶，余占鳌也不是我的爷爷，他们只是作品中的人物，我只是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创作。《红高粱家族》共有5个部分，歌剧版主要围绕小说前面的部分展开，核心剧情聚焦伏击战等场景，人物确定为余占鳌、九儿、凤仙和刘罗汉等人，主要角色从小青梅竹马，彼此间存在恋爱错位。原本他们像红高粱一样按照自己的逻辑野蛮、自由地生长，可外敌入侵打乱了一切。在国家危亡之际，个人情感让位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这部作品的关键是要突出一种精神，那就是“红高粱精神”。

环球时报：红高粱象征着什么精神？

莫言：写小说固然要塑造人物，但我在创作《红高粱家族》时，还要写一个更重要的角色——红高粱。在小说里，我把高粱当作人来写，它因此有了人的生命、人的意识，甚至拥有了独特的哲学意义与美学意识。高粱是北方的常见植物，我认为它象征多种精神：正直向上、热烈奔放，还有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命力。这些精神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有诸多契合之处。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都具备这种不屈不挠、昂然向上的奋斗与抗争精神。

环球时报：此次您为何亲自将自己的作品改编成歌剧？创作歌剧与写小说有哪些不同？

莫言：几十年来，《红高粱家族》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唯独没有被改编成歌剧。到了歌剧改编，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做。40年来这部作品的每次改编都让我有新的认识，我觉得自己有能力把这部小说转化为歌剧剧本。但小说和歌剧有巨大区别：小说靠细节塑造人物，而歌剧靠音乐与美学形象打动人。音乐的旋律或优美、或激昂、或低回、或高亢，能充分调动人的情绪。歌剧剧本应该为作曲家提供展现其美学思维的原始材料。

但要真正实现从小说到歌剧的转化，难度依然很大。这时，我看到故乡一位画家创作的油画《雪中红高粱》，洁白的雪花落在高粱穗上，那画面给了我极大震撼。紧接着我产生了一系列联想：火中的红高粱、雨中的红高粱、被血液浸泡的红高粱……我开始把歌剧剧本当作诗来写，力求将它提升到一定的美学境界。剧本共修改7稿，这个过程既痛苦又快乐。

用当代精神浇灌出老故事的“花朵”

环球时报：除了《红高粱家族》，您的《檀香刑》《蛙》等作品也被搬上舞台。这些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是否也是您对自己早期作品的重新审视？接下来您会向剧作家转型，还是创作此前未触碰过的文学题材？

莫言：每一次改编都是对原作的一次重新审视，我也希望每一次改编都能让原作得到提升。一部长篇小说往往有几十万字，而改编成舞台剧目后，最长演出时间也不会超过3个小时，必须对原作进行调整：合并部分人物，整合主要情节。当然，更重要的是提炼原作的核心精神。

我未触碰过的题材已经不多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等，我都尝试过。不过，当小说家与当剧作家并不矛盾，很多作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剧作家，比如中国的老舍，国外的萨特、迪伦马特。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剧作家，这十几年来也一直在努力，创作了话剧《鳄鱼》、戏曲《锦衣》等。最近这段时间，我会集中精力写一些剧本，过两年或许会再创作长篇小说。

环球时报：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对农村、土地没有那么深的情结。怎样才能让年轻观众对乡土题材作品产生共鸣？

莫言：观众并不排斥乡土题材作品，只要故事讲得好，依然能打动当下的年轻观众。我认为，无论乡村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都根植于厚重的大地，我们也永远需要立足于土地之上。只是随着时代发展，乡土在不断变化，乡土文学也需要随之创新。比如这次《红高粱》歌剧改编，故事还是那个老故事，但通过唱词与音乐，人们能感受到当代精神对老故事的“浇灌”，老故事也因此绽放出新的“花朵”。

“诺贝尔魔咒对我不起作用”

环球时报：您曾强调，若一味模仿西方，中国文学永远只能是二流。如今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您认为中国文学是否已真正建立起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一流文学？

莫言：文学的“一流”与“二流”很难界定，同一部作品在不同读者眼中，评价可能截然不同。所以，我们除了要有中国文学的主体观念，还应该建立自己的主体评价体系。一部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核心在于它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对中国文学的评价，也应遵循这样的逻辑。我希望中国文学能被更多国家的读者接受，这是一件复杂的事，需要借助翻译等手段，形成一个系统工程。经过中国作家40多年的共同努力，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的读者越来越多，文学的“枝叶”也越来越繁茂。我们不能骄傲，但更不能自卑。

环球时报：进入短视频时代，很多人喜欢看片段化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长篇文学还能像过去那样，成为大家的“精神灯塔”吗？

莫言：我看到很多经典剧目被拆分成片段传播，但想获得完整的艺术形象，还是要去看完整的作品。就像很多艺术形式离不开长篇小说的文学基础一样，没有文学，短剧也很难立足。我不认为短视频会取代其他艺术形式。或许有一天，短视频会被新的艺术形式取代，但长篇小说、话剧这类经典艺术形式，依然会继续存在。

环球时报：现在AI已经能模仿莫言的写作风格了，您如何看待AI对作家的影响？

莫言：AI应该只是模仿莫言的风格，它肯定写不出我的风格。AI本质上是“模仿者”，无法产出原创内容。而作家最宝贵的特质，就是原创能力——我能创造出别人没写过、我自己过去也没写过的东西，这也是作家、艺术家存在的核心价值。

环球时报：之前有“诺贝尔魔咒”的说法，认为很多作家在获得这项世界顶级荣誉后，会失去创作的“饥饿感”与“愤怒感”。您有这种感受吗？

莫言：我一直认为：如果你不把诺贝尔奖当回事，这个“魔咒”就不存在；可如果你把它看作天大的事，像背着重山一样，那肯定什么也干不了。从获奖之初，我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断提醒自己：忘掉获奖这件事，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所以，这个“魔咒”对我来说，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