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底，东北抗联如何留苏不归，且接受苏军直接指挥？一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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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王新林（苏联白人，和东北抗联直接对接人，本名瓦西里，抗联人叫顺嘴，叫成王新林）就着手编组与派遣东北抗联官兵。

他还将自远东集体农庄抽调的、原打算送到北野营的111人直接分配到侦察任务中，又指示周保中从北野营挑选20名官兵编成四个五人小组作特别派遣小队，另设一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受派遣。

至1941年9月，北野营累计派出侦察人员50余人次，就在当月，北野营中甚至一度“无可再派遣之人”。

6月27日，南野营驻地苏军机关到野营挑选了12名官兵编成四个三人小组，派到宁安、东宁、汪清等地执行侦察任务。至1941年12月底，南野营总计派遣76人次，“获得相当成绩（根据苏联负责同志的通知）”。

7月中旬，远东方面军总司令还指示周保中亲自率队返回东北，任务包括收集并统一指挥各地游击队；袭扰日军后方；监测日军调动及后方情形；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并确保与苏方的联络等。

1、给东北抗联的派遣任务

日军情报资料印证了这一时期苏联远东方面军的情报工作状况，显示派到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显著增加，其中包括很多小股武装侦察小组。根据日方统计，自1941年7月到当年年末，苏军越境武装侦察活动有三十多次，这一数字是1941年上半年的两倍之多。侦察活动大多是在东北的东部边境进行的，这一地区部署着关东军的主力。

围绕派遣工作，苏军与东北党的矛盾开始突显，集中体现在如何“保持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

根据此前双方约定，涉及东北抗联官兵的派遣工作必须要经过东北党组织才能进行，但苏军并未履行自己的承诺。

周保中在9月15日给王新林的信就批评了南野营苏军负责人的行为并列举诸多事例，如金日成多次求见周保中却见不到，反而被突然派出；如苏方刻意隐瞒尹峻山的下落；如经常不经过东北党就直接派遣等。

他指出，正是苏方这些做法，致使被派遣的官兵脱离了东北党的领导与东北抗联的系统。他还抱怨苏军违反了双方约定的相互关系原则，完全忽略了莫斯科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基本方针，甚至不符合国际主义的原则。针对具体工作，周保中批评苏军的一些派遣欠缺考虑，既没有考虑相关人员的条件和个人能力，也没有考虑诸如天候季节等客观因素，以至于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甚至于发生派遣人员被当地游击队枪毙的事件。

周保中对苏军的指责无可厚非，但要求苏军在当时情形下通过东北党组织进行派遣，也是不现实的。且不说这种程序安排是否适合战争形势以及军事任务的保密需要，当时在伯力的周保中与在野营的官兵，实际上都在苏军严密控制下，也缺乏必要的联络。

周保中也无法联系先前返回东北的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及派遣官兵，既不通电报也不掌握电报密码，写给他的信都要经苏军转交。周保中在一封信中还提到，他曾多次请求到南野营视察，南野营官兵也多次请求见周保中，苏军一直没有批准。当时周保中与南野营的往来信件经常要在途中耗时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时间，如南野营7月9日给周保中的信，周保中9月初才接到；而金日成8月30日在南野营附近的伏罗希洛夫城发给周保中的信，周直到9月13日才接到。周保中多次抱怨这种状况不适合于军事活动的要求。

9月15日，周保中正式提请王新林尊重东北党组织与抗联系统的独立性。他指出，苏方既然不同意将东北党和东北抗联并入苏联远东方面军的系统进行直接指导、直接命令，并主动建议保持东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的系统，那么就应当严格遵守自己的承诺，切实尊重东北党组织与游击队系统的独立性。

他要求同派出的官兵建立起有组织的联系，并请求将崔石泉和冯仲云派到中东路以南地区“担任中共组织活动及军政指导工作”。他在信中还向苏军代表谈及东北游击运动的前途问题，请求苏方允许滞留在苏联的东北党干部经常性地返回东北地区，去做群众工作和开展抗日游击运动，为此他请求将派出执行侦察任务的官兵召回野营，并从远东地区的华人和伪满官兵中挑选和补充优秀兵员。

周保中当时的主要考虑有两个，一个是服务苏军，保卫苏联。他要求执行派遣任务的官兵忠实执行苏方交付的各种指示；另一个则是希望坚持东北游击运动。

1941年9月23日，尚未越境的周保中在给金策和张寿篯（李兆麟化名）的信中就提到这一点。他指出，东北游击运动并没有失败，是可以坚持下去的，而在远东情势未发生根本变化前，应当创造条件坚持斗争。

1942年12月，他还批评了南野营官兵中的一些错误说法，阐述了这一立场。这些说法如认为“东北游击运动现在是失败到了快被敌人消灭的地步，游击队很少的几个共产党员，很小的几个部队。无论怎样积极斗争，对于日寇是没有什么重要打击的”“游击队不能解决东北问题，只有内地抗日大战主力军才能解决问题。或者只有像红军出兵波兰一样，才能解决问题”“游击队目前只能做小小的工作，只能做某个单纯的工作“等等。周保中批评了上述说法，指出东北游击运动尽管陷入困顿，但仍有存在的客观条件，应坚持而非放弃或“听天由命”，以求得东北问题的最终解决。

2、抗联的消极应对

应当指出，在关于保持中共党和游击队系统的独立性问题上，固然有苏方违反承诺的一面，但周保中等东北党领导人也扮演了消极的角色。一个体现是苏军对东北党高层人事问题的介入。比如，冯仲云被免去第三路军总政委的事情。

1941年2月，张寿篯要以“取消主义”为由撤销冯仲云的第三路军总政委职务时，给苏军负责同志的信这样写道，“我坚决提出撤销冯仲云同志三路军的政治委员职务，当然我一切听候上级指示”。

换而言之，北满省委决定不了冯仲云的去留问题，需要苏军批准。其后任命金策继任第三路军总政委的问题也是如此。周保中在给北满省委与第三路军领导干部的信中提到，“王新林同志、A同志同意批准金策同志担任第三路军总政治委员”。这些事情突出反映了，东北党领导人是将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置于对苏关系之下的。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42年春。4月20日，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向王新林提交了《党组织的改组与集中统一》的报告。报告以南野营干部会议的决议，提出全部撤销吉东道南党委，改组为道南党工作三人团，直接担负道南地方党工作和直接领导B野营党委。

三人团在吉东省委领导下由季青、金日成、安吉三人组成，季青为书记。报告还提到，在苏及在东北的原第一路军官兵全部由金日成负责指挥。由此决议，南满党组织实际上开始接受吉东党的领导。

而原第一路军官兵开始接受第二路军总部（吉东党委）的领导。如此，“党组织底改组与集中统一”系指由周保中与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分别代表之吉东与北满的统一，二人在《报告》中提出的统一方案，即废止吉东、北满两省委，在原吉东、北满省委，以及南满省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东北党组织临时委员会。

对于这一明显属于东北党内事务的问题，周保中、张寿篯却仍要请示王新林。他们在给王新林的信中一再表示，在即将组建的东北党组织临时委员会中，所有委员及候补委员的产生都会交由苏军代表“代为最后决定”，或是由苏军方面拟定名单交给东北党党组织讨论复决。

周保中、张寿篯还再次请求王新林帮助联络中共中央。他们一面强调，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恢复联系后并不会随之削弱其与苏方的既有关系，同苏方的关系只将会巩固而不会有丝毫动摇；另一面承诺，东北党与中共中央重建的相互关系，不会同1941年“三月十九日提纲”和1941年6月23日发给远东方面军总司令信中提到的基本原则发生抵触。

不过，由于没有得到王新林肯定性的答复，这一问题最后不了了之。

实事求是地讲，苏军的主要意图只是控制并利用东北抗联，并非希望帮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或中国的抗战事业。

一个重要体现是，自1941年底无论是常驻伯力的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还是在两个野营的干部官兵，都逐渐被封锁了外部的信息，尤其是有关中国抗战和中共方面的消息。

周保中多次请求获得关于中共中央、中国抗战、以及太平洋战争等的各类消息及政治材料等，都没有结果，最终连共产国际的杂志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刊物也看不到了。无怪乎他多次向王新林表示不满，抱怨苏方忽视了野营官兵们的政治生活需要，尤其不重视对野营中共党员的政治教育的帮助。

王明贵、陈雷在1942年1月1日的一封信中也抱怨，“我们在这一年来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抗战形势一点也没有得到，使我们成聋子一样，结果我们就不能根据国际的和中国抗战的形势来做起我们的工作和决定我们的行动”。

3、《总结决议案》的发表

1980年代初，彭施鲁在访谈中仍对苏方这一做法耿耿于怀。

他回忆称：

开始我们不知道苏联的意图，不知道苏联不愿意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他们苏联态度是，你抗联越境啦，来了嘛就把你送到野营，生活上给你保证，也培养你，什么学习啊、训练啊等等，但苏联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他需要谁啦，就想不通过野营党、政领导，随便就从野营中调人，把人调走。比如说他需要谁啦，就随便将谁调走……而且都是晚上半夜里，随便把队员叫起来调走了。我们野营谁也不知道，苏联就把人调到伯力去啦，给你分配任务啦，你们几个人回到东北去完成一个什么任务。当年曾好几次发生这种情况，这样大家很有意见，说这样怎么能行啊！我们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根据彭施鲁的记忆，这种情形一直到1942年4—5月间才有所改观。

东北党最终决定留苏不归并接受苏军直接领导是1941年底。1941年12月中旬，北满负责人张寿篯（李兆麟化名）越境抵达伯力。几天后，周保中经王新林批准后前往伯力与之相见，二人围绕东北游击运动的整体问题，包括对苏关系问题进行数日会谈。

会谈结束后，二人联名向王新林提出：

第一，关于对苏关系，东北抗联将接受苏军直接指挥，东北党组织也将在联共党指导下领导东北游击运动；
第二，东北党暂时不再寻求联络中共中央，也不再讨论有关党组织的集中领导问题；
第三，希望能在苏军指导下开展党和军队的整训工作；
第四，东北党的干部组织、军事关系以及政治文化教育训练，均遵照苏方确定的原则进行。

作为东北游击运动最高指挥者的周保中和张寿篯（李兆麟化名），此举意味着放弃对东北游击运动的组织与领导权。也恰在此时，苏方开始将临时驻屯所扩建为长久根据地。

1942年1月初，周保中主持召开北野营中共党积极分子会议，主要讨论党组织工作计划与军事领导和党的领导方式等问题。他没有再提返回东北继续游击运动的问题，只是要求支部全体成员做好模范作用，以引导全野营官兵为完成军事教育计划任务而斗争。

1月9日，王新林最终批准周保中多次提出的要前往南野营视察的请求，他还指示由苏军人员陪同周保中前往视察。周保中随后立即启程前往南野营，视察结束时间是1月16日。在他离开南野营的当天，南野营召开党组织小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总结决议案》，宣誓将接受苏联远东方面军的直接指导。这份决议案还指出，南野营官兵基本执行了周保中关于“停止派遣”的指示，原则上也坚决拥护执行周保中等，在1941年6月23日发给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的信中提出的原则。

《总结决议案》检讨了南野营此前对“停止派遣”指示的态度，将此前的态度归结于缺乏足够的阶级觉悟，“对于劳动祖国，苏联伟大战争的战时环境的了解认识还不够深刻普遍，对于斯大林同志的七月三日和十一月六日演说的研究和认识还不深刻”，责成各领导干部和野营党委在苏方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消除各方面的缺点，加强战斗准备。

《总结决议案》肯定了苏方调派野营人员做侦察工作的做法，认为苏方的原则立场完全是国际主义的，并高度赞赏苏方为野营官兵的休整与训练提供的帮助，希望苏方能采取更加严格的态度与训练办法，如“派遣军事教官或从A野营调派人员，依照北A野营为标准进行严格的红军军事教育，加强各种技术训练，如降落伞和爆炸等的训练组织”，要求“所有干部人员，必须编队担任训练或自己应受训练。”

《总结决议案》指出，野营官兵将在苏军负责同志的集中指挥下从事情报侦察工作，苏军可以按照工作需要由野营派遣工作人员，并承诺将肃清野营官兵中存在的一种错误观念，即“游击队不做苏联的侦探工作”。

有意思的是，周保中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也曾讲过坚决不做苏联人侦探，原话是“如果单单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给苏联当侦探，那就是头朝下脚朝上走路”。然而，一年之后的1942年初，不仅周保中本人，连一向最为抗拒苏方归编、最强烈要求返回东北的南野营官兵，也接受了之前被他们不屑的“头朝下脚朝上走路"，决定“做苏联的侦探工作”。南野营官兵观念的变化反映了东北党对情报工作态度的重大变化。

《总结决议案》还有一点影响深远，即决定由金日成直接负责第一路军及相关官兵的派遣工作。这是以党内决议的形式明确了金日成的地位。

4、苏联的“分遣计划表”

接到南野营《总结决议案》的次日，仍在伏罗希洛夫城的周保中在复信中并未太多讲决议案本身，而是大谈越境苏联“保存实力”的重大意义。

他援引了由陶净非转述的陈翰章关于誓死不越境的言论，称陈翰章坚持斗争到底体现了伟大壮烈的革命精神，但越境并非逃避困难的可耻行径，也是为东北游击运动的前途着想。他还委婉地批评陈翰章与魏拯民没有着眼全局，从争取抗战胜利的前途着想去寻求整个行动问题的解决，不愿意将部队暂时撤到苏联以保存实力，而只是单单想着要流最后一滴血。

在这封信中，周保中要求南野营官兵必须每月定期向苏军汇报工作。

这封信也侧面印证了，当时南野营中仍有部分人员对滞留苏联为苏联做情报工作有看法。实际上，这种顾虑并不独在南野营官兵中间。1941年底至1942年初，北野营中还出现对苏联的不满。

当时，受西线战事影响，军中后勤供应情况恶化。斯大林在苏军二十四周年纪念节上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口号，加剧了后方原本就恶劣的物资短缺，也间接导致野营官兵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抗战前途希望的幻灭。北野营党委为此专门召开党团员大会，要求不应当在苏联面临严重困难时期计较供应给养的匮乏，并批评抱有这种不满情绪的官兵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过，不满情绪并未根本地消失，而“实际上是潜伏下去了”。

一个极端的案例，是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副官夏振华的持械叛逃。夏振华叛逃的直接诱因是在派遣侦察期间不慎丢失无线电密码本和所携现款。

1941-1942年周保中与其他官兵的往来信件，讲话、会议记录中，“保卫苏联”以及为苏军做情报工作的意义，是一个被反复提到的话题。周保中、张寿篯（李兆麟化名）在统一部队官兵思想的同时，还根据苏军要求制定了部队分遣计划表。

1940年1月22日，结束南野营巡视返回伯力的周保中，向王新林作了详细的巡视汇报。王新林肯定了南野营的工作，尤其是在苏军领导下的情报侦察工作。周保中还将根据苏军要求拟定的抗联小部队分遣计划表提交给王新林。

他计划从滞留苏联的抗联官兵挑选89人编成11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活动，并为小部队拟定了“一般任务”和“特殊任务”。

“一般任务”包括：

第一，在群众（包括伪满军警）中间组织宣传，建立稳固的群众联系；
第二，侦察敌情，并向伯力与伏罗希洛夫城的苏军作定期汇报；
第三，建立游击运动根据地，并建立“必要时之航空着陆场”；
第四，发展新成员。

“特殊任务”则是为应对苏日战争爆发情势设计的。

周保中认为，南野营（“南方面”）各部队须在1942年3月初开始派遣，3月15日之前全部派出；北野营（“北方面”）各部队须于3月15日之后开始派遣，3月31日之前全部派出。根据周保中的安排，侦察的主要方向是关东军集中的东满、北满一带。

王新林对周保中的“分遣计划表”没有表示异议，只是指示将“临时驻屯所”扩建为稳固长久的根据地。他的解释是要解决给养供给问题，称“目前战争环境紧张，远东一切自给，并顾及时局发展前途，我东北游击运动留苏之临时根据亦须扩充而确固之，因此必须进行野营新建设计划之实施，首要者为粮食增产扩充耕地，能期达到粮食自给。”

除了给养方面的考虑，王新林这一建议还反映了，此时苏方开始从根本上考虑这支部队的前途。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驻伏罗希洛夫城苏军代表参照北野营，重新整编了南野营官兵，实际上缩编了组织系统，全部官兵组成一个连，崔贤任连长，陶净非任副连长，全连分三个排，一排二排各有三个班，第三排为两个班，一个技术班、一个劳动班。

党组织也重新整编，党委成员是金日成、安吉、柴世荣、朴德山、季青。党委以下全部归到一个支队，支队书记为朴德山。每一排为一小组，共三个小组，另有一妇女小组。军事训练方面，开始对野营官兵完全采取正规军的操练方法（此时北野营也已经实行）。

不过，与北野营不同，苏军没有要求南野营官兵进行驻地扩建工作。

1942年1月25日，北野营党委举行第二次全体党员大会并一致通过决议，决定在苏方代表领导下进行野营扩建工作并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决议回顾了自1941年10月以来野营官兵在训练期间取得的成绩，包括在文化教育与军事训练方面取得的进步，认为取得这些成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苏军的帮助，即“苏联长官经常的对我们进行直接的教育和领导，以及对各种学习用具（比如纸笔文件电影等）有不断的供给等”。

《决议》要求野营全体成员在苏联长官的指示下，如期完成野营扩建工作与劳动工作。2月1日，北野营党委再次召开全体大会，要求全体成员积极参与并完成野营建设计划，周保中一再指示部队官兵将纪律与执行的工作作为中心工作，同时加紧劳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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