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他一共获得过23枚奥运金牌，是历史上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运动员，他就是曾经制霸泳池的传奇——迈克尔·菲尔普斯。
（菲尔普斯）
但是，恐怕没多少人知道他是为什么开始学游泳的。
菲尔普斯小时候被诊断为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课堂上很难安安静静待着，总是闲不住，有着使不完的精力，注意力也很难集中。
父母想找个途径让他消耗过剩的精力，正巧菲尔普斯的两个姐姐都在学游泳，于是也把他送去试试。
结果，水下的节奏感和单一专注的环境，反而让他能够进入“超专注”状态，这也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在游泳这条路上收获一个又一个成果，直到23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用他自己的话说：“ADHD让我精力充沛，但游泳给了我方向。”
（小时候的菲尔普斯）
其实，曾被确诊ADHD的名人还不止菲尔普斯一个。
理查德·布兰森，英国维珍集团的创始人，他在学校几乎没有耐心听老师讲课，成绩也很差，他自己也多次谈及自己可能有ADHD。
上学最后一天，校长曾跟他说：“你要么进监狱，要么成为百万富翁。”
（小时候的布兰森）
还真让校长说对了，布兰森后来做起生意来，他有着极强的冒险精神和快速决策能力，这让他在创业之路上迅速打开局面，从唱片公司到航空领域，再到太空旅行和火箭发射，没他不敢尝试的。
他说：“我的成功不在于克服ADHD，而是学会让它成为我的超级力量。”
（布兰森和他创立的维珍集团）
还有《小王子》的作者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上学时偏科得厉害，理科成绩好，文科成绩却很差，后来入伍，成为一名飞行员兼作家。
（飞行员兼作家圣-埃克苏佩里）
圣-埃克苏佩里也有ADHD的特质，这让他对新奇事物极度着迷，对飞行、写作、机械修理等都有兴趣，而且能在各种兴趣之间自由切换。
在写作方面，他的文字浪漫细腻、充满哲思，得到很多人喜爱。
不过，ADHD特质也给他造成了一些困扰，比如创作时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生活不规律，隔很久才能出版一本作品。
44岁时，圣-埃克苏佩里在一次飞行中失踪，留下的创作计划没能完成，《小王子》成为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畅销世界的《小王子》）
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这几位名人患上的ADHD，到底是什么？
ADHD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影响儿童、青少年甚至成年人。
（ADHD，示意图）
在中文里，ADHD经常被翻译成“多动症”，但这种翻译并不准确，导致很多人对于ADHD的认知仅限于“多动、冲动”，这是一种认知偏差。
这种情况就让一些人直到成年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源自所谓的“缺点”，而是ADHD的症状，也忽视了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
这种误解尤其影响女性患者，因为她们更可能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而非多动。
（ADHD，示意图）
如果怀疑孩子可能有ADHD，家长朋友们不妨看一下这份ADHD初步自我筛查问卷儿童版（6-17岁），初步判断一下。
如果您怀疑孩子有ADHD，或是孩子已经出现学业表现不佳、“好动”、无法专注、情绪起伏大等情况，但回答问卷后却发现，您的答案里并没有总出现“经常”或“总是”，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经过有中文背景的精神科医生的观察，华人家庭的小朋友在ADHD上的表现方式，常常与西方家庭的孩子不太一样。
华人孩子在ADHD的表现上往往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外显的多动、冲动行为相对较少，这与中国家长和老师对“安静听话”的高要求密切相关，听话、守规矩、安静、成绩好，才是“好孩子”的标志。
中国家庭极重视学业成绩，然而ADHD最常影响的正是时间管理、作业完成度、长时间坐着学习的专注度等。中国家庭和学校普遍强调严格作息和高强度学业训练，长期的结构化管理强化了对“多动”行为的抑制，却也让注意力缺陷更容易凸显、学习效率更低，从而使ADHD主要表现为“难以持续专注”，而非“坐不住”。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有ADHD倾向的孩子很早就学会强行压抑自己的冲动，表面看起来比较“听话”，但其实内在注意力仍然分散、情绪积压不表达、精神内耗更严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华人ADHD孩子在外表现“看起来没那么多动”，但行为的结果表现总像个ADHD。
（ADHD，示意图）
中国家庭重视“面子文化”，孩子从小被教育“不要丢人”、“别人怎么看很重要”，因此很多ADHD孩子学会了在外隐藏症状，在学校尽力忍耐，在社交中努力装得“正常”，甚至有的家长更倾向于用体罚、批评或惩戒来纠正孩子的冲动行为，而非寻求专业帮助。
这种文化背景下，孩子即便在家里表现出明显的多动，也会进一步压抑症状的自然流露，但长期压抑会造成情绪问题（隐性抑郁、社交焦虑）；
自我认知混乱，以为自己“笨”、“没用”，在老师和家长的训斥下尤为严重，甚至在学校的社交表现不佳，出现被霸凌的情况；
回到家后常情绪崩溃，但家长不理解，反而对孩子进行责骂。
而且，临床研究表明，“安静型ADHD”更常见于华人女生，也就是“注意力缺失型”，而非“多动型”ADHD。
在中国文化里，女孩更容易被要求文静、顺从、不打扰他人。
以往接诊过的女性病人常常提到，在国内寻求诊断时，很多ADHD女生长期被忽视，医生并不认为大部分“文静”的女生有“ADHD”；
在学校，她们又被老师视为“慢、拖延、懒”，被训斥，甚至被叫家长。
这些压抑和生活中的力不从心在逐渐累积，常在青春期或大学阶段才爆发，引发焦虑、抑郁、情绪崩溃等共病症状。
（ADHD，示意图）
还有，在英国，华人孩子寻求精神科诊断时，与医生的语言与文化差异也会影响诊断。
尽管ADHD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但具体评估工具的标准，或量表的标准分在不同文化中并非完全等同。
英国的标准问卷在华人家庭中使用时，需结合对当地家庭和学校环境的理解，并警惕单纯依赖问卷而忽视文化因素，否则容易出现“漏诊”或“误诊”。
因此，在评估过程中，精神科医生会与家长、教师深入沟通，了解孩子在中英双重文化环境下的真实功能表现，才能给出最符合个体需求的诊断与干预方案。
（ADHD，示意图）
在英国，ADHD不是一个“羞耻的异常标签”。
越早诊断，越早介入，越可能帮助孩子减少情绪障碍、学业创伤与社交问题。
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如果家长朋友对ADHD话题感兴趣，济诺医疗将在伦敦特别举办一场儿科专场茶话会，与家长们面对面探讨学龄儿童的成长与发展。
济诺医疗的儿科团队中，拥有有中文背景的资深医生，更了解华人孩子的情况以及华人家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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