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这件浇黄釉笔筒是什么时候烧造的

这件浇黄釉笔筒，曾经知名藏家收入囊中，并在多个国际大展亮相，后又于香港苏富比释出。但对于它的具体烧造年代，一直众说纷纭。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瓷器收藏家冯玮瑜女士，一起探寻这件笔筒的背后故事。

文、图丨冯玮瑜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原定明末的浇黄釉锥拱花卉图笔筒，流传有绪，名家旧藏。它历经伦敦的史博曼先生和香港的程尚文伉俪收藏，后于香港苏富比2023年6月1日“物华”专场释出，编号为388。

这件笔筒曾经伦敦的史博曼先生和香港的程尚文伉俪收藏，并于香港苏富比2023年6月1日“物华”专场释出，编号为388。

这件笔筒曾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借展于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1981年于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在香港艺术馆举办的“明末清初瓷展”中展出，编号为199；其后在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徐展堂中国展厅借展至2011年。

另外，此笔筒还有两本出版著录，分别为：《明末清初瓷展》，香港：香港艺术馆、香港东方陶瓷学会，1981年，编号199；林瀚编著：《海外珍藏中华瑰宝·颜色釉瓷》，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经历如此多次的博物馆借展纪录以及不同的出版著录，可知这件黄釉笔筒一直被学术界所重视，因为这只笔筒是明末时期极为少见的黄釉笔筒。

民窑空前发展

自从嘉靖、万历时期朝廷经济相对窘迫，采用“官搭民烧”方式烧造御窑瓷器后，由洪武时期设立御窑厂烧造御窑的生产体系已经摇摇欲坠，至天启、崇祯时期，御窑停烧，所以明末那时已没有御窑瓷器烧造，当然就没有署御窑年款的御窑瓷器，就连皇家御用的黄釉瓷器也没再烧造。

官窑制度的废弛和“官搭民烧”的推行，使得原来在御窑劳作的工匠流向民间，也把御窑较先进的制瓷技艺带到民窑，所以在御窑停烧的同时，反而促进了民窑的空前大发展。

天启、崇祯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已经没精力管烧窑的事了，这就使以往朝廷和官府对民窑的种种限制措施也放松了，包括对黄釉瓷器只能专供皇家使用的管理制度也不严格执行了，因此黄釉瓷器得以在民窑里出现，当然不可能大规模生产，很可能是私下订制的——盖因黄釉本是皇帝专用的釉色，订制者私下定做自娱自乐，满足一下心理需求罢了。

审美打动人心

晚明时期，由万历皇帝的怠政，天启皇帝醉心木作，朝廷党争不断，到崇祯时已腐因毕呈，沉疴难起，大势将倾。晚明政治昏暗使文人和精英们于悲愤之余，以遗世独立的精神开拓更为深沉、更有反思特色的思想天地，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潮的勃兴，从通都大邑转移到草莽林下。朝禁松弛，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社会流动性增强，庶民社会逐步形成。政府和礼教的束缚愈趋无力，哲学、思想、文化获得解放。在欲望、利益和金钱价值观的冲击下，儒家价值观主导下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规范趋于瓦解，士大夫阶层也逐渐庶民化，追求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不再以圣贤之道为己任，有些已蜕变为某种利益集团和阶级的代言人。佛教、道教以及各种底层宗教成为普通人生活的精神、伦理的依归。商人、市民阶层地位和财力上升，资金本主义萌芽、流行时尚观念开始形成，奢侈消费日益普及。这时的民窑充满活力并富有创造性，不乏精品瓷器面世，不仅出现一批质量极高的上品细料器，而且瓷器纹饰也逐渐摆脱御窑瓷器拘束谨慎的画风。文人的订制和参与，使得瓷器与文人趣味、审美及时代流行趋势相结合，出现许多画面独特、设计新颖、画工精细的瓷器佳作。明末瓷器无论器物造型、纹饰内容还是绘画风格等，都充满世俗生活和文人气息浓厚的独特风貌，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依然打动人心。

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打破陈规，得风气之先的文人，自然领先社会时尚。“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追求个性独立，追求人格独立，追求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成为时代风尚。订制自用的瓷器，彰显个人品位，成为那时的潮流。

晚明时期文风炽盛，出现许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如明代影响最大的讲学中心东林书院的创立者黄宗羲、创立“童心说”的李贽、提出“南北宗论”的大书法家董其昌、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等。出现兰陵笑笑生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冯梦龙的传奇小说《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的世俗故事《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徐霞客的散文游记《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科学技术巨著《天工开物》、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张岱的散文集《陶庵梦忆》百科全书《夜航船》、文震亨的生活艺术和杂家志录《长物志》等。出现大写意画派的一代宗师徐渭、中国文人画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八大山人朱耷、明清文人流派篆刻的开山祖师文彭。可谓名家辈出、风华绝代。

晚明的文化艺术成就引人注目，城市与商业的繁荣别开生面，中国的印刷技术、制瓷和丝织业发展水平，更使同时期的欧洲难以望其项背。这一时期，瓷质文房用品逐渐进入文人视野，与纸、笔、墨、砚等一起成为他们珍赏的雅具之一，出现不少专门的订制品。

烧造年代推测

为什么说这件笔筒不是清初烧造的呢?因为改朝换代之际江山易色，神皋横溃，家国珍瘁。这时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山河板荡，金戈铁马，血雨腥风，工匠流离失所，想要在兵荒马乱之时烧造精品细器，已经没有了社会条件和生产条件。所以这只笔筒只能是明末所烧造。

如果要更精确断定时点，我认为该笔筒应为崇祯时期所烧造。因为崇祯时期是朝廷对社会控制力最弱的时期，江南经济的繁荣与早期工业化兴起，西学东渐、文人结社、思想解放的潮流勃兴，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毕竟崇祯一朝有17年，有足够时间生产“上品细料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北方文艺出版社，2023年）。

这件笔筒虽没署款识，但与顺治、康熙时期瓷器有所区别，当为明末景德镇窑“上品细料器”代表作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末黄釉瓷器。

除了上述社会因素，具体就这件笔筒的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今日，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笔筒就是直筒形的，其实晚明时期笔筒也会是喇叭口束腰形，直到康熙中期才定型为直筒形。这件笔筒直口微撇，筒腹微束，口部比底部略大，形成喇叭口，可以说是“过渡期”瓷器造型的印证。

成型时笔筒的底边略微倒角一周，这是明末清初“过渡期”瓷器的特征之一。这与笔者主编、文物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出土与传世对比珍品展》第144页、编号37的清代顺治黄釉筒瓶的底部特征相一致。

笔筒底部不是康熙时期常见的璧形，而是平底，这种制式偏向于明末或顺治时期。

笔筒通体以锥拱花纹装饰，工艺精细，与顺治时期“磁器之丑，较甚于旧”的粗糙不同。能够用心锥拱花卉，必不会是顺治及康熙早期，因为那时战乱未止，工匠流失，连供宫宫廷所用和御瓷都尚且粗陋，何能如此用心烧造如此精细之笔筒。

笔筒胎土练泥精细，底部可见胎土细润滑腻，又不同于顺治时期的稍为粗疏，反倒颇为贴合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所说之“上品细料器”特征。

釉色与顺治黄釉和康熙黄釉都不相同，比顺治黄釉的釉色均匀，又比万历黄釉的釉面略显干涩。

顺治、康熙早期黄釉瓷较粗糙，而此笔筒修胎、锥拱、施釉都较精细，完全没有清初战争动荡导致的瓷器草率，反倒有晚明文人生活精致奢华的气息。

综上所述，这件笔筒虽没署款识，但与顺治、康熙时期瓷器有所区别，当为明末景德镇窑“上品细料器”代表作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末黄釉瓷器，或为崇祯年间民窑所制，存世仅见。

探究历史现场时，最令人头疼的不是器物本身没署年代款识（器物本身的特征已经告诉我们很多），而是没有文献明确记载是谁订做?能订做“上品细料器”文房笔筒应该不是寂寂无名的文人吧?此人是谁?大量民窑历史的空白，正如那些隐藏在历史长河中的谜团一样，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彻底解开所有的秘密。

历史的故事是多维的，每个人、每件器物都是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每个细节都如同拼图中的一块，汇聚成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正是这只笔筒，让历史的某个故事不再是一堆枯燥的文字，而是一件可观赏和考究的实物，留下无尽的美好和回味。

（本文选自2025年第8期《中国收藏》杂志）

编辑丨王何

校对丨郑爽

设计丨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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