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创新：穿越时光求索与破局

一个具有“多重身份”且作用机制仍不明确的药品，如何应用于临床？中医药的千年智慧，如何应对更迭的传染病？形态似盆的骨骼发生碎裂，如何完美复原？医学领域的创新发展，有时是“摸着石头过河”，有时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还有时是“剑指核心而另辟蹊径”……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举办首都卫生健康系统杰出医者学术成果报告会，多位与会学者回溯各自领域的医学发展史，介绍相关研究新方向、新成果。任重而道远，他们穿越时光“迷雾”，不断问路求索，探寻着治愈患者的“更优解”。

触类旁通：麻醉药何以“解忧”

相较于氯胺酮这个名称，它的俗称“K粉”，被更多人所知晓。1956年，氯胺酮首次被人工合成，此后逐步蜕变出多重身份——以麻醉药的身份诞生，又因致幻性和成瘾性强的特点被滥用成毒品。近年来，神秘又危险的氯胺酮，又完成了从麻醉科到精神科的跨越，被验证具有快速抗抑郁的效果。在我国，氯胺酮被定为Ⅰ类精神药品，受到严格监管。

“这几年，我们对部分自杀案例进行复盘，发现其中超八成自杀者有过抑郁症就诊记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刚表示，由此可以看出，抑郁症治疗总体有效率仍然偏低。目前，对于抑郁症仍以药物治疗为主。然而口服抗抑郁药物存在两大痛点：一是起效慢，通常为2～4周；二是约50%的患者面临药物快速耐受，进而导致疾病易复发。

加快抗抑郁药物起效速度，成为降低自杀率的关键。“对此，亟待开发新型抗抑郁药。”王刚说，氯胺酮因为起效迅速、疗效持久，获得医学界关注。

2019年，氯胺酮被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2020年，获FDA批准用于治疗伴有急性自杀意念或行为的抑郁症；2024年，艾司氯胺酮鼻喷剂在我国获批上市。

然而，氯胺酮的机制探索，面临诸多困境。“比如，业界对氯胺酮的研究数量逐年增多，但其抗抑郁机制仍不明确；氯胺酮潜在作用靶点多而复杂；现有氯胺酮抗抑郁机制存在争议；抑郁症病因不明，使快速抗抑郁机制探索更加困难。”王刚说。

基于此，王刚认为，开展临床研究、解决临床问题极为关键。

围绕氯胺酮“快启动”研究和应用策略，王刚团队创新性地提出——氯胺酮可使口服抗抑郁药加速起效的研究假设。研究表明，艾司西酞普兰起效时间从2周缩短到2小时，2周有效率达61.5%，验证了氯胺酮可以加快口服抑郁药的起效时间。

王刚团队创新性地提出——氯胺酮可使耐受的口服抗抑郁药物重新起效的研究假设，并进行了艾司氯胺酮单次静脉注射重启口服抗抑郁药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试验表明，单次静脉注射艾司氯胺酮2小时后，即可使耐药药物重新发挥疗效，2周有效率达66.7%。

在医学界的更多研究中，氯胺酮在缓解产后抑郁症状、快速改善儿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倾向等方面，也具有显著效果。但不得不面对的是，氯胺酮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和不良反应、监管难度大和滥用等情况，让氯胺酮的临床应用须像“在钢丝上行走”般谨慎。

随着一个个创新性假设被验证，氯胺酮的潜力不断释放。对此，王刚思考，可以重新利用麻醉药物治疗抑郁症。“从麻醉治疗学的角度，挖掘可能用于治疗抑郁症的新药。”王刚说。

问道古今：中西医结合大有可为

根据记载，自西汉以来的2000多年，我国先后发生过300多次的瘟疫流行。但由于中医药的预防、治疗作用，在有限的地域和一定的时间内，瘟疫的蔓延得以控制。近年来，随着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结合西医病原检测、疫苗、抗病毒药物等手段，中西医结合在防治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从叶天士的《温热论》、张仲景的《伤寒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经典著作可以看到，中医药对疫病有着一套认识体系。“上呼吸道传染疾病等急性传染性疾病在传统中医研究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所长刘清泉表示，“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经验十分丰富，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中大有可为。”

借由一个个生动案例，刘清泉介绍，呼吸道传染疾病病毒在不同传播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需要针对性地调整处方。从近年来国内外进行的一系列中医证候学和中医临床评价来看，中药的参与对延缓病情恶化、降低致死率有着明显的作用。此外，研究表明，中药还可以降低接触病毒后的感染概率，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

“西医就好比关羽和张飞，发挥的是猛将作用；而中医则更像诸葛亮，发挥的是排兵布阵的作用。”刘清泉认为，中药治疗疾病的路径与西药不同。西药主要利用现代技术救治生命，而中药发挥“围魏救赵”的作用，为救治患者赢得了时间。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验证了中医药抗疫经验。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助力中医药治疗疫病的科学内涵阐释。中药的抗病毒作用、免疫调节作用、调节过度凝血反应的机制、微生态调节作用、脏器保护作用等被科学验证。

“中西医的优势互补，如‘山穷水尽’时，又有‘柳暗花明’。”刘清泉表示，中西医要形成协同格局，最终目标是二者融合，构建中国特色的疫病学科。

拥抱科技：骨科机器人成优秀助手

“我是一名外科大夫，从业38年，要面对患者从头到脚的创伤。其中，骨盆损伤是创伤领域最严重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国家骨科医学中心副主任吴新宝形象地比喻道，骨盆环的损伤，就像“一个盆掉到地上摔碎了”，而胳膊和腿的骨折，类似“筷子断了”，对比可知骨盆损伤的治疗难度更高。

作为连接躯干和双下肢的关键枢纽，骨盆损伤往往具有更高的致残率。在创伤骨科领域，陈旧骨盆骨折治疗常被视为“珠穆朗玛峰”，这正是吴新宝矢志攻克的“硬骨头”。

吴新宝仍然记得，2002年他接诊了一名备受陈旧骨盆骨折困扰的年轻人。这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小伙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在婚礼上展现正常的步态。然而，受限于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即便竭尽全力，吴新宝也只能将患者双腿长度差距从4厘米缩减到2厘米。这个遗憾成为了推动他不断探索的动力。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3D打印技术后，吴新宝对那名年轻人的治疗产生了新的思路。他想，如果能把这项技术运用到术前规划和精准设计，这2厘米的问题或许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在这个契机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创新性探索，结合3D打印技术，自主研发专用打印设备和生物相容性材料，并建立了以畸形愈合和不愈合为核心的陈旧骨盆骨折分型诊疗体系。这一方案极大提升了手术精准度，使众多疑难患者重获行走能力。

“如今骨盆骨折的治疗，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提升。”吴新宝说。在新鲜骨盆骨折手术中，创伤大、复位成功率低一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医护人员长时间暴露在射线环境下更是令人担忧。为攻克难关，吴新宝团队颠覆传统骨折复位理念，通过与机器人设计团队合作，历时10余年，成功研制出骨盆骨折智能复位手术机器人。

与传统被动式手术机器人相比，智能复位机器人采用创新的主动式策略。“比如业界熟知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实际上仍需要医生操作。”吴新宝介绍，“而我们的机器人能在节省人力、减少医护人员射线暴露的同时，在2分30秒内完成骨盆骨折全流程复位。”

从研发之初到现在，这项技术已迭代至第三代，复位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提升到现在的2毫米，实现了质的飞跃。更可贵的是，这项技术还大大缩短了年轻医生的学习曲线。“过去一名医生要经历至少50台骨盆骨折修复手术才能独当一面。而有了机器人辅助，仅需几台手术，医生就能熟练掌握核心技术要领。”吴新宝说。

站在技术创新的浪潮之巅，这名从医38年的“老兵”眼中闪烁着光芒。“我们不仅实现了当年的梦想，更为骨科手术开创了新的范式。”吴新宝坚定地说，这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透过他的话语，智能化医疗的广阔未来逐渐显露出清晰轮廓。

文：健康报记者 孙韧 实习记者 李明炫

编辑：马杨
校对：杨真宇

审核：管仲瑶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