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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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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应州自唐末以来就是雁北地区的边防重镇,战略位置紧要。关于应州的始置时间,历来有唐武德、天宝、唐末及后唐说,结合史料对比分析诸说,应州当置于唐末李克用割据河东以后,时间在公元9世纪80年代中叶至其卒年908年之间,其名则源于境内雁门、龙首南北相应。李克用于其时置应州与当地悠久的政区设置历史、北方草原民族势力兴替以及历代沙陀人在河东的经营有关。
关键词:应州;始置年代;得名;李克用;政区。
山西应县古称应州,位于汉族与游牧民族交界之处,是雁北地区、桑干河流域的一座边防重镇,所谓“南控雁门,北接云朔,地市平衍,易于驰突,守御之要区”。早在战国时期,应县境内已设繁峙、陶县,西汉时有剧阳县,政区、城池分布密集。东汉末年朝廷对北部边境失去控制,其后应地虽在北魏时期短暂成为京畿重地,但总体而言直至唐末600余年间,境内县级政区不再稳定。唐末,李克用以今应县县城一带为治所设立州县,以应为名,延续至今而不改。从郡县废弛到设州置县,应州的创制是应地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关于应州的始置与得名,正史并无详载,以致众说纷纭,正如应州知州吴炳在乾隆《应州续志》中所说,“搜讨诸史,殊多抵牾”。笔者对比分析正史及地志中的几种主要说法,结合唐末代北种种形势,对应州的始置年代和得名予以考证,以期澄清旧说,使应州初置的一段历史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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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州之始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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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州的设置,唐代正史和地志均无记载。宋人认为在唐末,《辽史·地理志》定其时间为唐代武德年间,《元史·地理志》记作唐末。明清志书或从武德说,或从唐末说,或另辟蹊径。为便于比对分析,现将诸说法梳理如下:
(一)武德说。此说最早见于《辽史·地理志》:“应州,彰国军,上,节度。唐武德中置金城县,后改应州。······金城县。本汉阴馆县地,汉末废为阴馆城。隋大业末陷突厥。唐始置金城县,辽因之。”雍正《山西通志》和康熙《大清一统志》从其说。
金城县和应州的设置不见于新旧唐书,《辽史·地理志》断其年代在唐武德年间,早就受到质疑。《嘉庆重修一统志》“应州故城”条中:“《辽史·地理志》唐武德中置金城县,后改应州。考《通典》《元和志》、新旧《唐书》皆无金城县,《辽史》所云武德中置,不知何据。”马良认为,如应州及金城县为唐置,当时的地理名著及后来的新旧唐书地理志应当有所记载,《旧唐书》修于五代后晋,正是应州人石敬瑭当政,不应漏掉,所以应州非唐代所置。今按,唐代的史书中未见今山西境内之金城县和应州,但当时在今陕西境内有金城县,今湖北境内有应州。《元和郡县志》卷4“敷政县”条云:“本汉高奴县地,后魏太和初置因城(名)县。隋开皇六年于其中置金城镇,武德二年移县就镇,因改为金城县。天宝元年改敷政。”《新唐书》卷41:“应山,武德四年以县置应州,并析置礼山县。八年州废······”这两处的金城和应州恰置于唐武德年间,《辽史·地理志》或误以彼陕西之金城、湖北之应州为代北之金城和应州。因此,山西境内之金城与应州建于武德年间之说不可取。
(二)天宝说。清顺治《云中郡志》云:“唐天宝初,节度使王忠嗣创建。李克用父子世居之。至乾符间,克用父为大同节度使,因古城废塌,移筑于天王村,距旧城八里余。”《嘉庆重修一统志》:“《旧志》金城故城在今州城东八里,即故州治。唐天宝初,王忠嗣所筑。今治旧为天王村,乾符间李国昌以故城颓圮,移筑于此,名金凤城。”这两段引文梳理了金城的移筑脉络,认为清代应州治所(旧天王村)东八里处的古城是金城(亦称金凤城)之故址,由王忠嗣筑于唐天宝初年;乾符年间由于故城坍废,李国昌于天王村筑新城。由引文可知,金城的建筑与王忠嗣颇有关联。这一点在《旧唐书》中也有映照。《旧唐书·王忠嗣传》:“(天宝)四载,又兼河东节度采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应州城东8里(一说10里)有汉代繁峙城,此处所说开拓旧城,可能是在汉繁峙故城的基础上筑金城。孙靖国认为,天宝时未必在此处设置州县,仅于此旧城“开拓”而设治。这种观点把筑城与设州县分开,意即王忠嗣在北部边境修筑城池以巩固边防,但朝廷并未在此设置州县。从唐代天宝年间北部边疆的形势来看,天宝初正是唐国势强盛之时,在北部边疆以主动出击为主,以修筑城池为辅助防卫手段,根据唐朝前期的一贯做法,在此处设置州县确实并无必要。
(三)唐末说。《舆地广记》:“唐末置。后唐天成元年升彰国军节度。领县二。”《通鉴地理通释》沿用此说。《资治通鉴》卷275《后唐纪》载,天成元年(926),“置彰国军于应州”。胡三省注云:“新旧《唐书·地理志》未有应州。欧史《职方考》始有应州。故属大同节度而不载。其建置之始,意晋王克用分云州置应州也。《九域志》化外州,应州领金城、混源二县。窃意金城即以明宗所生之地金凤城置县也。今置彰国军节度,亦以帝乡也。《匈奴须知》应州东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周密传》神武川属应州。盖朱邪执宜徙河东,始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业,故以其地置应州也。”胡三省列出了与应州有关的最早的几条史料,并结合唐末代北的形势推测:应州为李克用分云州所置;后唐时,明宗将自己的出生地金凤城设为金城县,又升应州为彰国军节度。明初修《元史》采用了同样的说法,“唐末置。后唐升彰国军”。其后,明代志书也多认为应州置于唐,但不言具体时间。成化《山西通志》云:“唐置金城县,以县置应州。”嘉靖《山西通志》、正德《大同府志》及万历《应州志》、万历《山西通志》皆同。
今按,胡三省以应州为李克用分云州所置是可取的。《旧五代史·武皇纪》载:“其先陇右金城人也。”一说,以其祖先为陇右金城人,故县名为金城。自灵州内迁后,沙陀李氏与应地结下不解之缘,前引《云中郡志》云李国昌父子世代居住此城,后唐明宗亦出生于此,到天成元年,以帝乡升彰国军节度。但是在朱邪执宜、李国昌父子时期,沙陀族对代北的控制并不牢固,到了李克用割据河东以后,才有分云州置应州的可能。但胡氏以应州设于唐末结论虽然可取,其所列《周密传》的论据并不可靠。类似的例子还有《旧五代史·李德珫传》:“李德珫,应州金城人。······德珫少善骑射,事后唐武皇为偏校。”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地方州郡设置混乱,“文字不完,而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对人物籍贯的记载或以五代政区追溯唐末。以明宗出生地的记载为例,《旧五代史·明宗纪》:“以唐咸通丁亥岁九月九日,懿后生帝于应州之金城县。”《五代会要》则写作:“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于代北金凤殿。”后者不用“应州”而用“代北”,不用“金城县”,而用“金凤殿”,某种程度上更加佐证了《旧五代史》对人物籍贯的记载只是一种追溯的叙事方式,而不能说明在咸通八年(867)以前就已设应州和金城县。考察应州设置的时间上限,在朱邪执宜、李国昌父子时期,无论是出土文物还是传世文献都见不到应州。应县出土的唐代何神忠墓《唐奉城军节度散将墓志》云:“寄贯云州,奉城军节度散将······南阳公者······”“寄贯”意为暂时附托当地户籍,是唐代墓志的常用词汇。奉城军又作奉诚军,在今陕西省大荔县。由墓志可知,奉城军节度散将何神忠本为南阳人,户口暂时附托下葬之地,即云州。墓志作于长庆三年(823),当时今应县一带仍属云州管辖。另,中和二年(882)十月,武皇“率忻、代、蔚、朔、达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中和三年五月,“雁门已北行营节度、忻代蔚朔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尚书左仆射、代州刺史、上柱国、食邑七百户李克用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这两处史料都提到雁门以北的忻、代、蔚、朔,独未提及应州,说明在9世纪80年代中叶以前尚未置应州。
(四)后唐说。《读史方舆纪要》“应州”条:“隋属朔州。唐为云州地。五代唐置应州。天成初,又为彰国军。辽以后因之。”又“金城废县”条:“今州治。本名金凤城,后唐明宗生于此,因置金城县为州治。或曰:旧城在今治东十里,李克用迁金城于天王村,即今治也。”顾祖禹以应州置于后唐时期,关于金城县的设置则保留了两种观点,一是后唐明宗置,二是李克用时已有金城县。《嘉庆重修一统志》:“五代唐明宗置金城县,兼置应州。”今按,据《旧五代史》载,天祐七年(910),李嗣肱“以功特授蔚州刺史、雁门以北都知兵马使”,“十二年,改应州刺史,累迁泽、代二州刺史、石岭以北都知兵马使”。天祐是唐昭宗的年号,哀帝即位沿用,朱温代唐以后,河东、凤翔、淮南仍称天祐年号。李嗣肱在天祐十二年任应州刺史,那么应州至少在此以前就已存在。又《旧五代史·李嗣本传》:“及武皇丧事有日,嗣本监护其事,改云中防御使、云蔚应朔等州都知兵马使。”李克用卒于后梁开平二年(908),故应州的设置下限不晚于908年。
综上所述,以上四说唯以第三说唐末置应州为可取。同时,考虑到沙陀李氏对代北的控制情况,笔者认为应州的设置上限不早于9世纪80年代中叶,下限不晚于李克用卒年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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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应州之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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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应县境内曾经存在古应国,应州也因此得名;后古应国迁至山西南部及今河南平顶山,成为商周之应国。这一观点最早出自何光岳《中原古国源流史》,其后《应国略考》又复申此观点。虽然证据并不充分,但是后来不少研究论著在追溯应国历史的时候,都会寻根到山西应县。以下对何氏的论据进行重新审视,并对应国的历史略作梳理。
何光岳推测古应国在今山西应县,其论证如下:“应龙氏助黄帝攻杀蚩尤,地方在涿鹿、阪泉之野,都在今河北保安、怀来即今怀安县一带。那么,应龙氏的所在地当距此不远。今山西应县和雁门山一带为应龙氏的所在地,应县东北四百多里即为怀安县。”这段论述将应县和应国相关联,并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细审之,其论证站不住脚。首先,应龙氏助黄帝攻杀蚩尤一事不可靠。此事最早出现于中国古代的志怪古籍《山海经》,其中《大荒东经》云:“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黎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大荒北经》载:“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内容皆为神话传说,无可证实。其次,应龙氏不等于应国。《汉书》卷100《叙传》:“应龙潜于潢污,鱼鼋媟之。”师古曰:“应龙,龙有翼者。”可见,应龙是有翅膀的龙,而不是产自应国的龙。由此,何氏在应龙氏助黄帝攻蚩尤一事的基础上推测出的应国在山西应县之结论实则毫无根据。
应国早在商代就已存在。据《汲郡古文》:“殷时已有应国,非成王矣。”丁山认为,应国受封于武丁之世。齐文心认为,自武丁时期至帝乙、帝辛时期,应国和殷王朝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现有史料,只能推测应国是当时重要的方国之一,其地望已不可考。周之应国多次见于传世和出土文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4),周大夫富辰语:“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四国皆武王子。”《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周公为藩屏周室,封武王之子于应。周之应国是在伐灭商之应国以后,因其故地而封姬周宗亲所建,在名称、地望方面虽仍沿商旧,但族属内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周初,南部边境分布着众多同姓和异姓国,姬姓的应国是其中之一,和其他诸侯国共同承担保卫周室的职责。
关于应国的地望,一般认为在今河南平顶山滍阳镇一带。也有观点认为,应国最先在山西应县,周代所封之应在山西南部,平顶山之应国系后来徙封。《汉书·地理志》颍川郡“父城”县班固原注:“应乡,故国,周武王弟所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杜预注:“应国在襄阳城父县西。”又《水经·滍水注》:“滍水又东迳鲁阳县故城南······滍水东迳应城南,故应乡也,应侯之国。《诗》所谓应侯顺德者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应城因应山为名,古之应国,在汝州鲁山县东三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24“父城故城”条:“在宝丰县东四十里。”从以上文献可知,周之应国在今宝丰县东。199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应国墓地之南端清理了一座有斜坡墓道的大型积石墓,在整个应国墓地所有墓葬中为级别最高者,其葬者身份当为公、侯一级,从残存器物判定其时代在西周初年。李学勤据此认为,应国自始封以来没有迁徙,公室墓葬一直在滍阳镇一带。滍阳镇与宝丰县东40里的地理位置基本相符。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相印证,周之应国在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滍阳镇一带,与代北的应州毫无关系。
关于应州之得名,明清志书一般认为由境内雁门、龙首二山南北相应而得名。《明一统志》:“以龙首、雁门二山南北相应故名。”万历《应州志》、正德《大同府志》及各版《山西通志》均同此说。《读史方舆纪要》云:“州东北三十里,与云中南山相接。又雁门山,在州西南,与代州北山相接。两山相望,故州以应名。”这是目前从可靠的史料所知的唯一得名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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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设置应州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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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县自然环境优越,恒山、龙首、黄花三山南北拱卫,河渠纵横,农业发达;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战略位置紧要。唐元和四年(809)沙陀人迁至代北神武川以后,李国昌父子世代居住此地,并最终在此设州立县。考察李克用在此设置州县的原因,既是外部形势变化所致,也有其地理基础和政治背景。
一是外部形势。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北转变的过程,唐末五代正处于这一转折点上。秦汉帝国在北部的强敌是匈奴,二者交锋的地点主要在河西走廊以及河套地区。东汉中后期羌乱横行,争夺范围主要在河湟地区。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强盛一时,控制了整个北方。其后,突厥崛起于北方草原,唐太宗采用分化瓦解策略,彻底攻灭东突厥。除此之外,唐代的边患还有吐谷浑、吐蕃、回鹘等,唐与这些民族及政权的争端仍主要在西北边境。在唐与突厥、吐蕃不断交锋的过程中,契丹在东北兴起,并成为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以及其后的宋朝在北方最大的强敌。
自唐末开始,随着对中原王朝构成致命威胁的民族从中古以前的匈奴、突厥转变为近古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中原王朝北方防线的东段战略位置尤为凸显,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及北京变成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重点争夺的地区。后晋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以幽、涿、蓟、檀、顺、瀛、莫、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即后世所称“燕云十六州”。由此,在李克用分云州置应州时,应地的重要性已经凸显。
二是地理基础。应地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原始部落居住。商周时期,这里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鬼方、土方、林胡、楼烦等部落的活动区域。战国晚期,这里就已设繁峙、陶县。赵国尖足布币中有“繁寺”(繁畤),故城在今应县镇子梁乡城下庄村东北之古城。《玺汇》0091号著录“陶右司工”玺,《殷周金文集成》11354号著录“三年陶令戈”,故城在今山西应县西。汉承秦制,代北先属代国,其后归入中央政府,《汉书·地理志》雁门郡下有剧阳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109《大同府·古迹》:“剧阳故城在应州东北。汉置县,晋省。《水经注》崞川水又北迳剧阳县故城西。阚骃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在应县一带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曾定都繁畤。天赐三年(406),北魏在南池兴建灅南宫,㶟水流域集中了桑干郡、巨魏亭、黄瓜堆上的新平城、㴏陶故城、早起城、日中城、日没城、繁畤宫等,应县一带成为与平城并驾齐驱的具有都市景观的地区。这一系列的城市建设都为应州的设立打下基础。应地在隋为马邑郡神武县地,唐初为云州云中郡云中县地及朔州马邑县地。天宝元年(742),王忠嗣在边塞要害构筑城防以御敌,重修汉代繁峙城也是构建北部城防系统的一个部分。乾符年间,因旧城坍塌,李国昌移筑新城于天王村。综上,在李克用置应州之前,此地已经有了千余年的政区设置与城市建设的历史。
三是政治背景。应州的设置与沙陀李氏的势力发展息息相关。唐宪宗元和四年,朱邪执宜带领沙陀人从灵州迁至代北神武川,并实现了沙陀同六胡州昭武九姓胡人的密切结合,建立了代北集团的核心和中坚力量。咸通十年(869),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被授予大同防御使(后迁鄜坊、振武节度使),并赐以李姓,拥有了直属中央的权力。但是,朱邪执宜、赤心父子在代北并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他们时而被任命为蔚州刺史,时而被任命为明州刺史,并且不时被征发率部去屯天德、戍河西。李国昌虽因镇压庞勋有功而先后被任命为云中、振武节帅,但也只能是在此即不在彼,不能将整个代北据为己有。乾符三年(876),大同防御使兼水陆发运使段文楚被杀,唐朝廷发动河东、幽州昭义诸镇及吐谷浑赫连铎进讨,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连连大败,部众溃散,与宗族及康君立等北入达靼。李氏父子的形势陷入低谷,不仅未能把整个代北之地据为己有,而且将朱邪执宜以来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代北地盘丧失殆尽。
沙陀人全面控制代北是在中和二年(882)以后。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李克用集团借此迎来转机。中和二年冬,李克用率沙陀军南下镇压黄巢;三年,会诸军攻占长安,以功加同平章事,旋任河东节度使;四年,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陇西郡王”。其后,李克用黜襄王、存易定、败三帅,行勤王之绩,于乾宁二年(895)进爵晋王。可以说,李克用不仅恢复了沙陀人在李国昌时期的鼎盛,而且建立了一个以沙陀人为核心的强大的地方割据政权,成为唐室倚重的强藩大镇。在对河东、代北拥有强有力的控制之后,李氏以其兴起之地神武川之黄花堆置应州始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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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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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应州自古以来就处于草原民族和中原王朝相交的地带,由于宜居的自然环境和紧要的战略位置,战国时期就已设置郡县,北魏时期一度成为京畿要地;随着中原王朝北方边患从西北往东北的转变,唐末代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公元9世纪80年代中期,李克用逐渐在河东建立稳固的割据政权,在应地此前的发展基础上,顺势而为,顺时而变,设置应州,这也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
作者:刘淑颖
来源:《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王玉凤
校对:贺雨婷
审订:汪鸿琴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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