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缙绅的身后：从王锡爵墓说起

作者 文博时空

文博时空 作者 翟德芳 前文已经交代了，我对王锡爵有所了解，所以在介绍完元末的张士诚父母的合葬墓后，就应该介绍这位曾当过首辅大学士的明代大臣王锡爵的墓葬了。

说起来，王锡爵的墓也是偶然发现的。1966年12月，当时的苏州市郊虎丘公社新庄大队农民在来凤桥附近平整土地时，发现了墓葬，之后苏州市博物馆进行了清理，根据棺盖上的文字，确定这是王锡爵夫妇的合葬墓。

王锡爵墓与随葬品

王锡爵夫妇合葬墓位于苏州城西约5公里左右，在虎丘山西南、枫桥东北，离运河约半里许。墓葬是一座竖井式券顶双室砖墓，墓室以双层青砖砌成，四周浇浆45～90厘米。墓顶六层砖浇浆,五层夯土间隔浇封。墓圹中用砖壁隔为左右平列两个墓室，葬具为木棺两具，都用楠木制成。男棺在左，棺盖上双行朱书“……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赠太保谥文肃……”。男棺封闭紧密，棺内放云母片包和水银，作为防腐设施，尸体和棺底还放置大量木炭。

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靖”冠

墓中的随葬品有冠、袍、衾、鞋等绸缎衣物，锡杯、盘、盆、壶等明器，床、桌、椅、衣架、盆、桶等木制缩微家具，还有玛瑙饰、印章、带钩、戒指和洒金折扇等日常用品，共161件。

王锡爵墓出土的缩微拔步床

木制缩微家具包括拔步床、官帽椅、木供桌、衣架、木盆架等，全以一定的比例缩小，线条简约流畅，少雕刻攒饰，整器结构对称，椅、柜类或坐具类的腿足皆略呈“A”字形向外撇出，榫卯精巧多样，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准，为研究明代苏式家具提供了实物资料。

其中，拔步床长39.5厘米、宽28.2厘米、高42厘米，正面上部镂雕“禹门洞”图案，周围万字栏干，主体结构由架子床和架子床前的围廊两部分组成，围廊中间有一脚踏，一侧还放置着一个微缩便桶，围廊有四根立柱，本身就是一个小房间。发掘时床内悬挂黄色小绷帐，床上放置凤穿牡丹纹缎枕、双经回纹地缠枝牡丹坟黄色绸被及绿地银箔纬线莲花纹锦袭。

王锡爵墓出土的缩微木供桌

木供桌长33厘米、宽 22厘米、高2.37厘米，系有万字缠枝牡丹花坟黄缎桌围,桌面上供神主一座，陈设锡铸执壶、杯、盘等祭器28件。

王锡爵墓出土的缩微木椅

云头木衣架长39厘米、高 3.87厘米。发掘时衣架上挂云纹黄色绷衣一件、玉带式绸带一条。

王锡爵墓出土的缩微木衣架

云头六脚木盆架高41 厘米，架上放一小锡盆，横档上挂一深绿色缠枝莲花纹银箱线纬锦巾，盆架附有木套盒一只，内有木梳、棕刷、素面小铜镜；盆架前放木盆、桶各一。

王锡爵墓出土的缩微脸盆架

棺内随葬的冠、袍、裙等都是绸缎制品，其中“忠靖”冠高22厘米、直径17厘米，黑素绒面、麻布里，冠上五道梁及两旁连后面的如意纹都缝压金线。其他如缎官服、缎便服、丝棉绸女服、缎女服、云头如意纹白布底黄缎面男鞋等，质地有绸、 缎、 绒、 锦、缂丝，纹饰有云纹、万字云纹、如意云纹和百操、缠枝牡丹、凤穿牡丹等，对研究明代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和工艺技术水平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王锡爵墓出土的玛瑙束发

玉饰文玩类有透雕玛瑙饰、玛瑙束发、白玉发簪、印章、戒指、洒金纸扇之类。透雕玛瑙饰长9厘米、宽6.5厘米、厚2厘米，采用镂雕、高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雕琢出水石、树木、人物、鹿、猴、 飞鸟等，雕工精致，层次分明，形象生动。玛瑙束发以茶色整块玛瑙雕琢成半月弯形，长9厘米、高3.5厘米、横宽3.6厘米、厚2厘米。印章为白玉兽钮方印，共两颗，一长2.9厘米、阔2.4厘米、 通高4厘米,印文“荆石” ;一长2.6厘米、阔2.4厘米、通高3.5厘米,印文“锡爵”。

王锡爵墓出土的透雕玛瑙饰

墓室前放石墓志二合。墓志系由王锡爵的同年、同乡、同僚和亲家、中极殿大学士申时行所撰。按墓志记载，王锡爵生于明嘉靖十三年，死于万历三十八年。妻朱氏死于万历二十六年，二十九年建造坟圹。万历四十一年二人合葬。

王锡爵这个人

王锡爵（1534～1611）是明代晚期比较有名的官僚，字元驭，号荆石，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原籍山西太原，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王锡爵祖辈在元代为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在太仓经营实业，富甲一方。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锡爵中举人，嘉靖四十一年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二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其间主持修成《穆宗实录》《世庙实录》，还多次主持乡试、会试，有“馆阁之司南”之称。

万历五年（1577），升詹事府詹事、礼部右侍郞，兼掌翰林院，因忤逆张居正，以省亲归乡。万历十二年擢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曾疏请“禁谣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等六议，为万历帝所采纳，并受褒扬。万历十五年晋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日本侵略朝鲜时，王锡爵力主对日本一战，在其运筹之下战而胜之。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拜首辅，力请罢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瓷等专门为宫廷制造高贵奢侈品的机构，要求减轻云南的贡金和赈济河南饥荒，都得到许可施行。

次年晋太子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同年五月，因其政见得不到实施，以及遭朝臣攻讦，数次上疏，辞职归乡，万历三十八年卒于家。万历皇帝闻讯，追赠其太保衔，赐谥号“文肃”，并敕建专祠，供后人瞻仰祭拜。

王锡爵像

总体上说，王锡爵是一个比较正直、也比较有作为的官僚，与其同时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说：“今上（指万历帝）辅相中，以予所知，持身之洁、嫉恶之严，无如王太仓相公（即王锡爵）。”在为人处世方面，《明史》概括王锡爵的性格特点是“性刚负气”。性格刚直难能可贵；但“负气”就有感情用事的成分。在这方面，王锡爵与为他作墓志的申时行恰成对比。他们二人是同乡，又都是万历时期的宰辅，但申时行忍辱负重，甘当“和事老”，堪称柔性政治家的典型；而王锡爵纯正直率，刚直负气，说致仕、就回家再也不出，十七年简居乡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以诗会友，信道崇佛，直到老死在家。

王锡爵墓出土的 “锡爵”印章

王家后代世代荣显。其孙王时敏是清初著名画家，曾孙王炎清代官至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和孙子王时敏获荫赠一品，因此王家有“四代一品”之称。

王锡爵的身后事

关于王锡爵的墓园，《吴郡西山访古记》载: “明王文肃公锡爵墓外建赐茔神道坊，飨堂毁，存丈一碑十，叩仆地均碎……有翁仲、石狮、石虎、石瓶，坟围坊题‘建极殿大学士太保王文肃公墓’，围广一十丈，向榜伽山大业塔左建祠，祀文肃象，壁嵌苏州府建祭田碑，全莹地广一百亩，子孙居太仓，今犹繁衍也。”可见在民国初年，其墓园还可供游人访古，但到后来便湮没无闻，直到被农民偶然发现。

王锡爵墓出土的银鎏金福禄寿小雕像

也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发表于1975年的《王锡爵墓清理简报》中称“王锡爵等是当时豪门贵族的政治代表。王锡爵官居首辅, 生前残酷剥削人民, 在‘功成名就’后, 就回到太仓, 广置田地, 大兴土木, 营造花园……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又认为“王墓的葬仪, 反映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官僚特权制度，这些随葬品都是农民、手工业者的劳动成果”，对其大加批判。

小玉人

我们今天看王锡爵墓葬的规制和墓中的随葬品，会发现墓中随葬的物品并没有金银贵器，除了其随身物品及日常的爱物，如玉簪、玛瑙发束、纸扇、玛瑙饰、印章等之外，主要就是一套微缩家具，其实略显寒酸。尽管按今天的标准，可以说那套微缩明式家具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以至有文章用上了“陪葬品琳琅满目，玛瑙饰品精美绝伦”这样的标题，其实在当时，这些也只是表现了希望死者在阴间继续过文人的日常家居生活的愿望罢了。

发簪

这里就要说说明代官员致仕后家居生活的普遍情况了。明代的致仕官员被称为“缙绅”，享有优厚的待遇和特权。缙绅的法律地位高于常人，司法部门无权擅自拘审。经济方面，享有徭役优免权，即使本人亡故，仍免其家徭役三年。缙绅待遇优厚，可以置买土地，加上门生故吏的支持声援，生活都极为豪华。

比如早于王锡爵的致仕首辅徐阶占地就达6万亩以上；被认为是清官的鲁铎（谥文恪）在国子监祭酒任上致仕归家，还可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梦野台之东修建花园，凿水池，建亭子，栽培花草，作为自己的游玩休息之所，有客人来访，他还请客人泛舟池塘之上。以此说来，王锡爵作为致仕的首辅大学士，其墓园并不算奢华；如果考虑到其大富之家和子孙荣显的背景，其身后之事可以说是从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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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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