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要塞炮台的火炮变迁与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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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炮台的历史，最早可查者始于清代早期的地方志书，位于大港圌山。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丹徒知县鲍天钟编修的《丹徒县志》中，即在附注舆图里圌山墩有“南砲台”的明确标注。也是在这一年，清朝才彻底击败郑明集团，东南沿海局势获得稳定。

而在此之前仅一百余年，明嘉靖中后期倭乱大爆发并波及南京。明军在圌山设置统辖战船47只、兵卒800多人的“圌山营把总”。

此时早期西式前装火炮（即“发熕”）开始普及，并大量用于舰首炮位进行实战。加之清初顺治时期，郑明舰队屡次进入长江，一路攻略直达南京城下，江防存在现实威胁。

所以镇江地区的西式火炮部署，应该不晚于明嘉靖中期至万历初（明代亦称炮台为“架放发熕厂”），早于清代。

而“中式薄壁大口型炮”更是在元末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只不过没有技术前景，只能算是一种“抛射器”，声音比威力大，和西式火炮科学的发展进化没有可比性，明中后期便从战场上逐渐消失。

1979年，镇江曾一次出土多门明代的“迅雷炮”、“一箍凸腹式铁炮”。

镇江由于江河交汇的地理位置缘故，军事部署主要针对水道航运控制。除了常驻水师战船的配炮外，江岸要塞的炮台配炮更是主要以大型化、远射程、大威力为主。

由于中国古典主战火器大多为源自西方引进的产物，所以属于阶段式发展。

第一阶段（明中后期至明末）

这一时期，镇江地区涉及火炮的战争主要是明代的倭寇之乱、明清战争、清郑（南明）战争、以及一些对付民间反叛及匪盗治安的行动。

中国火药武器使用很早，但是由于没有发展出近代体系科学，加上历朝军制、政治统治术的影响，所以火器的创新应用比较迟钝。

由于明代中后期边患不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且16世纪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西方势力进入南洋，明政府有动力、有渠道获得与西方基本同时期的武器，并加以仿制。

正德、嘉靖初年，中国开始引进“火绳枪”和“佛朗机”，前者多称为鸟嘴铳，后者则多指一种早期的后膛炮。

嘉靖后期开始，欧洲较为新式的前膛炮开始传入中国，这些前膛炮，当时主要称为“发熕”或者“大铜铳”。因为当时铁铸炮技术还不成熟，所以多数的“发熕”都是铜制，其中也有少量铁炮，重量多为三五百斤。

当然，嘉靖后期也出现过3吨重的铁制发熕的特例（位于浙江定海，采用铁条分段拼接，箍套成管）。

由于最古典的熕炮多为铜制，贵为货币金属，所以在历史沉浮中大多荡然无存。

此时的“发熕”类武器，在明军操典中，打靶距离在百步左右，大约现在200米不到的样子，所以当时的火器交战距离也都比较近，装在岸上也没有意义。

镇江部署的最早期火炮，应该也大体如此，而且很可能是先在船上，随着射程威力加大，渐渐演化成岸炮。

明朝军队还有一个很规范的制度，那就是火器在配发8-10年后，必须进行淘汰更换。这是与清代几乎传家宝式的武器管理（通常使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其中也与其铜制炮较多，磨损快于铁制有关。

第二阶段（明末清初至太平天国）

万历至崇祯时期，中国再次引进西方火炮，用于东南沿海防御和对后金的战争，其基本式样为“红衣（夷）大炮”，随着对威力的迫切需求，逐步有了重型化的趋势。

此时，对于火炮的表述出现一定的变化，比较大比较重的开始称之为“砲”或“炮”，而轻小型的称为“熕”“铳”。

也就是说，清代重炮（岸、舰炮）源自明代红衣（夷）大炮，而轻型炮则是由“发熕”类进化而来，此古法形制自康熙时期直到晚清新式西洋炮时代，基本不再变化。

红衣（夷）大炮一般被叫做“扬威”“神威”“耀威”“神远”等“大将军”炮或者“红夷炮”“X千斤大炮”，长度1米多到3米多，四五百斤到万斤，大小不一，口径多样，射程按炮不同，近的有效射程一二里，巨型炮最远的可以打到七八里。（炮越重，壁厚越厚，装药越多，就能承受更大的爆炸压力，发射更重的弹丸，射程也会增加）

比红衣炮低一等的一般是四五百斤以下的轻炮（部分为铜炮），以及前明传下来的后装炮。一般叫神威将军、制胜将军、子母炮、龙炮等，射程一般2-3里以内。

还有一种曲射冲天炮，主要是攻城用。

镇江出土火炮资料图（80年代）

相对之前的炮，这时出现了如下一些变化：

1、材料开始向铁质转变，炮管复合化

先是铜体铁芯，而后出现了复合层铁管（叠层热套，类似当代的身管自紧），炮身强度增加，威力、射程、耐用性有了较大的提升空间。

南京-清道光23年式“耀威大将军”（江苏制），内层熟铁外层生铁

2、炮弹种类开始丰富

从最早的石头弹丸，开始向铁铅弹过渡，并出现了爆炸弹、链弹、霰弹（子母弹）等，但后者这些特种弹没有普及开。

3、火炮开始重型化

因为原来的炮多为铜制，成本高昂，强度有限，所以明早期火炮多不过三五百斤，中国炮的等级低于同期欧洲炮1-2个档次，即中国重炮大多是西方的轻炮。

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铸铁技术的进步，火炮开始重型化。

至鸦片战争时期，清军各炮台最大的炮可达12000斤。

4、铸炮法由泥模开始出现铁模

铁模铸造法由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在1841年发明，比欧洲早30多年。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减少了炮身蜂窝缺陷，也是中国近代不多的科技亮点之一。

此时中西火炮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制造工艺上（欧洲开始采用钻床加工实心铸造炮身，炮膛精度、光洁度大幅提升）、铸钢质地（清军炮大多为白口铸铁、欧洲炮为灰口铸铁为多）、炮车、火药、弹丸制作（中国用泥模，欧洲用蜡模具，欧洲炮弹浑圆，中国古法炮弹是两个半圆合模在一起，形状不整）等都对中国有明显优势。

镇江在明清时期，有军械制造业和苏州军器局做配套。清康熙时期，镇江府制造过发熕炮匣和磨盘炮架，而且一造就是三四百套，可见生产能力和规模是很大的。

1962年，镇江南门虎踞桥出土了道光二十三年，由江苏理炮局监造的万斤巨炮“扬威大将军”，炮长3.45米，口径185mm。（炮名应属当年“勘误”，实际是“耀威大将军”）

南京博物馆门口的“耀威大将军” ，铭文为道光23年（1843年），江苏理炮局监铸，重八千斤。与镇江“扬（耀）威”炮相比除了重量小2000斤，其它内容基本一致。

道光二十三年全国江海防战备大整顿，又是铸炮又是编书。江苏理炮局监造“耀威大将军”、“振武将军”两种炮，充实长江防务。这批“耀威大将军”中，最重的一门在扬州（原陈列在史可法纪念馆），一万两千斤。这也是江苏最常见的大型清代古炮之一。

圌山炮台在上世纪还征集到各种规格的铁炮弹样品，直径22.5-8.5cm，重量36-1.6公斤。

镇江出土的“扬（耀）威大将军”

清顺治时，镇江象山一线为防备郑明军队，就已布置3000斤红衣炮十余门。

再考虑到镇江江面的宽度和炮位位置，镇江炮台配炮应大多以重型红衣炮、将军炮为主，镇江考古还发现有英国皇冠标记铁炮（可能为外购炮或英军遗留炮）。

还有一点是，清代镇江城防驻军为八旗军，属于核心部队。按照清中期前的章程，八旗装备的火炮，应该装备北京景山造“厂制炮”，属于中档质量，低于内务府皇家内卫的“御制”，但高于绿营配备的“局制“。鸦片战争后，各地局势吃紧，这个规定就逐渐放开，转由各省铸（理）炮局经办。

南京的江苏理炮局道光23年式“耀威大将军”

镇江博物馆外的一门火炮（2000年左右）

镇江焦山展出的铁炮弹

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古法火炮和西洋进口铁炮处于并用时期，老式前装滑膛铁炮仍为绝对主力。

镇江博物馆的1861年太平天国铁炮

太平天国曾在占据镇江时期，聘请西方人在城内协助铸造火炮等军械。

镇江博物馆展出的这门太平天国铁炮长104厘米，外口径12厘米，内径6厘米，炮上刻有”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置天朝侍殿中队 天福李畅林鉴造”。

第三阶段（同治光绪时期至民国）

这一时期，长江防务在太平天国战争的促进下，武器大换代。洋务运动兴起进一步推动，开始了大踏步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开始，镇江炮台建设开始近代化，炮台里的古法大炮彻底靠边站。

焦山炮台的一门火炮（2000年左右）

布置在镇江宝盖山一线的前膛炮

这一时期的火炮，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

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瓦瓦司（Vavasseur)、乌理治（Woolwich）。

德国：克虏伯（Krupp）、勃休马（Bochumer）。

这些厂家（以厂家地址命名）各有特色。比如瓦瓦司的炮架技术（有专用于暗炮台的炮架）和铜弹带；勃休马的炮管制作；克虏伯的炮闩设计。他们之间还有商业合作和联营关系，相当于大品牌带着子品牌，比如克虏伯和勃休马。

瓦瓦司10寸前膛炮（岸炮型）

上海江南制造局后来引进了阿姆斯特朗的制造技术，逐渐国产化。后期的很多阿式炮以及炮弹，就大多是上海造的了。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前清老炮才能坚持用到民国后几十年。

1874年--1880年间：圌山炮台安装：140磅瓦瓦司、120磅阿姆斯特朗、80磅阿姆斯特朗前膛炮各3门。

• 圌山附属东生洲炮台安装：阿姆斯特朗前膛炮3门。
• 圌山附属天袱洲炮台安装：阿姆斯特朗前膛炮3门。
• 象山炮台安装：勃休马后膛炮2门、克虏伯后膛炮2门、乌理治前膛炮1门、勃休马后膛炮4门。
• 焦山炮台安装：勃休马后膛炮6门、克虏伯后膛炮4门、瓦瓦司前膛炮1门、阿姆斯特朗前膛炮1门。
• 都天庙炮台安装：大炮12门（早期可能为瓦瓦司或阿姆斯特朗式）。
• 这个时代的火炮，后膛式的因为结构还不完善（闭气、装弹方便性等），不一定比前膛炮好。这个时期的炮，技术发展重点还在炮管上。

瓦瓦司80磅子前膛炮

现在的镇江“焦山古炮台”，其建成时装备的应该是进口的西洋近代钢炮，而不是道光时期的古典“耀威大将军”铸造铁炮。

镇江焦山炮台道光款“模型炮/车”当年刚做好的样子

焦山炮台的“老演员”

1892年--清末

这期间，局势变动剧烈，各台备炮有一定变化。

1892年，圌山加装4门230mm阿姆斯特朗炮（上海江南局制）。

1893年，象山东安装230mm阿姆斯特朗炮2门，203mm阿姆斯特朗炮2门。

1898年，圌山各处加装5门阿姆斯特朗炮。

1898年，象山顶加装2门120mm阿姆斯特朗炮。

1898年，修建合山快炮台，安装阿姆斯特朗式150mm快炮4门。

1899年，焦山西峰加装阿姆斯特朗炮2门。

镇江要塞都天庙炮台的230mm岸炮

镇江象山120mm岸炮

镇江合山炮台炮位遗存

镇江焦山顶东侧炮位、合山炮台的炮位基本都是这个规格（有弹丸储藏格），安装的也都是150mm阿姆斯特朗炮，可能是一种标准化设计。

南京狮子山的此类炮位（有弹丸储格），仅供参照

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

民国在一个时期内，对长江炮台防御是不重视的，其认为在新的态势下，炮台防御起不到什么作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一战后火炮身管材料迈入合金钢时代，射程、膛压、射速指标相比一战前的老式碳钢大幅跃升，加上新式炮架、液压退管技术、炮兵测地技术的飞跃发展，中国自清末引进的火炮工业体系瞬间落伍，其产品（中小口径山野炮）用于国内混战尚可，而作战对象面对外军的大型野战炮、岸防炮、高射速机关炮、高膛压战防炮，则由于合金钢产能低下，炼钢质量蹩脚，以至几乎无力生产。所以并不是民国军工技术真的“退化”，而是技术落后导致的能力丧失（旧式武器失去生产意义，新式武器又造不出来）。

但二三十年代后，中日关系越发紧张，南京的防御问题也是当务之急，于是对镇江炮台还是做了一定的修整加强。期间给焦山炮台加装了2门150mm阿姆斯特朗炮。

直到抗战前，镇江炮台的在役火炮，全部都是前清在十九世纪末引进的炮种，四五十岁的老爷炮。

它们口径大多在120\150\230毫米，可射程只有区区7-9公里，射速也极为缓慢，炮身运动笨拙。长江上航道弯弯绕绕，瞄准射击机会是很少的，根本无法阻挡当时的舰艇。而且一旦射失，炮弹就会炸到两岸密集的村镇码头，得不偿失。

长江下游各炮台在抗战中的功效，实际上是很微弱的。

民国蒋委员长1935年的《将校袖珍》手本中，中国此时的要塞炮，基本只有阿姆斯特朗式和克虏伯（勃休马\博洪）两大类了。

第四阶段--抗战时期至最后荒废

抗战前，镇江各炮台隶属镇江要塞司令部。

各炮台实有作战火炮如下（均为阿姆斯特朗式，部分为上海江南局制）：

圌山：5门120毫米炮、4门230毫米毫米炮。

象山：4门230毫米炮、2门120毫米炮。

焦山：2门120毫米炮、2门150毫米炮。

都天庙：2门230毫米炮、4门150毫米炮。

合山炮台：4门150毫米炮。

1937年与日军炮战后的镇江要塞焦山顶西炮台120mm炮位

日军进攻镇江时并没有派大部队沿着长江西进，给炮台杀伤机会。而是以航空兵轰炸各炮台，陆军则自丹阳向句容运动，进而攻击南京。

在丹徒十里长山附近，日军亦分兵北向进攻镇江市区。镇江炮台火炮射向主要对长江下游，若转向西南，过市区进行超越射击基本无能为力，日军就此避开了要塞炮火。

镇江失守后，炮台立即从一线阵地变成了占领区的后方，失去价值，驻炮台部队也只能匆匆忙忙北渡撤往扬州。

结局

日军占领镇江炮台后，系统性的对火炮状况做了分析和拆除计划。有些去了日本的大阪兵工厂，有些去了各种庆祝“胜利”的展览，最终又融化为钢水变成了新的武器，圌山一些前清弃置不用的古旧火炮也未能幸免。

抗战后，镇江这些要塞炮台更加无人问津，最终在时间长河的洗刷下灰飞烟灭，只剩一些极少的遗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的过往。

日军拆除圌山炮台炮位

日军对各炮台的弹药统计，镇江炮台还剩余几千枚各型重炮炮弹，撤退时未能销毁。

日军对各占领要塞炮台缴获炮弹的统计

日军的镇江炮台火炮拆除计划

日军编制的镇江各炮台火炮拆除作业计划

至于抗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镇江长江沿线的大港、焦山、瓜洲一带仍驻有用于江防的炮兵阵地，装备中口径的战防炮为主。但是与当年重炮坚垒的炮台要塞相比，已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本号同B站/公众号：“帕米尔的凝视”，请勿进行洗稿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