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种小说｜生在社会底层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判断谁的汗水好，谁的汗水坏的你，在哪里付出了努力？也许那是个很美好的地方，如果可以的话，下次告诉我该去哪里努力吧。”

《黄色的家》像《小偷家族》一样，讲述的是社会底层人的故事。不光是底层，这是一群没有身份、藏匿在金钱和犯罪阴影里的人。努力工作却总是遇到让自己回到原点的“坏运气”，渴求的不过是再平淡不过的爱与关系，却始终纠葛在各种无法说清的过去里。然而就是这样的背景里，“我”试图努力维持着一个“家”，希望攒下钱，去过上那种“正常”的生活……相比“社会结构性问题”这几个冷冰冰的字眼，小说让包括”女性贫困“、“原生家庭”、“穷忙族”这样的概念立体了起来。这个故事发生在世纪交接之处的东京，那我们这里，我们现在的故事，在哪里呢？

经“磨铁西瓜糖”授权，我们把开头部分发布如下：

重逢

我原以为，无论将来住在哪里，无论年纪多大，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忘记她。

可直到最近，当我在互联网上偶然浏览到一篇简短的报道，在其中发现她的名字时，我才意识到，我甚至连她的名字、她的存在，连同我们共度的时光和在那里做过的一切全都忘了。

吉川黄美子—我的脑海里有一瞬间浮现出了同名同姓的可能性，可直觉告诉我，这就是她。

十二月二十三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嫌疑人吉川黄美子进行了一审判决，罪名是伤害、恐吓和非法拘禁。吉川现年六十岁，居住于东京都新宿区，无业，她被指控于去年五月将一位来自千叶县市川市的二十多岁女性拘禁在新宿区某公寓内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并对其施以暴行，造成重伤。庭审中，被告方否认了罪行，被告本人保持缄默，其律师主张无罪。

据起诉书记载，吉川自二〇一八年二月前后将一名女室友拘禁在新宿区某公寓内长达一年零三个月，并对其施暴，致其重伤，住院治疗一个月。检方在开庭陈述中说，自二〇一七年起，无固定住所的受害人开始与被告人同居。起初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后来被告人逐渐开始监视其行为，例如掌管其财物和控制其交友。后来，被告人多次以“就算跑出去也肯定活不下去”威胁受害人，向其灌输恐惧感，使其丧失逃跑意志。检方还指出，被告人曾多次殴打受害人，并将其非法拘禁、置于控制之下丧失自由，后受害人自行逃脱后报警。

我反复看了三遍，才终于从胸腔里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甚至能感到指尖在微微颤抖。这就是黄美子，毫无疑问。我认识的黄美子被逮捕了。

我试着搜索“吉川黄美子”，却只找到两篇简短的报道，一篇与上述内容相似，另一篇只有寥寥数行。其他都是些给姓名或笔画数测分以及给女孩取名的网页。除上述报道，网上似乎没有任何黄美子的信息。

我试图厘清思路，于是返回第一篇文章的页面查看日期。文章发表于二〇二〇年一月十日，大约三个月前。报道称案件发生于去年，即二〇一九年五月。

可无论我多么仔细地阅读那些文字，都无法理解这些日期的意义。我知道距一审判决已经过去三个月，但不知道受害人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近况如何，也不知道今后案件和审判会如何发展。黄美子现况如何，之后会怎样—我该去哪里了解这些事？

我完全无法想象审讯和拘留的顺序和规则，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家徒四壁的灰色小隔间、手铐、面无表情的法官，以及法庭画家画的肖像等在电视剧或新闻中看过的场景。

还有，黄美子的脸。

距今二十年前，年轻时的我曾与她同居过几年。报道称她六十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虽说这也很正常，时光确实过去了那么久，连我自己都已经四十岁了，可我仍觉得她名字后面的年龄不是一个现实的数字。

我闭上眼，告诉自己“没事”。此案与我无关，自然没什么可担心。这二十年来，我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从没联系过她，从任何意义上都与她毫无瓜葛。时过境迁，过往的一切都结束了。如今，除了她去年犯下的非法拘禁罪一案，没有其他问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至少在网上没有。我反复告诉自己“没事”。

当我从手机屏幕抬起头时，房间充满了我不曾注意的深蓝色黄昏，各种物件投下的影子越来越暗。茶几上放着刚才打算吃的速食意大利肉酱面，但不知怎么，它在逐渐逼近的夜色中看起来不再像食物了。

夜里我醒了几次，几乎彻夜未眠。

沐浴在春日晨光中的窗帘在我脑海中映出了一大张空白画纸。我闭上眼以抵挡强光，随即五颜六色忽隐忽现—深蓝、暗红、黄，接着出现了黄美子的脸。

她开心地笑着，一边说自己的头发过于浓密，就算藏着一整只猫都不会被发现，一边将及腰的乌黑鬈发束起。我和大家都跟着笑了。这是一栋老房子，每个小房间都堆满了杂物，玄关却总是整洁的。一是因为规定每人只能放两双鞋，二是因为玄关是迎接好运的地方，厕所是驱邪避祟的地方，必须时刻保持清洁。

我闭上眼，翻个身，试图把这些念头从脑子里甩出去。可那些已经很久不再想起的往事仿佛手牵着手陆续来到我身边：凹凸不平的走廊发出的吱吱声变成了我们的笑声；睡觉前经常凝视的天花板纹路变成了某人的香烟烟雾，还对我低声呢喃；镜子前散落的化妆品、塞满衣服的衣柜收纳盒，还有堆积在狭窄厨房里的纸箱中的杯面……这些激发出了那些我们一同度过的时光的味道。

我在被窝里苦思冥想了三十分钟后，给兼职公司的群聊里发了一条信息：

早上好，我是伊藤。我从昨天起有些咳嗽。虽然没发烧，但为了安全起见，希望今天可以准我休息一天。非常抱歉！

负责排班的人立即回复道：

知道了。下周一公司的管理方案就会出台，到时再通知你。现在正值疫情期间，我会向总公司报告此事。保重身体！

我回道：

非常感谢！应该只是普通感冒。不过，如果我发烧，就马上联系您。麻烦了！

上个月以前，社会普遍对疫情半信半疑。虽然闹得沸沸扬扬，但有很多人坚信那不过是感冒而已，不必过分恐慌，戴口罩也没什么用。人们的焦虑中夹杂着莫名的兴奋，还有些游离于现实之外，但人们普遍认为事态仍然控制在日常生活所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然而国外新闻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可怕事件。五天前，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此前持续缓慢加码的紧张局势突然爆发。抢购不只出现在新闻中，在我家附近的超市也真实地上演了。药妆店的口罩、消毒液和卫生纸卖光了，人也不见了。就连我兼职的店也被迫应对当下的情形。当时，我作为销售员就职于一家在东京拥有众多分店的连锁副食品商店，店铺位于徒步就能抵达的商店街。

小店的架子上和保鲜柜里摆放着大约三十盘小菜和沙拉。顾客挑选好后，我们将其盛入便当盒。食物是每天早上由中央厨房制作好送来的，店里没有厨房，四个人就能把店里挤满。自从三年前来此工作，重复的菜单让我担心那些每天光顾的常客会不会吃腻。然而店里生意很好，每天早晚必有顾客排队，相当受欢迎，这又让我安心不少。可从上个月末开始，客流量急剧下降，经营状况转眼间就失控了，好不容易有顾客光临，却会因是否戴了口罩而发生争吵，或者被电话投诉预防措施不够充分。

我躺在床上，心想在群里告诉他们我咳嗽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声称自己咳嗽……

片刻后我拿起手机，打开报道黄美子案的网页，再次从头仔细看。看完心情又变得低沉，四肢沉重不堪。尽管请假理由不合时宜，但还是庆幸可以休息。虽然工作时只是站着，但这种状态下我实在无法工作。

我从床上爬起来，从冰箱里拿出麦茶来喝，之后又从衣橱里的架子上取下一个大鞋盒。它的边缘磨损了，盖子也破了，里面装着我的旧信件、记事本和笔记本等。

鞋盒原本的深蓝色在经年累月中已经完全褪去，里面曾放着母亲很久前不知从哪里买来的高跟鞋。我还记得她穿着白色高跟鞋在房间里开心地展示，也许是太开心的缘故，她穿着高跟鞋坐在榻榻米上吃泡面。我跟她要来空鞋盒，把贴纸、漫画杂志的附录和与同学交换的小字条等放了进去。从那以后，我就养成了时不时地把收藏品放进去的习惯。再后来，我历经多次搬家，在丢失了各种东西后，只有它一直都在。不过，我通常不会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仿佛它是别人的遗物—尽管那是我的，无论发生什么都没有扔掉，始终带在身边。

题图来自电影《百元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