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天,征兵开始了。那年我17岁,赶上了这个农村青年最向往的机会。在公社组织的预检和体检中,我顺利过关。大队民兵连长告诉我们五个通过体检的小伙子:“回家后别乱跑,接兵首长随时可能去家访。”
回家后,我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父亲听了特别高兴,可母亲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在部队当副连长的二哥悄没声地回来了,他是回来休探亲假的。我兴奋地把体检通过、首长要来家访的事告诉了二哥。二哥也很高兴:“这么说三弟快当上兵了?好事啊!”
可就在我们哥俩高兴的时候,母亲一个人躲在屋里悄悄抹眼泪。父母养了我们四个孩子。大姐十几年前就嫁到外村了。大姐出嫁那年,二哥验上了兵,一走就是十多年。现在,我又自作主张报了名,还通过了体检。二哥是现役军官,家访这关肯定没问题,这意味着我离开家的日子也近了。我一走,家里就剩父母和小妹三个人。眼看儿子们一个个都要远走高飞,母亲心里难受,这几天一直闷闷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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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想法和母亲不一样。他一辈子没当过兵,二哥当兵算是替他圆了从军梦。特别是公社送来“军属光荣”的牌子后,他乐得哼着小曲,拉上我和妹妹,把牌子高高钉在了大门口。现在,我在大队14个参加体检的青年里又顺利过关,父亲觉得脸上更有光了。虽然母亲舍不得,但在父亲看来,老婆就是心眼小,想不开。
过了四天,第五天一大早,民兵连长怕我们出门,特意跑来通知:“接兵首长今天要走访好几家,到你们家的时间说不准,让你和父母在家等着。”听到这消息,我激动又期待,没注意到母亲情绪的变化。
上午十点多,二哥从县城看望战友回来(没穿军装),我立刻把首长要来家访的消息告诉他。二哥笑呵呵地说:“那就在家等着呗。”这时,母亲突然冲着我和二哥大声喊:“走!你们都走!”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公社武装部长、部队接兵首长还有大队干部几个人走进了我家院子……母亲这声喊,让刚进门的部队和大队干部都愣住了,不知道家里出了啥事,场面一下子僵住了。走在前头一个首长模样的人看了看我们,又看看随行的人,说:“既然这户人家不欢迎我们,那咱们走吧。”说完,他们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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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院子里就我和二哥,父亲正在猪圈那儿垫土(盖住猪圈上面那层湿糊糊的脏东西)。还是二哥先反应过来,发现接兵首长刚进门又走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等父母反应过来,人早就走远了。
父亲冲着母亲嚷嚷:“老三好不容易验上兵,让你这一嗓子给搅黄了!指不定大队和首长咋看咱们家呢……”二哥到底是当过兵的,他对父母和我说:“妈说那话不是冲大队和部队的同志,是冲我们两个儿子的,主要是妈舍不得我们走……先别急,我去找部队上的同志说明情况。”说完,二哥穿上军装就出了门。
二哥走后,父亲劝了母亲半天,母亲心里才好受点。第三天,部队接兵首长真的又来了我们家。母亲有点不好意思,父亲赶紧向大队和部队首长解释了那天的误会。大家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母亲到底还是舍不得我去当兵,但她知道这是推荐我的好机会。她主动对部队同志说:“儿子想当兵,你们就把他带走吧。他到部队后,多给我写信就行……”
12月18号上午,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坐着军列到了部队。二哥的部队在安徽,我的部队却在四川。自从我们离开家,不知道安徽和四川在哪儿的父母,尤其是母亲,格外关心起村里的广播。只要广播里提到这两个省或者部队的新闻,她都会停下手里的话,仔仔细细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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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川西部队,我当时的津贴是8块钱。除了买信封、邮票和洗漱用品,剩下的都存起来,隔两个月给家里寄一次。这是我和二哥的约定。父母在生产队干一年,年底也分不到几个钱。
后来,我在部队当了班长,1981年提干当了排长,之后在部队干了17年。我也像二哥一样,提干后每年回来看望一次父母……
“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 不能要求父母和儿女的想法总是一样,因为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地久天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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