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长江支队南下的起点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邯郸晚报）

1949年初，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提前部署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去接管南方新区政权。在此背景下，太行、太岳两个解放区（涵盖山西、河北、河南）的4000多名干部被选调上来，组建了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的南下干部队伍。

武安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红色根据地基础等条件，成为这支队伍最初的理想驻地。

武安作为核心集结地：组织整合的枢纽

武安的集结地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

空间整合。1949年3月，太行、太岳两区干部向武安集中。太岳区干部乘坐运煤火车抵达时“脸上像包公”，而太行区干部已提前在当地等候，两批人员在此汇合。武安成为跨省干部的第一聚合点，为后续统一行动奠定基础。

编制成型。在武安，队伍完成系统性整编：组成1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的完整架构，目的是实现“成建制接管政权”。这种“成套班子”模式，使长江支队区别于普通干部队伍，凸显其政权接管使命。

情感凝聚。长江支队在武安整训两个多月，人员完成了从地方干部到南下干部的转变，他们的身份和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出发前，部分队员携带家乡黄土以抵御南方水土不服的细节，折射出武安作为“北方最后一站”的象征意义。

与其他集结地对比：江苏丹阳曾计划作为长江支队渡江后的二次集结地，但因战局迅速推进（南京、苏南提前解放），该地未实际启用。武安因此成为实际唯一的集结地。

武安作为首阶段整训基地：思想与战术的淬炼

整训是长江支队南下的关键阶段，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武安承担了整训的初始阶段职能。

政治理论学习：在武安的两个多月（1949年2月-4月），干部们系统学习了中央文件和城市接管政策、《甲申三百年祭》、群众工作方法等，实现了思想认识上的提高和统一。

军事基础训练：针对缺乏实战经验的地方干部居多的实际，开展急行军、防空袭、战地救护、武器使用等军事训练，为后续长途行军和到达接管地后应对敌特、土匪袭击等复杂情况准备了体能和战术经验。

整训任务在武安并未全部完成。因战局变化，队伍渡江后辗转于苏州进行了第二阶段整训（1949年5月24日-7月13日），此时整训的重点调整为统一思想认识、适应南方气候、方言及剿匪战术、群众工作。这就使得武安与苏州形成两种不同的整训特色，因为形势的变化而统一于长江支队行程中。

武安作为命名地和出发地：历史性南下的起点

1949年4月25日早晨，长江支队在武安举行隆重的出发仪式。

从武安出发的路线经过中央批准，先徒步经河南、与四野南下大军并行，这被研究者认为是中央有意安排，目的是保护这支干部队伍安全。

75年后的2024年，“重走长江支队南下路”活动仍选择武安作为启动仪式举办地和出发地，印证其在长江支队后代和媒体记者的集体记忆中的原点地位。

长江支队南下过程中，其他地点曾部分承担类似功能，但均未动摇武安的核心地位。首先是丹阳，成为未实现的“计划集结地”，原定长江支队渡江后在此集结、接管苏南地区，但因苏南提前解放而由华东局提前安排干部接管。其次是苏州，成为适应性整训的补充点，针对福建解放、剿匪、湿热气候的专项训练在此完成，属武安整训的延伸。第三是福建建瓯，成为长江支队到达地和几大队伍胜利会师地。1949年8月11日，长江支队抵达福建建瓯后与地方干部会师，标志任务转换（从行军到接管），与武安的出发功能形成闭环。

武安在长江支队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可概括为：唯一同时承担集结、整训、出发三重功能的重要基地。其核心性体现于三个维度：首先是组织维度——干部在此完成编制整合，成为“活的政权种子”；其次是时间维度——整训与出发构成长江支队南下历程的“时间原初”；第三是记忆维度——75年来，长江支队后代持续的重走活动、很多研究人员仍以武安为精神坐标。

今天，武安“舍利塔”作为出发地遗存，与福建的“长江支队纪念园”形成空间对话，昭示一段横跨3000公里的革命征程。

四千火种虽已渐熄，但从太行山到武夷山的红色基因，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灼灼燃烧，生生不息。李书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