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 • 康纳顿 | 劳动过程是如何被遗忘的

现代世界是庞杂的劳动过程的产物，然而首先被遗忘的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可能令人费解甚至有悖常理。资本主义让劳动时间变得无比明晰，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时间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技术产品的终极原则。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时间规训意味着他们的时间永远不够用。而对于技术产品来说，这意味着只有机器适应了时间短缺的现状，它们才能在经济生活中“幸存”下去，这样带来的可以预见的后果就是，在信息密集型社会中它们能达到的速度远远超越人类的感知。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资本家和工人毫不避讳地就劳动时间争夺彼此的控制权，双方处在一种赤裸裸的对立状态中，因此社会关系的一些特定形式是相当透明的。相比之下，变得不透明的则是对于劳动转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时间形式。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对于任何社会生产形式都极为必要，它是社会生活唯一的、永恒的条件；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它调节着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为劳动的时间性指出了这一概念的本质含义：存在着一种目的性使得人类劳动充满活力，并由此有了方向性。他写道，"劳动是有生命的、赋予形态的火焰；它是事物的转化，是它们的时间性，如同它们在有生命的时间中形成”。

这些话简短隐晦，需要进一步解释，我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进一步说明。有些人类创造能力似乎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或者即使留下也转瞬即逝，比如家务、烹饪等，然而还有些人类创造能力则留下了清晰可见的痕迹，即创造出了实物。在后面这种情形中，作为制造者的人类将自己的创造能力投射到了所制造的物品中。例如，一件大衣就是凝聚了人类创造能力的人造物，它的存在是为了满足我们取暖的需要。因为制造的物品各异，人类的投入也会不同，不过总是需要投入其中的就是创造能力。每天，我们都与无数这样的人造物打交道。通常这些物品不会带有个人签名，因此我们也无从得知或者推断出制造者是谁。但是，正如伊莱恩·斯凯瑞（Elaine Scarry）所说，这些人造物品会包含所谓的人为特征。尽管你在大衣上找不到制造大衣或者制造了其中一部分的人的名字，但是在接缝处或者领子里面可能会有一个标签，它会告诉我们制造者隶属于哪个公司，即使没有这样的标签，我们也可以从接缝和衣领判断出，这件大衣确实是由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制造的。依照惯例，画家通常会在已完工的作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以表明这是“个人”的创造行为，而社会上源源不断地制造复制品则是“非个人”的创造行为，正是两种行为之间暗含的这种对比才让签名这种象征性的实践具有了某种意义。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工制品，但由于这些人工制品中很多都没有体现人类创造力的接缝或者切割痕迹，我们也就很自然地对它们的来源一无所知。餐具、汽车、报纸、路灯、城市公园……当我们每天都在满是人工制品的环境中活动时，我们无法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这些物品是人造的，但是当我们行走在艺术馆中时，我们却恰恰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这些物品有一种错误的感知，把它们当作了纯粹“客观”存在的东西。一旦物品脱离了制造者的双手，它就获得了马克思所说的“幽灵般的客观性”，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命运。乍一看，一件商品似乎微不足道且能自给自足，商品变成了一种抽象存在。但一经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抽象存在让人倍感迷惑。随着无数的人工制品涌入不断扩张的大城市，我们对它们的误解可能也在成倍地加深。如果没有与周边腹地的各种联系，一个城市是无法想象的。城市的市场作为一个空间节点，促成了广泛而复杂的交换关系，然而在促成这些交换关系的同时却也让我们无法看清这些关系。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中，我们会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也就与那些我们看不见、不认识、甚至想象不到的人和地方发生了联系。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某些特征显而易见，比如为了控制劳动时间长期斗争，但是这些关系的其他特征并不明显，特别是整个劳动过程的时间性问题。当然，劳动过程的不透明性已经习惯性被人们称之为“物化”。“物化”是拜物主义的一种形式，拜物主义就是将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属性，如技术发明、法律、修辞惯例，这些本是人类创造能力的实物体现，如今却看起来十分“天然”也因此具有了“约束力”，我们已经无法正确理解其作为人造物的意义了。有的社会机制看起来似乎是依据其自身的独立法则进行运作，就像依据某种自然法则一样，而物化就是这种社会机制虚假客观性的体现，当劳动过程的结构化是通过剥削剩余价值的特定制度化形式即利润实现时，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物化就发生了。劳动时间的历时性过程才是具有根本改造作用的人类劳动过程，但它却被交换价值的虚假共时性所取代。劳动过程因此被遮蔽。关于物化，卢卡奇（Lukács）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这篇出彩的论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对其自身的生产过程丧失记忆的过程。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误识结构，它阻止人们回忆过去的生产过程，尽管其自身正是依靠这些生产过程得已存在并维持。为了揭开这层不透明的面纱，卢卡奇在马克思的研究基础之上，试图辨认出通常所谓的“商品形式”在整个意识中留下的痕迹。他的基本论点是，在商品生产的结构化过程中，那些确切的细节被人们遗忘了。换句话说，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商品形式的源头即那些生产人工制品的机构成为了文化健忘症的牺牲品。正是因为劳动过程被遮蔽，人们无法回忆起这种类型的社会是如何产生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的意识已经无法再感知商品的生产。

不过，在解释劳动过程的不透明性问题上，我们以地方作为例子来分析再生动不过。一个特定的地方，以及那个地方的历史——正如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在辉煌的芝加哥历史中所展示的19世纪晚期的城市发展——会让我们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不透明性。在当时，芝加哥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铁路中心枢纽，它作为纽带将东西部连为一体。芝加哥不仅是五大湖以南的东部铁路西行的终点站，以这座城市为起点各条铁路呈扇状分布向西部延伸。正如一位芝加哥铁路分析师曾说过的，西部的铁路从芝加哥启程，东部的铁路修到芝加哥。芝加哥成为了一个交汇点，东部的商品从这里运往西部，而西部的自然资源也经由这里运往东部。乡村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出的粮食、木材和牲畜被运往芝加哥，作为交换，他们得以购买从城市里来的各种制成品，而这些都是由芝加哥的批发商先集中装配，然后再发到城市的周边腹地和西部的农村小城镇地区。芝加哥的城市街道就是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产品聚集和交换的场所。

不透明？还有什么比这更透明吗？确实，在邮购目录中，所有你可能感兴趣的商品的相关信息都已经详细说明。你还可以从广告中了解到大都市和其腹地之间的联系、债务和信贷流动情况以及整个分销体系的结构。然而，你再仔细看看整个邮购目录的结构。在它的页面上，每件产品都是孤零零的，它只是顾客可能考虑购买的成千上万件产品中的一件。在确定购买一件产品后，对于顾客来说，没有必要再去考虑它产自哪里，是怎么制造的，或者谁制造的，又或者购买它给它的产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顾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产品来自沃德（Ward）还是西尔斯（Sears）。不过以上所有其他的问题都止步于芝加哥。人们要想购买商品，只需查阅下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邮购目录，而不必费心去思考四面八方延伸的经济和生态网络。当一件商品沿着长长的批发—零售的关系链条流转时，它的自然根源以及人为了创造它所进行的劳动过程已经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商品流转的关系网被遮蔽了。

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被遗忘了。随着自然生态系统与芝加哥的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却似乎离芝加哥这个繁忙的城市越来越遥远。一方面，芝加哥让城市和乡村前所未有的紧密起来，而另一方面它却隐瞒了自然系统对它的供养。芝加哥将正在建立的联系遮盖了起来。田地和谷物分开了，森林和木材分开了，牧场和食用的肉分开了。城市的市场越集中，服务它的腹地就越往外扩张，人们就会越容易忘记市场里所买卖的东西来自于哪儿。这样一来，芝加哥的市场交易与其来自土地的根源之间的联系就越容易被掩盖，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这个城市的生活依赖于它周围的自然世界。

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一个地方，比如芝加哥、乡村或者法国，我们总面临着一种风险，那就是忘记这些地方是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它们的地方性曾经并且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地方的地方性总是包含在人们自己所讲述的历史当中，而且最根本的是，那些历史最初都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何时我们谈论地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这个地方的形成史总是存在着争议。因此，当提及一个地方的地方性时，我们就有可能因为把它从地方自身的历史中抽象出来，而赋予其错误的本质。

人们倾向于遗忘创造一个地方所需要的劳动过程，这一点很普遍。这种遗忘在一些颇受欢迎的说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人们会谈及“地方的力量”（the power of place）或者“精神的场所”（genius loci）。这样的说法是在暗示地方——比如城市、社区、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区域——拥有了独立于其创造者的因果力量，拜物主义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然而，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始终在转变的社会进程。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强调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劳动过程中，主体们为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又在什么意义上，通过共同协作对地方进行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投入，并在这样持之以恒的努力下，让其成为了一个具备制度化权力和提供独特文化感知的场所。

马克思和在他之后的学者通常使用专业术语来谈论遗忘的过程，就像他们写拜物主义或者物化一样。在解释他们对文化现象的诊断时，他们诉诸于修辞性的语言，所使用的隐喻大多来自和视觉感知相关的习惯用语。比如，他们会提到不透明、闭合、遮蔽、缺乏透明度或者难以辨认这样的字眼。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所以偏好这样的视觉意象，归根结底是认为视觉在所有感觉中占据着十分独特的地位，古希腊哲学家们早就言明了视觉的崇高性，随后这一信念又经几代西方哲学家一再重申。他们认为，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自己的活动就像一个人拿着镜子以期直视事物的本质，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感知事物的真实本质，还要不停地用力擦拭那面镜子。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人们倾向于认为任何形式的认知错误或者认知扭曲都可以象征性地理解为视觉感知的不足，这种感觉上的缺陷被默认为诸如误解这类的代名词。尽管如此，马克思和他之后的其他学者也经常提及遗忘，当他们把遗忘作为一个动词使用，当作拜物主义或者物化这些专业术语的同义词，或者当作视觉缺陷这种象征性语言的同义词时，他们非常清楚这里语言使用上的替换以及他们这样做的意图。因此，他们会写道，商品看起来似乎很神秘，因为人们忘记了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也会写道，人们忘记了利润来源于从人类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他们会坚持一个事实，即制造加工品的人类机构被遗忘了；他们还会提请注意另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城市的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人们越容易忘记市场里被买卖的东西的最初来源。因此，将最常被诊断为物化或者商品拜物教的过程重新描述为一种遗忘的过程，是相当合理的。事实上，阿多诺曾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遗忘”。

选自保罗 • 康纳顿著、王蜜译《现代性如何遗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注释从略，感谢译者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