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军起义：想推翻满清又想拥戴光绪，因康有为张之洞败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21日，由清末维新派唐才常发起的自立军起义失败。

唐才常（1867年—1900年8月22日）

自立军起义是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在长江流域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因此又称唐才常起义。唐才常原为戊戌维新派成员，政变后流亡日本，获康有为资助并与孙中山革命势力联络。1900年他在上海成立自立会，发行“富有票”吸纳会党及新军，组建兵力约两万人（发展会众达十万），分七路部署于武汉、大通等地。

起义原定8月9日发动，因康有为汇款延期导致安徽大通前军提前起义失败。后改期8月22日总攻武汉三镇，计划拥立光绪复位。8月2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支持下突袭汉口总部，逮捕并处决唐才常等骨干，各地起义随之被镇压。起义主张“不认满清政权”与“保全中国自立”的内在矛盾，终因政治纲领混乱及组织失误失败。

目标是推翻慈禧，建立光绪君主立宪政府，建立满人天子、汉族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普选国会议员；结果事败。此事件激发了维新党人同情革命，是革命历史转捩点之一。

自立军起义

起义背景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开打不久即决胜负。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小日本却轻易地打败华夏帝国，中国知识分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满清因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接下来一个月，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甲午战争后容闳认识了同样口操广东方言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因他曾长期居住于美国，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容闳十分倚重。“保国会”成立当日，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

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但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是为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日便被强制下档。

梁启超与光绪帝论《变法通议》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枪杆子来暴力革新了。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就多有联系。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又同成天涯沦落人，宫崎滔天、犬养毅（日本当时之极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热心中国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

1900年夏，义和团十万之众进入北京，大肆屠杀洋人与信洋教的中国信徒，引发庚子事变，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逼得慈禧与光绪逃离京都，避难于西安。虽然东南各省依东南互保来避免被战事波及，但全中国在一段日子里还是处于无中央政府的危险状态，两派人士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难最有成功几率。孙中山启超对中国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识，认为要成功必定要双方同志携手并进。梁启超还写信劝他的老师康有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来主导两派的合作。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康有为收信后大发雷霆，派人至日本强押梁启超离开是非之地的东京，让他到夏威夷开拓 保皇会（中国维新会）。虽说如此，梁启超在夏威夷还是致力联合，他甚至说要“举皇上为民主总统”，始能结合两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标，藉以联合革命与维新力量。

光绪

1900年的前半年间，因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中国动乱个人至大小团体，上至清廷大员、下至会党会众，都在私下与其他团体连络互动，却又同时互探底细。当时维新党人除了领头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外，绝大部分都是从湖南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因湖南维新党人与张之洞有极深的渊源，便分别游说两湖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想赢得他们支持维新派的武装起事。兴中会方面则是由孙文的老师何启拟定了一份两广独立计划，再由港督卜力负责接洽两广总督李鸿章，欲举李鸿章为独立后的大总统。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而自立军起义的发起者唐才常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本身是一个维新派，他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并于当年八月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结果就在行至汉口时候就得到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噩耗。他悲愤至极，决心推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封建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广泛联络流亡海外的志士，以图匡救祖国。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唐才常光绪二十五（1899年）初回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以开拓民智、激发忠君爱国之志为己任。夏天再赴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四月（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自立会序》，宣布维新保皇的政治宗旨。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

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

唐才常回国后，支持丁惠康、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创办正气会。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他所领导的正气会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

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六月初五（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

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
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
三、请光绪皇帝复辟。

容闳以英文草成对外国宣言，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

在会上维新党人章太炎（章炳麟）大闹会场，主张驱除会议中的满人代表与蒙古人代表，并且发誓不与满人光绪同存。闹完后又戏剧性地找来一把剪刀，当场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他不再当满奴的决心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

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

起义准备

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七月初六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

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

孙中山与自立军骨干

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璇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起义原定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 在汉口发动，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但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起义日期只得后延。

相继受挫

然而安徽大通自立军前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

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

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

十五日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这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

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势，决定破釜沉舟，于二十八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计划汉口自立军先夺取汉阳兵工厂，解决武器装备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救回光绪帝（此时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随慈禧逃往西安）。但却因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最终失败。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

起义失败

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暧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1859―1922）。

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蔡仲浩、汪梦珍、傅慈祥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

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新堤自立军右军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东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军及会党组织也曾举行起义或开展零星、分散的斗争，但在张之洞严厉镇压下相继失利。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编辑 | 卧阑听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