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抗大“暴动”事件

批判张国焘

和许世友“拖枪逃跑”

作者｜刘统

选自｜《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编辑｜策山（本文约7100字）

图源｜网络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10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红军总部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干部，了解情况。

王维舟（曾任红四方面军33军军长——编者注）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做好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冰昆编著：《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一、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

张国焘来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中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1937年2月6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

张国焘用晦涩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如此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

二、凯丰的文章上纲上线

1937年2月27日，凯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编者注）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时就与张国焘争论过的。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问题，凯丰写道：“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中），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的南下电报（1935年9月9日——编者注），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

凯丰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件。从卓木碉会议记录，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电报、指示等等。说明中央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期间的言论和活动情况。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

但是凯丰的文章中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三、罗瑞卿的考察报告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4军和31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1937年2－3 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2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务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单独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3月22日，他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抗日军政大学（原红军大学）总校校门，拍摄于1937年

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感到烦闷。……过去只认识个人（指张国焘），一切寄托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关键是张国焘的影响依然存在，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还没有认识到张国焘错误的严重性，与张国焘划清界线，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场上来。因此，必须对张国焘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仅是张国焘个人，各级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检查的必要。

四、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沉重压力

此时，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感觉到沉重的压力。从上级派人来考察部队，4军和31军领导人的变动，以及中央转发张国焘的检查和凯丰的文章，都是一场党内重大斗争即将开始的前兆。

同时，西路军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当3月中旬，援西军政委张浩（即林育英）宣布西路军失败的消息，4军和31军的干部战士都痛哭起来。有的人终日情绪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头上。

张国焘对西路军的失败极为痛心，他感到：“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了一副骨头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脊梁骨也被敌人打断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51页）

西路军的失败在陕北引起强烈反应。自1935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西路军的失败是红军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中央当然要追究责任。

在陈昌浩电告中央西路军失败的十余天之后，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推荐阅读《》）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

23日到26日的议题是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从27日到31日则是以批判张国焘路线为中心议题。

3月27日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张国焘作检查。他承认自己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犯了路线错误、退却逃跑错误、反党反中央错误，承认自己对民族革命运动、中央红军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因而悲观失望，主张退却。他表示要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也要很好地检查一下。

几天会议中，发言十分热烈。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林彪、贺龙等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坝会议期间张国焘反对中央的罪恶和对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迫害。原四方面军的傅钟、王维舟、罗世文等揭发了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实行军阀统治，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何畏等则检讨了自己追随张国焘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在3月30日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的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

谈起长征中的斗争，毛泽东说：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最后的话使在座的同志都为之震惊。这件事情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没说过，除了凯丰的文章之外，毛泽东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件事情。除张国焘外，其他当事人没有在场。叶剑英在西安，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路上流浪。在以后的日子里，凡是提及长征中的“密电”问题，最原始的出处就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继续说：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

毛泽东最后说：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机会主义史的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665页）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张闻天作总结性的发言。他历数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张国焘本人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基本上是重复了毛泽东的讲话和综合了各位同志的发言。对大家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撤销其党内职务问题，张闻天建议暂时不做组织结论，给张国焘一个改过的机会。他的话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这时，主持会议的博古要张国焘表示态度。张国焘沮丧地站起来说：“各位的发言，特别是几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恶果很大。”说着，他痛哭流涕起来：“我现在宣布我的错误的破产。以前种种昨日死，以后种种今天生。”但在座的人却发出一阵不信任的冷笑。

延安时期的张国焘

接着，张国焘答复了会议中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肃反、反对中央、阿坝会议、杀害胡底等同志，张国焘都承认是自己的罪恶。但是有几个问题他拒不承认。一个是曾中生之死，他说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个是“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国焘否认有此事。他说：“我要说明的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

张国焘最后说：“我的错误的确是反党反中央。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同意给我作组织上的结论。但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当党员看待，当反革命看待。”

批判张国焘路线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

六、张国焘不服气和斗争扩大化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国焘经过几个月闭门思过，在1937年6月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盛仁学编：《张国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其实，张国焘心里是不服气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来发泄不满，张国焘安慰他们说：“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56页）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

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当时4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许多干部惶恐不安，上级调干部去学习，就怀疑自己“有问题”，“恐怕是犯了错误”。有的借口“不识字”“学不进”，拒绝离开部队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8页）31军的情况也差不多，军政委郭述申在5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反映：“4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86名。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贺龙传》第9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小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贺龙1961年6月5日的谈话，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七、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1937年4月3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较详细的回忆。他说：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

“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方针路线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加上下边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

“我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凯旋：《许世友之谜》，《南方周末》1995年5月5日）

任军区司令员时的许世友

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暴动”和“谋害毛主席”，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

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的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八、毛泽东为许世友等四方面军干部平反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做了反映。

张国焘回忆：“负责审理四方面军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0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363页）

毛泽东听了董老的汇报，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中央批判张国焘，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应当好好团结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息事宁人。

这时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听了徐关于西路军情况的汇报后，要他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些工作。当时徐向前的处境也很不好，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实践证明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一次讲话中说：反国焘路线是有些过分的。如1937年在抗大，今天也讲，明天也讲，讲得人家根本不要听了还要讲。……关于抗大“暴动”的事情，说许世友等想杀我，给他们作了反革命暴动的结论。现在这个结论要修正。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但自抗战以来，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任鲁南军区司令员，他们的工作都有成绩，说明他们是好同志。这里得出了一个教训：是斗争过火了引起他们这样干，这是不对的，不能过火斗争。

毛泽东的这番话明确否定了抗大“暴动”事件，为四方面军的干部平了反。

（本文摘自《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第23章“批判张国焘”，大小标题均系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刘统（1951年9月1日—2022年12月21日），出生于北京，“文革”中老三届。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军衔；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出版著作数十种。代表作有《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历史的真面目》，以及“解放战争系列丛书”《决战：东北解放战争》《决战：华东解放战争》《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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