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苏赞：公益报道是一场漫长的田野｜对话编辑

一份理想，一次偶然，让苏赞成为了公益民生领域的记者。记者是苏赞向往的职业，而机缘之下去到《中国财富》杂志实习，给苏赞带来了一次公益的启蒙。公益慈善、社会工作和新闻记者，这些领域有不少相似的特质。大家面临的挑战里，也一样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但镣铐不能成为初心忘却的理由。记者身份之外，苏赞也是一名志愿者以及公益慈善的参与者。“参与”让苏赞真实地看见了公益事业在细节上的瓶颈和痛点，并尝试通过报道更好地推动思考和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记者应该常去陪伴，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不要为了报道而报道”。

在很多报道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流程是完整和顺利的，但在实践中，这并不代表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样顺利。“要以人，而非以流程为中心。”这是对话过程中苏赞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找到真实的社会痛点，邀请更多人一起思考具体问题的具体解法，才是公益报道价值所在，也是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迫切需要的共识。然而，共识尚未形成。在有限的自主探索空间内，苏赞仍在寻找更好的解法，试图推动人们转变认知，也为需要帮助的群体找到“同温层”，让具有纯粹人文情怀的行动者不再孤单。

做公益报道，对苏赞来说，是一场漫长的田野。

苏赞

作者介绍：苏赞，2017年入职广州日报社，现为广州日报民生频道编辑、记者，主要关注公益慈善故事和行业话题。

代表作品：

《深一度丨那个8岁孩子的家，在哪里？》

《深一度丨当改造告一段落，一座历史古村的再生还要走多远》

《深一度丨倾听“心声”：解码孤独症青年的故事》

Q：你是如何在记者和编辑这两种角色之间相互转换的？二者的工作内容有何不同？

A：广州日报民生频道主要是由我和几个同事一起负责采编。在这个团队里，我们身兼记者和编辑两个角色，需要互相给对方写的稿子做编辑。

记者和编辑还是很不同的。在我们这里，站在记者的角度，写完了一篇稿子会想尽快发表；但是站在编辑的角度，就会考虑稿子对议题、频道的影响力以及稿子是否能带来改变，也会考虑这个稿子是否能做到议程设置。但稿子出得慢，记者和编辑之间也会存在张力。

不同的编辑有不同的风格，我的一位同事喜欢优美的文字和文章的可读性，提的修改建议也会着重于文字表达力；我当编辑会关注稿件能否展现出事情背后的点，而不是一句话带过。

Q：从编辑的角度，你认为什么样的选题能称作是一个好选题呢？

A：我们团队会把公益分成具体的板块，从具体的板块里找选题。目前，我们主要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残障群体、银龄群体、社区发展等板块。其中，未成年人保护可以分成流动儿童、残障儿童、儿童心理健康，以及复杂个案；残障群体领域初步分成了身体障碍和心智障碍。身体障碍和心智障碍也下分了几个具体板块，包括康复、教育、就业、社区融合、养老等。银龄群体的公益服务领域方面，涵盖可持续社区养老、阿尔茨海默症支持、老人安宁疗护等。社区发展的议题包括社区慈善、社区治理和社区营造。

其实每个领域每天都会发生很多事，相关机构每天都有活动。但相比于跟进活动，我们更想看到，当一个线索的痛点暴露出来，大家如何探索解决办法。我们自己也在反思，以推动心智障碍者社会融合的相关报道为例，我们正在看到，同时自己也在写越来越多的行动案例报道。很多机构和项目越来越出名，但推动改变的细节关键在哪里？如果一些项目的解决问题思路真的像媒体报道呈现的那样，为什么一线城市的心智障碍者真实就业率只有4%，除了钱，会不会还有一些细节没讨论。

以《深一度丨那个8岁孩子的家，在哪里？》为例，这个选题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个八岁的小孩，在原有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责任、周边支持网络不断崩塌等情况下，应该怎样通过社会多方联动，在法律框架下帮助孩子走出困境。我们看到法律框架都是完整的，大家都在说多方联动，但具体怎么联动，遇到卡壳的地方怎么办，下一个遇到类似情况的孩子还有没有可能在机制的推动下获得更顺畅的支持，很多细节需要被讨论。之前，我们还跟过在泮塘五约发生的一场社会创新实验。那里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开展了广州首个公众参与的“共同缔造”工作坊，让当地街坊参与到建设层面的社区改造决策中，受到很多媒体、学者的关注，当时我们也跟进了报道。去年，我们再次去到现场，和当年推动了公众参与，现在依旧留在当地开展社区营造的社区规划师、村民以及政府官员一起探讨——当建设层面的共同缔造结项，公众参与还存在吗；谁来推动下一个层面的共同缔造；而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创新，对一个村子的正面作用和消极影响是什么。

我们在《深一度丨当改造告一段落，一座历史古村的再生还要走多远》中把这些议题都抛了出来。我们也发现，我们太多地关注一个项目的开始或结束，却很少关注一个地方或一群人长远的命运，或寻找项目之外跟这个地方或一群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关键细节，但这些问题或许才是“共同缔造”能否完整出现的关键所在。归根到底，我们觉得一个好的选题，应该关注到真正推动改变的卡点和细节，或是经验。

Q：能否分享一些找线索的独家秘籍？

A：其实我们自己也在学习中，所以没什么独家秘籍。但首先，我们团队的一个深刻共识是：采访的时候，我们不把对方看作是受访者，而是当成朋友，对于某个事件、某种愿景，大家共同交流。

其次，在获取线索时，一方面有机构会找我们聊，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在做志愿服务或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志愿服务挤满了我们的星期天。

有时候我们会去听讲座，关注其中提及的有意思的探索，不过这种方式具有偶然性。比如，我们一直在关注“泮塘五约微改造”项目的后续情况，但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探讨。一次讲座上，我们被那位双眼充满光彩的社区规划师打动了，我们在对话里能感觉到，她眼里有光，想推动和守护一些东西，人和人之间的感觉挺奇妙的，也是那次之后，我们就约了一起在泮塘五约，深入聊一聊。

其实公益有很多固定场域，比如重症儿童的场域就在病房里。如果你自己保持关注和参与，自己就能感知到变化和痛点，有时候痛点并不一定是受访者告诉你的。

Q：在公益类选题中，作为编辑，你会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受访者的隐私？

A：我觉得保护隐私主要就是把对受访者的影响降到最低，但其实我很困惑，我们如何在使用化名与保证新闻真实之间保持平衡？比如有的残障孩子脚部畸形，媒体该不该拍这个特写？在没有标准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衡量的尺度更依赖编辑判断。编辑需要思考自己是不是在制造偏见？发出去之后会不会产生对这个群体的标签化认识，进而影响了TA们的社会融合？如果会产生偏见，无论怎样削弱稿件的精彩性，都要保护隐私。相反，如果稿子是为了打破偏见，并且已经征得受访者同意，我觉得就不需要打码。当然，无论对方需不需要，我觉得化名都是需要的。

Q：学生如果将来想做公益新闻，平时可以做哪些积累？或者关注哪些信息渠道？

A：信息检索能力是当代人必备的素养，因此获取信息并不是难点。比如，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相关议题会出现很多机构，你可以直接联系机构的负责人，表明自己想进行一场访谈。但访谈不是基于报道的需求，而是基于纯粹的好奇心以及一种公共意识（怎么理解自己和社会、周边以及公共议题的关系，意识到自己可以而且应当推动改变）。从零开始慢慢了解公益并认可公共意识的必要性，这就足够了。

在日常积累方面，我觉得首先应该理解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运作方式。这很关键，我认为这是一个人理解并形成公共性的基础，只有理解这些，才会知道社会为什么需要公益，而我为什么要参与公益。

其次要理解公益的发展来由，建立信念基础支撑自己做公益报道。对我来说，我的基础信念是，如果政府、市场基于各种原因无法做某些事情，这时候就需要社会力量——可能是公益力量——给予支持。在基础信念之上，找到自己真正关注的议题。我以前也犹豫自己是否要做一位“面面俱到”的记者，想参与每一个事情。但事实上，公益领域涉及了很多跨专业的背景和知识，自己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做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公益是宏大的，不要为了公益报道而公益报道，做公益报道应该真正关注在自己身上所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共情。

最后，无论将来做不做公益新闻，我觉得都可以先从成为一个志愿者开始。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说教意味，但我始终认为新闻与公益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落脚于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推动。如果只执着于做新闻，这也就变成了另一种“事本主义”，被自己对职业流程的理解限制住了。作为一名记者，可以尝试多多参与。虽然我不确定参与是否会让记者越陷越深，但是真正地参与其中，才能知道议题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有哪些细节卡住了。就像做了一段时间的残障儿童报道后，我自己也在反思，当我遇到了需要帮助的孩子时，我还是不知道找哪家基金会或医院寻求帮助，这时我是否真的是这个议题的推动者？明显还不是。当然，做公益报道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做积累。

Q：你如何理解公益？公益报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A：不同的人对公益的理解不同，我理解的公益更多意味着“公共利益”，其中包括了关注不同的人是否都能在同一片土地获得对应自身的支持，可以在学习中成长，在朋辈中互助，在急难中获得兜底，在这片土地找到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当个体被看见，公共才会被看见。而公益正是在细节上推动这些的实现。我觉得这也是公益和记者的相似之处。当采编和经营分离时，记者不负责“赚钱”，而是负责“花钱”，推动特定议题被关注，让一部分人能够被看见、被帮助。记者在推动信息传递的同时，也应该肩负道义。公益也是如此，纯粹的公益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在一个谋生的职业基础上背负了更多的使命和愿景，将社会各方捐献的款项用于推动公共议题。

我们对宣传和报道的认识是模糊的，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有的人会将公益报道理解为公益宣传，认为公益项目需要通过宣传向社会展现其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公益报道并不是公益机构、项目利用的工具，媒体也不能只讲某个公益项目有多好。

公益报道还应该讲述怎么发现社会痛点和公共需求，以及通过怎样的方式才有可能对此做出回应。作为专业人士，我们应该发现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瓶颈，并从个体的角度思考，怎么做才可能推动事情的发展。公益报道的核心就是把上述的思考展现给更多人看，包括政府官员、管理者、一线同行者以及公众，并启发大家一起思考这件事情该怎么做。当然，并非每一次公益报道都能实现这个目标，但这应该是我们不断逼近的方向。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是一篇有意义的公益报道。

Q：在做公益的过程中，媒体的职责是什么？

A：在我个人看来，媒体人应该尝试做议程设置，在有新的社会痛点出现时和各方一起探讨如何解困。媒体的一部分功能，是让那些心里有一把火的人、有纯粹的人文情怀的行动者，不会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孤独，帮助大家找到同温层并启发更多人思考。

Q：你定期去做志愿服务，以志愿者身份跟对方交流，是否是为了能更容易地去获取选题？如果你说自己是报社记者的话，对方是否会有防备心理，对于某些痛点不太敢说？

A：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我那时候的想象很天真，想着做志愿者，跟不同的人聊天，就能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后来觉得志愿服务不是工具，人跟人之间是能共情的，无论是孩子、大人还是机构，你带着某种目的去接近一群人，大家能感受到你的功利心；但如果你是出自关心去跟对方交流，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前者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带有预设，但后者你不求答案，只是沉浸其中，只是想帮一下忙。

受访者是否会抗拒采访？在传统的新闻伦理和我们自己的想象中，涉及到困难群体的报道我们通常会打码，我们会觉得人家羞于表露身份。但实际上，当你不是用你的新闻报道给一个群体贴标签的时候，对方就是一个普通人，TA 可以在特定的支持下跟普通人享有一样的工作，参与社会分工，探索自己的社会价值，为什么要打码呢？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个体层面的特殊性，而是残障人士没有得到应有的适配的环境。这时候不是人出了问题，是环境出了问题。当以这个理念做报道，同时把这种共情传递给受访者的时候，我相信受访者就会跟你分享。

Q：你曾在未成年人保护报道的评论区提到，“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尤其是社会支持，恰恰最需要摆脱‘事本主义’的樊笼”。你能借此展开谈谈，社会服务、社会工作发展遇到的阻碍有哪些吗？

A：我先谈谈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情况，再解释我所理解的“事本主义”，最后说社会服务面临的具体阻碍。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最直接的就是预防、发现、介入、评估，并不断循环。具体涉及的议题很多，包括心理健康、残障儿童、原生家庭监护、侵害行为等。如果按条块来划分，也许看起来很细致，但视觉盲点永远存在。因为一个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条条线就可以拆分出来的。

以《深一度丨那个8岁孩子的家，在哪里？》为例，整个案例虽然很完整地给孩子解决了问题，但是我们也需要反思，孩子一般在6、7岁的时候进小学读书，为什么这个孩子到8岁才被人发现没去上学？我们是不是荒废了这个孩子两年多的时间？如果要做好这个孩子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就需要倒推回去：在孩子6岁的时候发现她没有学籍，这时候应该及时跳出条块分割，联系各方寻求帮助，要真正地把一个孩子当成孩子来对待，而非将其看作某个流程或事件，最终作为悬案了结。后来这个8岁的孩子在垃圾桶里捡垃圾，被好心的街坊发现并报警，街坊无意识地履行了公民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提出检举控告的权利和道德义务。但整个事情充满了偶然性。

每个板块的流程都是完整的，但一个复杂个案里，一个孩子需要的支持往往横跨了教育行政、法律、社会工作、心理健康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社会力量协同介入的，一旦只是按着流程走，缺失了以儿童为中心以及“国家亲权”的思维，就会步步难推。所以街道社区最终能支持这个孩子走出原生家庭的困境，不是因为大家只是把自己的流程走好，而是跳出流程限制，不把自己视为一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接着基于问题思考我要找谁，我还可以做什么。

所以这个案例的成功之处，在于大家还思考了社会的其他专业力量会不会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这个事情一开始就有人联动专业人士，结果也许会推动得更快。政府、社会和市场是有分工合作的，大家要彼此留出开放协作，让跨界专业力量可以进入的空间，不要太自信地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很强，而隔绝了外部的专业力量。未成年人保护里，本来就不是单一学科的事情，也没有全能专家一说。

在我的个人理解里，“事本主义”的本意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在很多实践中，事本主义的“事”变成了流程，变成了机制框架，这导致了很多不确定性和问题，我们介入的标准也变成了事件的出现而非以人为本。公益慈善是做“政府做不了，市场不去做”的事情。当大家摆脱不了“事本主义”的思维限制时，公益就会与“政府做不了，市场不去做”的事情产生矛盾冲突。虽然我们了解到许多公益机构面临着生存困难，但是如果这种思维不断泛化、固化，很难再有所谓的公益的专业价值。有的人会强调社会需要先对自己专业价值有认可，但是专业价值的认可并不在于政府或市场给TA一笔钱让TA去做这个事情，而是TA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和价值去影响社会，改变社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会有的公益机构或社工机构没有把问题理清楚，把自身的生存困难与公共性、专业价值认可混在了一起。比如你和TA聊专业价值、公共性的时候，TA会和你聊生存困难，把一切都归因到了生存困难上。有的机构缺乏额外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找回自己“遗失”的专业价值的勇气，没有想清楚自己在绝境之中要坚持做社会工作还是做一个“劳务派遣公司”。公益跟新闻很像，都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不能认为自己带了镣铐，或者把镣铐带得特别好，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好了，就值得这份工资，同时还需要社会在专业价值上的认可。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在我看来，另外一个阻碍体现在社会环境的层面。在这个循环里，因为社会未认可专业价值，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在和专业人士交流的时候，更多的是项目式浅层交流，而不是寻求专业建议上的对话交流，这时大家怎么找到突破口，也是有难度的。

坦白说，公益慈善和目前狭义上的社会工作遇到了瓶颈和转折点。在过往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在转折点到来的时候，都会有一帮学者或实务人士去推动创新。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很难看到在转折中突破的思维，因为生存都很重要。生存带来的另外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内耗甚至是恶性竞争，我们很可能在职业化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市场中的角色，而不再是社会中的角色。而公益报道如果一直还是公益宣传，也是在固化这种思维。好的公益报道应当启发人们思考我们的专业机构——以及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自己——如何尝试就社会痛点给出答案。公益慈善、社会工作从来都是创造了社会价值才会有人买单，进而为社会工作者的薪酬待遇和福利摇旗呐喊。

Q：关于“无声面包店”这篇稿子，当时你是怎样获取这个线索的呢？稿子里面涉及到一位叫“灿燃”的听障人士，当时采访他的时候是怎么进行交流的呢？

A：当时是我同事刷到了它刚刚开店的爆火抖音视频，然后我们就过去了。我跟我同事有分工，他约访了无声面包店的老板，我纯粹出于个人兴趣，想去尝尝TA们的面包，就在面包店待了一整天，中午吃面包，晚上也吃面包。我自己做报道的习惯就是不把自己当做记者，我就是顾客来体验。TA们也没把我当成记者，这种状态挺舒服的。

对灿燃的采访主要通过纸笔进行。他拿纸笔，我们也拿纸笔，我们写一个问题，他写回复，然后他时不时打打手语。整个纸笔交流的过程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但其实没有聊多少事情。

Q：你是如何把握感性故事中的理性逻辑的？

A：以孤独症这个稿子为例，当时采访量挺大的，当时我们的伙伴是跟着每一个孩子回家，然后家长都专门拿出一段时间做采访。有时候我们跟TA们相处久了，也知道主要矛盾在哪里，甚至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遇到的经历都是相似的：确认孩子伴随孤独症的时候五雷轰顶，开始时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四处寻医，接着可能找到了合适的方向。

当中的一个人物——癸汶，我们跟他聊过不止一次，对他的故事很熟悉。我跟癸汶在2019年认识。癸汶小的时候没怎么进过学校，后来先后进了启能班、少年宫，最终进入社区厨房工作。社区厨房我有所了解，我起初认为癸汶还没有胜任工作的能力，但后来，他整个人状态很好，这是工作场景给他带来的巨大变化。

就算不写稿，我们也是长期和这些同学相处。我觉得做孤独症议题的报道，做一次是不够的，现在对很多议题的报道都是口头上的关注，但这是不够的。有一批大学生跟过我们一起关注孤独症，这时我们会跟学生说，你们有没有看足够多的论文？有没有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什么及其分类吗？知道广州有多少孤独症青年吗？TA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样？TA们的就业率是多少？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无论做未成年人保护，还是做孤独症障碍，如果没能成为一个研究者，就很难为TA们有效地发声。

Q：在探索记者的公益新闻出路方面，你目前有哪些探索成果？

A：其实是个人层面的公益新闻出路，仅代表个人。目前来看，我越来越清楚自己前进的方向，即使我尚未彻底想清楚公益报道是什么，但我也很清楚公益慈善以及社会工作需要的不是宣传。写长篇报道是会面对一定张力的，但是在这个频道里，我们有一定的探索空间与自由度。此外，解困式报道也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我们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现在也在做尝试和学习。

在实践的层面，我们也在反思，有的公益报道其实并没有解困的作用。我不确定这是否有违媒体伦理，但是结合我的经历和反思，我觉得媒体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事件当中，才能推动改变。“参与”才能让记者看到细节上的瓶颈。例如，基层的一线行动者并不知道特定群体需要怎样的康复，以及该去哪里寻找相应的资源。作为跟线记者，即使我有系统性的思维和专业联动的意识，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可能不清楚遇到不同的情况分别该向谁求助。如果记者自己都不清楚，凭什么要求别人去系统地联动？每个专业视角都有其局限性，在细节行动上又会遇到旁观者所不知道的卡点。

因此，在面对复杂个案的时我们还应该思考，真正遇到困难时应该寻求哪些专业资源的帮助，怎么巧妙解决具体的那些行动卡点，不要轻易相信自己就是答案的终点。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实务性的突破，比如列出可供咨询的专家、机构等资源清单。

最后，也要坚持普及最基本的概念。我们往往只在最开始的时候把某类障碍的基本信息讲得很清楚，但后期的报道完全没有再做阐释。举个例子，除了医学和专业康复老师之外，有多少人知道孤独症谱系障碍到底是什么状况？在不清楚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就去提就业支持或社会爱心，都是空中楼阁。当新闻报道涉及背景知识，可以做超链接进行跳转，这或许是一种更负责任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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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黄柏涵 胡可欣

编辑 | 许玉珍‍

值班编辑｜梁婉冰

运营总监丨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