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军：清影的人类学转向

本文转自：爱上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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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本期访谈讲述了雷建军教授在研究生毕业后，在进入央视或留校等选择之中，如何机缘巧合进入清华大学成为纪录片制作教师。当时正值新传类专业改革中，他带领学生们创作了几部从日常生活中走出来的《大肆》、《大一》反响颇佳。他访问英国格林纳达影像人类学中心，回国后将人类学的方法注入纪录片教学，此后清影工作室制作出一系列具有人类学民族志特质的影片，如《众神降临》《卯节》等，将纪录电影制作与放映、学术访谈结合，逐渐形成清影工作室独特的创作风格。

访谈人：周兵导演（以下简称“周”）

受访者：雷建军教授（以下简称“雷”）

全文字数约7945字，建议阅读时间15分钟‍‍‍

周：上期我们是说到，你当时在广院读纪录片硕士，之后为什么当时没有留在广院，最后去了清华呢？

雷：电视系我们年级当时留了四五个人，都留在电视学院，我当时工作是有几个选择。

那时候大部分同学希望去央视做导演，我读硕士的时候，先是在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工作，比如「头发是怎么成长的」，「塑料袋是怎么制成的」这种科学专题片。

《走近科学》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科普类电视节目。 节目以弘扬科学精神、宣传科学思想、提倡科学方法、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节目于1998年6月1日起每日晚20:00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2001年7月9日起改为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首播。2019年9月30日，《走近科学》播出最后一期节目后停播。

后来是在央视二套的「对话」栏目工作，当时「对话」节目是特别火的，因为嘉宾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老总，节目内容就是知名人士的访谈，现在想起来挺逗，马云，李彦宏天天坐在那儿当观众。

那时候大部分同学的选择应该是去央视做导演，或者留本校，我本来还跟钟老师说好， 毕业可能要分配去新影厂。

但是当时到清华也是非常机缘巧合，这个要说到一个人，我当时的同学纪宁，我们都叫他胖子。

当时我有一台电脑PC机，我的同学们如果要发个简历，或者写e-mail，好多同学要用我的PC机来做。那时候大家都在找工作，结果就是在胖子用我电脑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声，说清华在招人，你可以试试。

然后我就给清华递了个简历。

可能当时对于尹鸿老师和清华人文学院传播系里的老师来说，是需要招一个这种实践性质的老师。

我印象就是先面试，面试之后又试讲了两次课。先是在系里讲。讲完了以后在学校讲，然后通过了。

通过之后，我就去跟「对话」栏目的制片人王利芬讲，我毕业要去清华教书，她当时特别不理解，问我说「你去大学教书干嘛？」那意思大概就是说，没必要去。

《对话》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的高端品牌谈话节目，2000年7月8日首播，致力于为新闻人物、商业领袖、政府官员、经济专家提供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受邀嘉宾均为来自国内外政要和500强商业巨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标志性人物。

因为电视台在那个时代确实如日中天，有非常强的影响力。我们「对话」栏目组个局，去的都是王石、柳传志。我后来想一想，我说我还是喜欢教书。

结果我来清华以后，第一个月领到工资条就后悔了。

电视台导演的月工资当时一两万肯定是有的。比如说做一期节目的工资是八千块钱，一个月做两期就有一万多块钱了，另外再给你点底薪，那就有两万块。

我第一个月从清华领到钱，一看工资条，只有两千多，差距可太大了，差10倍。

当然所谓后悔是开玩笑，我肯定是喜欢教书才来的。

周：在清华，如果按照常规的理解，是搞研究，做论文，写书。

雷：头几年我也是这么干的，后来有清影工作室之后，我就开始了创作。我们尹鸿教授是一个比较多元化，宽松的一个领导，他给我们的空间也真的还是挺大的。

其实我喜欢创作。现在想想，可能确实和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组织放电影这种事有点关联。

刚来的时候，我先要去适应学术的环境，然后是考虑怎么把课程做好。我当时主要给学生讲的是影视制作课，内容就是带着学生做片子。

第一届学生是99级的。然后就是2000级，梁君健是我们的第二届学生。然后到了03年，我就读了个博，之前这个专业是没有博士可读，所以03年我才读的博。

然后就到了2005年。我当时作为班主任，带的班是2002级的，正好2006年他们要大学毕业了。我说你们毕业作品可以把你们毕业这一年拍下来。所以其实清影工作室的第一部标准纪录电影作品，是这一部《大肆》，之前都是短片。

学生们开始自己拍自己。拍完《大肆》，又拍了《大一》。就是军训的故事什么的，这样就开始进入了一个长片创作的状态。

《大肆》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2级36名本科毕业生用一年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了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这部纪录片由该班主任雷建军老师提出创意，全班同学集体拍摄、制作，真实地纪录了36个年轻人大学最后一年的生活。本片获得了四川电视节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社会类新人奖。

《大一》于2009年上映。影片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级本科生为拍摄对象，内容涵盖新生赤足运动会、男生节/女生节活动，以及学风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影片通过学校仪式与社会实践对青年成长的规训作用，呈现其在特定教育环境下形成的思想文化特征

周：你们清影工作室的作品都是纪实类型的？

雷：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基本在这条路上。

唯一中间的一个转向就是人类学的转向，是因为2003年我读博了，我就选了张小军老师的课。他是讲文化人类学的，还有郭于华老师的课，讲质化研究方法，也会讲到人类学的方法。

我觉得一些东西用在纪录片里头特别好用，就跟我小时候那种看平遥的各种生生死死的东西关联度很高，并且它理论化，田野的那套方法非常好使。所以06年《大肆》做完，我就选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格拉纳达视觉人类学中心（Granada Visual Anthropology Centre）去做访问学者。

周：你在曼彻斯特大学待了多久？

雷：其实总共就是半年多，但那半年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影像人类学。

我在那儿主要干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听他们的人类学系的理论课，去比较系统地了解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源流，包括人类学和社会关系。

第二就是上导师课，我的导师是保罗·亨利教授，他的名字课程叫screening culture（视觉人类学经典），在他的课上其实我才系统学习了人类学影像的历史，我现在上课还在用他的教材。

保罗·亨利（Paul Henley）剑桥大学社会和政治学学士，博士，英国电视台担任自由电影制片人，格拉纳达视觉人类学中心主任，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

第三，就是跟着他们去拍摄，去观察人类学体系下的纪录片导演是怎么拍片子的。在观察他们怎么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我总结了几点对我来说很有启示的东西，在这也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他们遵从文化多样性原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学生作品不局限在西方，真的是在全世界拍的。

我记得我们那一届有一个挺有影响的校友约翰内斯·索博格 （Johannes Sjöberg），他那时候就是在巴西拍变性人。

Transfiction，2007，57min。这部纪录片聚焦于生活在圣保罗的巴西变性人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和歧视。法比亚·米拉索斯（Fabia Mirassos）通过梅格（Meg）的角色来展示她的生活，梅格（Meg）是一个变性美发师，面对不容忍和重温虐待记忆。Zilda则是圣保罗众多跨性别者之一，她虽然以性工作为生，但始终努力寻找出路

大家从世界各地拍完回来放映的时候，你会发现拍摄地特别多元，有去缅甸的，有去哈萨克的，有去非洲的、南美的。大家放电影的时候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观看世界的差异的状态。

我的导师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电影节（RAI Film Festival）的联席主席，2007年我就帮他组了一个panel，带了一些中国的片子，包括孙曾田的一些作品，在这个电影节放。

周：你们的教学中也有人类学的课程吗？

雷：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有人类学的课程。所以我们现在对清影工作室的硕士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去听人类学课。不光是去旁听，还要认真地把课修完。

修完课程之后，再去用人类学的方法，加上传统的这种纪录片方法做出自己的片子。从2006年到现在，我们的清影工作室的培养大概就是使用这么一套逻辑。

学生也会做传统的纪录片或者偏独立性的纪录片，我们不去限制他，但是我们像做一些大的项目的时候，肯定会把前期的那种田野调查会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花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

在作品的表现上，我们并不要求学生完全受人类学纪录片表达的限制。

因为纯人类学的片子很多都太闷了。我对在格拉纳达看到的一个镜头印象很深，是一个非洲的女性，蹲在一片土地上，风就起来了，尘土飞扬的，30分钟了，还是这个镜头。50分钟以后，她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影片这么做，是因为这种人类学影片的本质还是一种研究。但是其实可看性太低，也不太行，毕竟我们的学生还要走入社会。

我们最终还是要汲取一下视听语言的这套逻辑，走一个中间的道路。

我记得当时梁君健已经读博士了，我们就一直在商量，想要探索一个新的培养方式，慢慢这么就走过来了。

周：我插一句，你应该认识剑桥大学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雷：我去过他那儿，他和我的导师都是人类学的。他很长一段时间跟我的导师是电影节的联合主席。

艾伦·唐纳德·詹姆斯·麦克法兰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名誉教授。他是20本关于英国、尼泊尔、日本和中国人类学和历史的书籍和许多文章的作者或编辑。他专注于对现代世界的起源和性质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他对在教学和研究中使用视觉材料越来越感兴趣。他是英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院士。

周：特别巧，我2006年离开东方时空去了中央新影集团，他当时找我，想在中国拍到一些研究，所以我就陪着他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去了重庆，认识徐蓓。

雷：徐蓓后来跟他读了社会人类学硕士。

周：我也是大概在06年通过他知道人类学，但是我没有往那条上走。

我现在也是特别赞同你的人类学走向，因为有时候我也分享一些专题课，我就说大家学完影视技术以后，背后还是需要你的社会学，人类学，包括心理学的理论支撑，这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雷：对，其实是要有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咱们不说它有多么高大上，但它确实好用。尤其是在你拍一些社区的时候。如果你的拍摄对象不是某一个人，是一群人，那这套方法是非常好使的。

周：你们会用什么样的人类学方法来观察一个机构？

雷：我举一个例子。梁君健有一个片子叫《众神降临》，他是拍陕北的佳县白云观。我插一句，佳县很漂亮，一定要去。

纪录片《众神降临》记录了白云观四月八庙会的各项仪式活动，讲述了白云山道士和信众的故事，展现了白云观庙会所承载的民间信仰和地方文化，探索了庙会中道教礼仪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探讨了庙会对黄河两岸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整合，以及庙会仪式活动、口头传说和物质文化中的民间信仰和历史神话等人类学和民俗学话题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影视传播、视觉文化、影视人类学、媒介与社会等，讲授《镜头中的国家与社会》《影视制作》《清新视界工作坊》等课程，执导《一张宣纸》《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六百年》《风起前的蒲公英》等多部纪录片

你如果去到佳县，会觉得中国还在80年代。它是黄河边的峭壁上头的一个县城，完全是一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状态。佳县有一个道观叫白云观，是北京的道士奉旨去那儿建的，目前是山西、陕西、内蒙、甘肃、宁夏之中道教最强的地方。

梁君健当时本来申请的是道教音乐作为主题。但是他去了以后一做调研，发现白云观整体的日常运转模式都很重要。所以最后音乐项目就演变成了一个新的项目——《众神降临》。

《众神降临》讲的是每年到了四月初八，真武大帝得道日的时候的民俗节庆。此外，每年的腊月和正月，佳县那边的村子会举行放赦活动，怎么放呢？是把神像通过一个绳子从山顶放下来，放到黄河边。那种场面和神仙降临时没什么区别，非常壮观。

那么当我们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去做项目的时候，前期肯定是先整理文字的资料。进入到现场以后，你会去观察他们，用参与者观察的方法每天去看他们怎样生活。

这个阶段可能都不拍摄，就是每天在看他们怎么去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能把他们的机构的内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码出来了。码出来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分析怎么样去呈现它。

人类学影像其实也没有一个特别强的定论，因为你们那篇文章不是特别火吗？你们发了那篇文章之后，朱靖江说「也不要问我什么是人类学」，按理说，他就学人类学的。

他说的也是，人类学本质还是一种观看他者的方式，怎么观看，其实没有一个太死的框架，那样就把人框住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理论，我今天可以再分享一下。我说的不一定对，发出来之后大家可以指正。

我认为有四个东西是人类学影像最必须具备的。

第一，人类学要求一个整体观。不是呈现一个人，而是去呈现一个机构，一群人。这是跟一般的以人物为记录主体的纪录片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人类学要求你从内部人的视角去观察，而不是从一个导演的角度去看。是比如《众神降临》，需要从一个道士的角度去看道士。所以你要充分地去理解他，理解一个道士怎么看仪式、仪轨，一个道士怎么跟香客打交道。

第三，人类学特别重视日常生活的呈现。这个就需要我们去体验，从不断的日常重复的生活现象中去寻找稳定的、本质的东西。

第四，人类学的纪录片不会拘泥于我们传统的电影电视的表现方式。为了把事情讲明白，其实什么手段都可以用，该用动画用动画，该用字幕用字幕，可能整屏，然后好几屏都是字幕。它其实是要准确和把你对一个群体的研究讲清楚，所以它是超越了传统纪录片相对封闭的语言的。

比如说我们清影工作室跟张小军老师拍过一个片子，叫《卯节》，这个片子讲的是是贵州水族的一个节日。

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联合研究院合作导师。《中国史诗百部工程》副主编，《中国节日志》全国编辑委员会委员。导演纪录片《卯节》获2017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优秀影片奖，入围2016年广西民族志影展竞赛单元

《卯节》上来连续四五屏全是字幕，因为所谓「卯节」是这附近几个村庄轮流过节，这边过完了那边过，因此形成了一个权力的循环。你要给观众解释这个事儿，光靠影像是解释不明白的。

周：还是以一种学术或者历史信息的传播扩散为目的。

雷：我觉得但凡是奔着以上这几个目的的，其实都可以算人类学影像，最起码可以说它是有人类学色彩的。

周：所以我总结一下，你从95年毕业去黑龙江，98年到央视，然后又去了广院做研究生，好像从2006年到08年之后，你算是找到了更清晰的学术方向。或者可以说是学术+创作方向结合，可以这么理解吗？

雷：其实这样挺幸福的，我觉得得益于学校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尹鸿老师做我们院长的时候，鼓励我们两件事：

第一鼓励跨学科，第二就鼓励学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毕业，原来硕士毕业都要写论文的，后来我们就跟学校申请，学术硕士他们那也可以用作品毕业，然后学校就批了。那时候整个社会氛围就全是一个在改革的状态，领导也非常敢担当，也非常鼓励创新。

一旦学生可以用作品毕业，学生的那种创造力是无穷的。他对自己的世界感兴趣，你又教会了他影像语言，最后真的能碰撞出不少好片子。比如我们一年如果有十个学生要用作品毕业，那最起码有两三个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首先他们的田野特别扎实，硕士三年，有一年多都在拍摄，拍出来就不像只拍了两三个礼拜的东西。所以政策的转变，其实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后我们现在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了。

周：你们学生拍片子遇到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雷：每年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走进田野。就是怎么样让拍摄对象接受你。

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隐私意识都很强。拍摄对象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生活给那么多人看。这个是永远要解决的问题。

周：是不是要用到一些人类学的方法？

雷：所以「共创」就是一个概念。这不是我的作品，是我们共同的作品。这是走进田野的方法之一。

还有我们学生有一个特别简洁的方法，就是从给人孩子做学习辅导开始，他们一看清华的学生来了，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能不能辅导我家孩子？」学生去辅导几次，然后基本上就可以接受你拍了。

周：除了做学术、拍片子，你们为什么又开始做清影放映？我听说第一次放映的时候，你们从金五星买了一些小板凳？

雷：对，我们当时就很忐忑，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微信什么的，主要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金五星百货批发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四道口 ，一度曾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百货批发市场 。该市场营业面积曾最高达2.4万平方米，设有3000余个摊位，经营商品6万余品种，2017年起转型为科技园区。图片来源网络

清影放映还挺有意思，我们是从09年开始做的。那为什么会有清影放映这样一个想法？是因为06年我们做《大肆》。

《大肆》是在清华大礼堂放映的，当时效果特别好，影片内容讲的就是他们大四的生活。算是清华整个毕业季最重要的一个活动了，基本上所有毕业生都来看的。

后来做的《大一》也是在大礼堂放。

清华大礼堂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其中观影的感觉非常好。而且那两年正好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崛起。所以我们就想，能不能每次邀请一些导演，来清华做放映呢？

清华南门口那时候刚有一个新楼，老板是清华的校友。就跟他聊了一下，他说「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厅，给你装一个大投影就够了。」那个幕跟标准电影幕一样，都没有要钱。

但是当时没有椅子，它幕布很低，我们就去金五星买小马扎，这样大家就不互相挡了。

一开始放映，来的人确实是不太多的，但是有好片子的时候就坐不下了。

我举个例子，当时放映张赞波的片子，本来我们能容纳150~200人，那天大概可能来了有300人。有将近100人是看不到屏幕的。

张赞波，1973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中国内地纪录片导演、非虚构作家，先后毕业于湘潭大学、北京电影学院。2009年，凭借个人首部纪录片作品《天降》在国内独立电影圈崭露头角。2010年，执导记录长片《恋曲》、《六月》以及纪录短片《得和路243巷28弄3号》。2011年，执导纪录片《有一种静叫庄严》，该片入围第6届北京独立电影展，第5届重庆独立影展；同年，执导纪录短片《当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12年，执导纪录短片《红白蓝》。2015年，执导纪录长片《大路朝天》，该片获TIDF华人纪录片奖首奖、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同年，出版非虚构图书《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

后来顾桃、徐童的影片都放过。

当时还是有一点点钱，所以每次放映我们会给外地的导演出机票钱，让他们来现场交流。除了做放映，还给独立纪录片留了一些档案，就每次这些导演来了以后都会给他做访谈，这很重要。

广西师大出版社帮我们出了3本。现在那套书都估计都都看不到了，当时我们计划做5本，但最后只出了3本。

每一个导演来了，就会跟我们今天一样，有专门的硕士、博士去跟着采访他，然后并且把映后的交流也记录下来。

本系列丛书是清影工作室基于2009-2011三年影像放映计划整理的纪录片访谈合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集结成学，为接下来在学校教纪录片历史的这种创作分享，这是很好的教材。

雷：还是在学术上有很大作用。基于我们特别长期的几百场的放映，李莹做了她的硕士论文。她的硕士论文就出版了，叫做《生活而已：2000年后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研究》。

周：那你在清影放映之后又去做了制片人？做了发行，把这些纪录电影推到电影院，这个过程其实我也比较好奇。

雷：我们下期再说。

【下期精彩继续】

出品人：周兵

主编：张安宁 李田

编辑：陈佳苗

编辑/Jy、张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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